最近，香港经济学家郎咸平称“楼市打压成功，中国就完了”。大陆经济学家綦彦臣 驳斥道：“作为经济学家郎咸平也太过精明了，他说的话既不想得罪富人，也不想得罪 中央政府，很煽情！甚至也为地方政府说情。”原中共深圳市委宣传部官员、中国社科 院特约研究员、旅美经济学家何清涟在推特上说：“郎的讲话我看了一下。他一谈到政 治问题与美国，其思路就有问题。中共政府不是美国政府，是无限政府，央行与财政两 只钱袋通着，资源全部控着。它要破产，前提是金融系统崩溃，税收系统瘫痪，经济系 统再也榨不出油。要达到这一步，前提是行政系统彻底瘫痪，枪杆子不灵。”綦彦臣也 回应道，“在我看来没有什么‘美国阴谋论’，倒是郎咸平有个‘阴谋论’，当然‘阴谋论’我们 都把他加上引号了，当然这有点调侃了。郎咸平有两点：第一点表面上说我为百姓说话 ，实际上他不想让老百姓从房地产崩盘当中获得好处，是对房地产开发商不好，对社会 还是有好处的。第二点，就是他不希望中央政府承担住房平准责任。你是一个经济学家 ，你一定要告诉老百姓有一个平准制度现在可以操作。”綦彦臣指出，“中国古代就有这 样的宏观调控政策，比凯恩斯主义早两千年的样子。那就是西汉中期以前有一个平准制 度。东西贱了，中央买进去了，防止太贱了以后，生产者没有积极性；卖贵了中央政府 就低价向市场抛售。你既然从粮食上、猪肉是做，那么房子上为什么不能做呢？如果你 说我这个制度还有效，那你们干脆给我看一个样子，从房子上这样做一下！”
郎咸平此前的一些讲课，的确有振聋发聩得效应。但郎咸平只能做很煽情的样子博 取听众的注意，从来不在根本上即制度的层面对既得利益者进行触及，说到底还是一个 “高级红五毛”——比那些只知道一味唱颂歌的低级五毛比如司马南之流要聪敏，知道老 百姓的心思也知道不实事求是地说出一些问题就没有听众。郎咸平聪敏的地方就是既要 煽动起老百姓的仇恨，同时还要为老百姓找到一个发泄口——“外国势力”。其本质不是 为百姓说话，也不想让老百姓从房地产崩盘当中获得好处，只是为了维护权贵们的既得 利益，对权贵们“小骂大帮忙”，在忽悠民众。郎咸平的忽悠，早在几年前就被网民拆穿 了很多。郎咸平和权贵当局一样，也热衷于“玩怪罪游戏”的专制老把戏。问题是，这种 “怪罪游戏”玩了一次又一次却老没长进，倒是民众们不再听从这种忽悠了。
甚至还将一些民主制度下的发展中国家遇到的问题，归咎于民主体制。比如郎咸平 在中印比较时，举出一些他描绘的印度经济发展的问题，以此来评价民主好还是不好。
资深传媒人士、著名媒体人郭宇宽就评价说：这不像一个受过学术训练的人的思考 水平。如果一定要比较印度和中国，最基本的逻辑基础是多变量的综合分析。比如说要 评价炸鸡翅这种食品对人的健康好还是不好，就不能拿飞人博尔特来跟一般人比；据说 博尔特喜欢吃炸鸡翅，他得了奥运冠军，按郎咸平的逻辑，就成了多吃炸鸡翅的人跑得 快。郎咸平的比较逻辑就是这样：印度搞民主选举，中国不搞民主选举，中国GDP每年 增长10%，印度每年增长8%，说明民主不管用，不搞民主，更有利于经济发展。
但是，现在郎咸平又以“中国完了”的论述，来反证其以前的论述等于自己找抽。现 在，他忘记了他曾经说过民主制度不好的论述。但听众不会忘记。
其实，虽然中国和印度都是发展中的人口大国，但其资源秉赋特别是历史积累差别 很大。如果一定单纯为了比较说明政治体制对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郎咸平就不应该把 中国和欧洲比，也不应该把中国和印度这样的南亚国家比甚至与非洲国家比，应该把中 国大陆和台湾，香港，南韩，朝鲜，日本这样的有近似文化传统、人口密度、资源、气 候条件、生产方式的国家比，会更加有说服力。只不过这样的比较是郎咸平的弱项。他 喜欢拿印度甚至非洲的例子来和中国大陆比较，告诉听众和读者：看，搞民主没用！
但印度不像中国。中国早在周天子的时代就形成了中华认同概念，秦始皇又建立了 大一统；而印度在漫长的历史中更像是一个地理概念而不是国家概念。直到今天，印度 普遍国民的国家认同也远远没有中国人强烈，这使得印度在很多问题上确实像是一盘散 沙。要是办中国那样动员全国资源来搞奥运会的事情，确实比较困难。
印度大陆是平坦的，表面从数字上，印度的可耕地比中国多，但印度处在热带地区 ，全年分为两个季节，雨季和旱季。历史学家兰德斯的著作《国富国穷》从经济、文化 、制度、自然资源、历史传统等方面对国家经济潜力进行比较，他的分析从产值和人均 收入来看，温带到热带总体趋势是越热的地方国家越穷。而中国由于多山，虽然耕地面 积相对不多，但是多处在暖温带和少部分亚热带，气候更加温和，有更好的条件发展农 业和包括理论上的资本主义经济发育。这个道理也很简单，印度到了漫长的旱季，气温 常常动辄接近50度。这样的气候，不要说种庄稼很困难，劳动也是很大的痛苦。睡觉 ，减少身体消耗，是最明智的选择，所以释迦牟尼时代能够制定僧团组织过午不食的纪 律，而在中国大多数地区，晚上不吃饱饭是抗不住的。这也是一种传统，在一年之中， 印度人的工作时间要远少于中国人。
再加上印度教有乐天知命的传统，甚至反对现代化。而中国伴随着学习“洋务”，兴 办实业就成为民族意识的崛起。而甘地领导的独立运动，他的政治理想，不是让印度发 展经济，而是让印度回归反工业化的田园社会。甘地的理想也深远的影响了印度社会， 在这种观念看来，要赚那么多钱干吗，活这么累干吗，知足就行了，经常唱唱歌跳跳舞 不是蛮好的么。甘地自己就整天只裹一块破布，过绝对的低碳生活。这也是为什么印度 的人均GDP不如中国的一种原因。但照盖乐普的统计分析，印度的国民幸福感水平却排 名在中国之前。学过经济学的应该知道，幸福感水平是比GDP或者出口量跟能衡量国民 需求的满足程度。
郎咸平也是知道这个事实的，他曾在一次演讲中做很有良知状说“中国人的收入全 球最低，工作时间最长”，但在他进行中印制度比较的时候，就忘记了这个重要变量差 别。两家邻居，一家男女老少每天工作12个小时，没有节假日，一个月挣一万；另一 家每天工作７个小时，经常唱歌跳舞，一个月挣６千。那个没日没夜工作的一家人有什 么好得意的？有什么资格嘲笑总是唱歌跳舞的一家人收入比他们少？不能理解什么是幸 福的人，很难理解什么是真正的经济学。中国现在每年GDP增长10％，比印度高，但 有多少含量是靠透支资源，搞建设，搞拆迁，把一条路修了再挖，挖了再修搞出来的。 而印度目前的经济增长速度８％，是靠软件业，服务业这些更有技术含量的领域，增长 质量比中国要高，而且印度的增长是在一边唱歌跳舞的条件下达到的。
郎咸平还说印度“人口比我们少2亿，耕地面积比我们多40%，结果他们是最大的粮 食进口国，他们养不起自己的老百姓。”首先，这与事实不符，印度的稻米和一些经济 作物的出口，都远远领先中国。其次就算印度进口很多粮食也不能得出“印度养不起自 己的老百姓” 的结论。印度不像中国用户籍制度把农民捆绑在土地上，而是放开劳动力 流动，允许土地撂荒，他们的农业政策，没有搞“以粮为纲”，缺粮食，就到国际市场上 进口，做更符合自己比较优势的事情，这未尝不值得我们参考。南朝鲜和北朝鲜相比， 南朝鲜的农业自给自足率肯定不如北朝鲜高，看看到底是谁养不起自己的老百姓？如果 要中国和印度相比，中国因为当年的毛泽东一人极权体制，老百姓已经饿殍遍野，一边 还在向国外出口粮食，结果在风调雨顺的年景，搞出个“三年自然灾害”，而印度是真遇 到了自然灾害，却因为政府能够考虑民众的需求，通过进口粮食避免了饥荒的发生。郎 咸平如果是一个尊重事实的学者，他先应该回答，中国具有这么温和适合耕作的气候条 件，具有全世界都少有的勤劳隐忍的人民，却搞出饿死几千万人的惨剧，这和他呼吁的 加强集权，有什么逻辑关系。
郎咸平告诉读者，“印度的腐败程度难以想象”。印度确实有很多的腐败，腐败确实 有传统因素的影响，不是光靠民主就能解决的。假如一个丹麦或者瑞典的人到了印度发 现印度的腐败对他们来说难以想象，人们是可以理解的。但郎咸平这个一年到头在大陆 捞钱的人，说他发现印度腐败“难于想象”，就让人不可思议了。根据总部在柏林的透明 国际每年公布的“全球腐败指数”，印度和中国的腐败水平，基本是不相上下同一水平的 ，大致都是在70几名左右。由于印度是一个地方自治的分权制国家，中国是一个从中 央到地方的一元制极权国家（郎咸平嫌集权的还不够）。所以腐败也各有特点。然而印 度的腐败更像是一种自下而上的草根分沾机制，中国的腐败更像是一种自上而下的精英 掠夺机制。
一些在印度投资的商人，他们普遍反映越是在印度基层地区，越是腐败严重。在印 度有些地方的地方政治家几乎是赤裸裸的腐败分子，报纸经常报道，但是民众就是愿意 选他；因为他在腐败中，也维护了地方利益，甚至腐败来的钱很大一部分，也要在为了 选举的需要，给选民送礼。如果一个地方政治人物光是腐败，而对他的选民不大方，下 次别人就很难再选他。听印度基层地区的人介绍，有的地方，竞选人会给一个家里送一 台电视机，一台摩托车之类的贵重礼物。而在印度的政治高层，相对比较精英化，道德 职业水准也较高，比如国家开发银行像王益这样程度的腐败，商务部一个处长就可以捞 几千万的案例，在印度是比较罕见的。最明显的表现是，中国政府官员的公款吃喝是几 乎不需要遮掩的，政府的高级公务车满街都是，一个县政府的大楼宏伟的像白宫，这在 印度较难看到。现在在世界任何地方的旅游景点，人们总能看见，来自大陆各级政府的 公费旅游代表团，他们一眼就能看出和普通游客的区别，他们在景点拍照都要按官大官 小的次序站，穿的都是西装衬衫，最爱出入常是赌场，脱衣舞厅。但印度政府官员的公 款旅行团，几乎绝迹。
而让郎咸平判断印度不如中国的最主要例子是：“香港一个大集团的CEO，他带着 香港的商会去印度投资，他回来抱怨说，在内地我做个生意，我可能会找内地官员和人 脉，问题不大，成本并不是很高。但印度不行，我找了那个A部门还不行，B还要说话 ，B说完之后，C又出来说了，到最后我发现，我请了一堆人出来，没有人能办事。”这 也表达了他最根本的逻辑错误，郎咸平认为在中国，只要花钱就好办事，而在印度花钱 也不见得好办事，就觉得中国比印度好。从此，人们就可以理解郎咸平所提倡的法制到 底是什么货色，也能理解他的道义包装背后到底是站在谁的立场说话。
在中国大陆，商人到一个县投资，只要搞定县委书记就可以了，“问题不大，成本 不高”。而在印度是一个分权的制衡系统，不是搞定一个人就行的。也就是说，在中国 腐败成本比较低，腐败收益比较大，而在印度，腐败成本比较高，而腐败收益比较小。 这样两个国家，听完郎咸平的介绍，听众和读者如果自己用脑子想一想，会觉得谁的腐 败更加可怕。
中印腐败模式的差异，也造成了经济结构的差异。中国的经济巨头，更多体现密切 的政商合作关系，比如中国的富豪榜上，几乎多数都是地产商，依靠从政府征地赚钱。 而印度排名在前的富豪，几乎没有地产商，而是以Infosys为代表的世界级软件巨头； 甚至想收购宝钢的更加国际化的米塔尔钢铁；搞实业的汽车巨头塔塔……，这些在国际 舞台上的印度企业家，用周其仁教授的话来说，“一不靠出售自然资源，二不靠廉价劳 动力优势，三不靠贩卖军火，四不靠政府补贴。靠什么呢？靠技术创新产品、管理、本 土和非本土市场开发。”
印度的企业环境和企业家精神，不说学习，至少也应该值得很多中国企业和学者借 鉴，而不是像郎咸平那样出于无知，忽悠老百姓以自恃高明的嘲笑。
在郎咸平看来，印度的体制是低效的，他举的例子是“你看那个浦项制铁，它当年 进印度的时候，那真是费了劲了，为什么？它要占用村中的林地，这居民闹得李明博跟 辛格谈判了好几次。”与此相比中国的体制，官员的决策实在是太高效了，这是郎咸平 所推崇的集权带来的高效。在中国，政府官员，想拆那片，就拆那片，想拆谁家的房子 ，就拆谁家的房子，想征那个村的地就征那个村的地，转手卖给开发商，政府就可以赚 大钱。谁不服，地方官员就可以把谁抓起来。这种高效而且严刑峻法的政府，就是郎咸 平所提倡，而且他觉得集权得还不够。在郎咸平眼里，村民的林地算什么，要搞个大项 目，带动地方政府税收，拉动GDP，还需要谈判么？派“棒子队”和警察不就搞定了么？ 但在印度搞不定，印度是一个多党制衡、有新闻媒体监督的民主制度，是一个不由政府 控制的国家。在郎咸平看来，这是一个国家低效的根源。而正常的人，看到的却是对哪 怕最弱势的公民权利的保障。
多快好省的上马，甚至不用经过认真论证的上马大项目，真的那么好么？最近的缅 甸“为了尊重民意”决定停建在缅甸北部少数民族地区由中国大陆投资兴建的有争议的密 松水电站。停建的密松水电站，中国大陆总投资为36亿，已经投了20亿。这个项目严 重改变了缅甸生态环境，一直备受环保人士、政治反对派、当地的少数民族强烈反对。 缅甸舆论认为，民主化将有利于吸引西方的投资。而对中国大陆民众来说，缅甸的转型 却有很大积极的意义。《环球时报》的社论说，“缅甸在密松水电站的毁约，让中国公 司损失惨重。”显然，“尊重民意”对《环球时报》或大陆当局来说还是一个陌生的、或 者是可疑的概念。在权贵统治的中国大陆，不存在所谓的“尊重民意”的问题，因为他们 ，坚持声言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任何问题上都代表民意、代表绝大多数中国人的 利益。
不过，在印度即使要修一条高速公路，谈判过程也很漫长。这个过程中，老百姓是 实际的受益者，而且一个项目论证充分一些，当时也许着急一些，回过头看也许还有好 处。而我们要修一条高速公路，领导一拍脑袋就可以决定，效率是很高，犯错误的效率 也很高，最后修好了，车流量不够，甚至规划不合理，虽然短期拉动GDP和政绩的效果 很明显，但经常是低效的重复建设，而沿途的居民只能被迫接受强制的搬迁协议。哪种 体制更符合百姓的福祉？这个道理并不复杂。
郎咸平所提倡的高效，其实是官僚裙带资本主义为所欲为的高效。在中国随便一个 县，都会看到政府门前宽阔无比但是格调低俗的大广场，和天安门前一样八个车道的马 路。赤裸裸地炫耀权力的意志。这种郎咸平所提倡的“高效有执行力”的政府，人民感到 恐惧和痛心。
整天泡在中国的五星级宾馆，豪华酒店和高尔夫球场出入的人，自然会嘲笑印度的 首都居然有公开的贫民区——郎咸平在大陆讲课，就主动要求入住总统套房。但如果他 真的亲身到印度的贫民窟参观过，就会比较出，北京和上海为了城市形象而被驱赶出视 线之外，大量 “农民工”的居住条件比印度的贫民区更差，他就该明白这种嘲笑是多么的 可笑！中国穷人的生存状态并不比印度的穷人乐观，区别只是印度的穷人是公开的，全 世界都能看到。而中国的穷人，为了展现国家的形象，借着一次次奥运会、世博会、“X X大”的理由被驱赶和遮掩起来而已。郎咸平总是宣称民主无用，中国当下要加强集权， 加强严刑峻法。郎咸平从来没有办法正面回答的一个问题。遗憾的是，他的粉丝们也并 不需要他回答。
问题是。如果没有民主机制的保障，由谁来制定严刑峻法？怎么确定那个权力集团 制定出来的严刑峻法是用来保护人民，而不是用来掠夺人民的？谁来主导严刑峻法，这 个严刑峻法是用来惩罚腐败透顶的政府官员还是惩罚无辜的人民？！……。在中国不谈 权力的运行机制，不谈权力来源的合法性，光讲集权和严刑峻法，只有两种可能，要么 无知，要么无耻。
一个知识分子存在的价值，是为苍生说人话，而不是为违法强权唱赞歌。
郎咸平和他的营销团队，包装他的口号是“良知”二字。而学者以良知自诩，首先就 要保证的是尊重事实和逻辑，为公众提供真实的判断，而不是忽视或混淆真实的客观问 题。
但如果一定要谈良知，从目前郎咸平的言行来看，他的“良知”一定指向人的良知。 而中国人如果还不感到危机，反思自己的发展模式，像郎咸平这样嘲笑印度的民主，未 来只会证明自己的可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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