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昌海：中国的问题症结在哪里？ - 颜昌海的日志

颜昌海：中国的问题症结在哪里？ - 颜昌海的日志

2011年12月25日体20周年纪念日，俄罗斯民众24日举行大规模抗议示威，要求实现真正的民主选举。而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发表长篇文章谈苏联解体20年，承认苏联解体是因为没有实施真正的改革。

1991年8月19日，苏联共产党保守派发动政变，软禁了当时的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但是，在人民、军队和大多数苏共党员的反对下，政变仅仅维持3天就宣告失败。随后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宣布苏共为非法组织，戈尔巴乔夫宣布苏共自动解散并辞去总书记职务，拥有2000万党员的苏共随即解体。12月25日，戈尔巴乔夫将国家权力移交给俄罗斯总统，苏联正式解体。而今年12月24日，俄罗斯一百多个城市再次爆发抗议示威，首都莫斯科有12万人参加，戈尔巴乔夫等各界名人纷纷呼吁连任三届的普京下台。大规模抗议，让人联想到20年前的苏联解体。就在苏联解体20周年之际，《人民日报》26日发表题为“主动把握历史的未来”的文章，声称“苏联解体是20世纪最具震撼力的事件之一”，“共产主义失败了”，成为西方乃至世界的主导思维。

这等于执政党公开宣布共产主义的失败，即使“信仰共产主义”，再也无人迎合了。但人们知道，苏共以前本身有一个顽强的意识形态即“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失败也就是共产制度的终结。中共从前也是这个意识形态——斯大林主义的毛泽东思想。只是是邓小平理论将之“修正”为“改革开放”。发展至今，官方已经没有任何信仰了，除了钱和权。也就是说，剩下的只有“利益”二字，唯利是图就是信仰。

党报文章说，社会主义阵营“老大哥”消失，西亚、北非地区陷入动荡。尽管两件事相隔20年，但是人们探寻“传导效应”，最终指向都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 党报文章也认为，苏联解体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长期以来没有实施真正意义上的改革，虽然有过一些修修补补，最后还是走进了死胡同。

从中国来说，人们主张的是和平转型，那么转型的和平程度如何，很大程度上确实取决于当局是否能够“放下钱权、立党为公”。但现实是，意识形态的支撑已经没有了，但要搞什么，也说不清楚，只好维持现状。制度本身已经“走进了死胡同”处于崩溃状况，还要维持现状，这不搞、那也不搞，岂非坐以待毙？！

文章承认，中国现有体制难以满足民众日益增长的诉求，新旧体制转型成为趋势。人所共知，权贵专政本身就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根本障碍。中国各地风起云涌的抗暴潮，之所以还没有对权贵统治造成根本性的动摇，就是因为这些人的抗争，基本都以经济利益作为唯一的诉求，不触及到权贵统治的本质。必须得在民众普遍觉醒，把结束权贵专政作为一个主题的思想提出来的时候，才会有真正的政治体制改革。

外界评论指出，“苏联的昨天”就是中国的今天和明天，大陆领导层应抓紧历史机遇，主动进行根本性的政治体制改革，并使全民走向精神觉醒，最终将促成中国和平转型。
然而这种任务对于执政党来说，却是痛苦而且艰巨的。比如12月26日这一天，是中共前领袖毛泽东的冥诞，官方未有正式活动，但民间有民众借纪念毛泽东表达对当局的不满。山东烟台一千多名军转干部在文化广场集合，要求当局落实军转干部政策。北京有一千多位访民计划到毛泽东纪念堂，但在北京南站遭警方拦截。其中来自成都的20多位访民在天安门广场附近被公安带走。自由亚洲电台报道，毛泽东118周年冥诞，各地都有民众借“纪念”毛泽东表达对当局的不满。当天上午，正在北京的成都双流县20位访民在北京纪念毛泽东诞辰。另据博讯网消息，还有各地访民从北京四面八方向北京南站逐渐汇集，人数不低于一千人。他们准备乘20路公交车到毛泽东纪念堂。北京警方派出大批警察在南站、在进入天安门的公交车站等地清理访民。一位军转干部曲世涛说，长期以来，当局未妥善安置退伍军人，要求按国家政策，恢复他们的待遇，包括加退休工资及提供养老保障：“中央的一些安置政策朝令夕改，国家干部一夜之间变成了弱势群体，这个反差太大，所以他们心里不平衡。”……

《德国之声》文章说，毛泽东统治中国是在1949年开始，二战早已结束，他没有也不可能通过发动大规模对外战争来杀人，也不存在种族屠杀问题。毛泽东杀人的对象是中国人，而且是在和平时期。土改、三反、五反、镇反、反右、文革，毛泽东杀人的手段是通过残酷的政治运动屠杀所谓阶级敌人和知识份子，仅文革非正常死亡就达200多万人；1958年，毛泽东发动大跃进运动，要赶英超美，大炼钢铁、大食堂、亩产万斤，通过乌托邦式的谎言和欺骗制造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三年大饥荒，饿死三、四千万中国农民。文章认为，重庆的“毛泽东热”是官方组织的“毛泽东热”，并不能真正反映广大民众的心理。重庆有“唱红”，但“偶像的黄昏”已经黑下来了！

而法国“解放报”则报道称，中国各种信好在变“红”：经济增长放缓，房地产降半旗，罢工此起彼伏，当局强化对民众监控的力度。该报驻北京记者格朗日罗说，中国边境警察最近接到一个长长的黑名单，许多债台高筑的企业老板被禁止离境。这个迹象显示，随着经济放缓，北京的忧虑正在增加。中国贷款越来越难，出口下降，人民币汇率明显降低，房地产价格下滑，制造业降至3年最低，罢工越来越多；……。这些现象表示社会危机近在咫尺。

为了应对所谓“市场经济的负面效应”，高层提出要创新管理社会，使其更适应“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法国解放报说，30年来，中国执政党执政的主要支柱是民众不断提高的生活水平，然而现在中国经济增长开始放缓，从2010年的10.4%，降到今年第三季度的9.1%。专家认为，未来几个月中国经济增长可能降至8%，甚至7%，因此当局的担心不是没有原因。用他们的行话来说，就是要加强社会管理。这些管理包括一系列强迫措施：有恫吓，有调解，有压制社会冲突的监控手段，还有宣传和新闻封锁管制等等，“将社会和谐因素放到最大，将不和谐因素缩到最小”。在一长串北京当局严密监控的清单上，除了异见人士、活跃的网民、上访人士、大学教师、非政府组织、私营企业之外，也许还要加上其他潜在的不安定因素：比如农民工或房产主。最近房价下滑，有房产的人，财产大幅缩水，严重不满。最近上海发生买房者怒砸开发商办公地点的事件。原因是已购房的人不满开发商大幅降价，使他们的房产严重缩水。2000年以来，中国房地产价格涨了5倍，甚至10倍。北京最近戳破这个领域的泡沫，房地产价格开始下降。……

然而，房价回到正常状态对于银行来说十分沉重。如同美国房屋次贷一样，许多债务缠身的企业和地方政府，都将房地产当作投资和支撑额外财源的杠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1月曾郑重警告说，现在中国的银行系统虽然没出问题，但非常不堪一击，原因就是房地产泡沫。国际货币基金还对中国2008年出台的4千亿元刺激经济计划的投资低效率表示忧虑。这项庞大的投资大都流入国企，私有企业则依靠借高利贷度日。在制造业集中的温州市，已有80多名私企老板因还不起高利贷而关门跑路。他们或逃到中国其他地区，或逃到国外。

货币紧缩是好事，表明货币一时还崩溃不了，大的危机不会出现，也有利于中国经济实现一次转型。其实，经济转型最好的年份就是2008年至2009年，但是，那次机会错过了。繁荣、衰退、调整、复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是宏观经济的规律，拒绝调整，就等于放大投资泡沫，现在调整起来，难度更大。
展望明年的中国经济，经济评论人士毫不乐观。

首先看美元的走势。美元已经聚集了强劲的上涨能量，美国的失业率已经从10.08%的高位回落到8.6%，还在继续回落。今年感恩节，美国私人消费总量创历史新高，房屋指数也在上涨，GDP在稳步增长，再加上欧洲债务问题，所以，美元上涨预期很强烈。关于欧洲的债务问题，人们不必过于担忧，更无须恐慌。分析债务问题，一定要考虑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这个国家的资产。欧洲各国的资产都十分优质。拿黄金来说，德国有3401吨，意大利有2451吨，法国有2435吨，整个欧元区的黄金储备比美国的黄金储备要多出一千多吨。欧债危机有几种方式，要么法国、德国“携款潜逃”，要么意大利、希腊退出欧元。如果这两种方式大家都不接受，那意大利和希腊抛售黄金，出售银行资产，就不会引发什么全球危机。中国的地方债务也一样，很多人只看债务，不看地方政府的资产，本年度利息支出305亿人民币是很小的一件事，根本不必出售资产也能解决。

中国的问题在：一是决策层优柔寡断，对房价泡沫心存软着陆的希望。日本政府当年遇到的是和中国现在一模一样的状态，实行的是《土地融资限令》，也就是对所有房地产贷款一刀两段，不给一分钱贷款，所以，房价泡沫很快破灭，经济也很快进入调整。而软着陆，就是耗时间，其结果，又是错失一次调整的良机，最后引发的就不仅仅只是房价的软着陆，而是货币的崩溃。二是上层建筑远远不能适应经济基础的发展。所有的法律搁置一边，一心只为经济增长，这不仅仅只是带来社会价值观的裂变，也是社会动荡的根源。法纲失常，还谈什么伦理道德？对开发商闲置土地两年没有开发无偿收回，说了多少年，根本就不去执行，这是什么行为，说轻了是政府不作为，说重了是对人民的犯罪。三是金融模型必须重铸。中国A股2010年全年利润为17850亿元，金融业利润占了8429亿元; 而准备金按照78.7万亿冻结的资金大概是16.9万亿，如果按照3.5%的利息总成本大约为5900亿元，按照银行间拆借年率利息总成本8460。准备金的成本加上金融业利润已经吞噬了几乎中国所有行业的利润。那么说明中国的利率是存在严重问题的。四是货币增长必须立法。考察过全球各国的货币增长情况，没有一个国家M2增长是高于GDP增长（冲抵CPI增速后的实际增长）4%的（德国战后、津巴布韦等国例外）。我们在2009年M2增长居然高于经济增长的三倍。这直接将养老保险、社会保障基金、住房公积金、城乡居民存款大幅贬值。五是该放开的一定要放开。对新闻、出版、文化产业应该全面放开，平等竞争；对金融服务业、教育、医疗产业有序放开。让国家和央企退一步，让民企和私人进一步。这才能是对内搞活。而这一切都期待能在一两年之内完成，中国经济才能不必过分依赖房地产和国外市场的带动，人民也能安居乐业。

评论人士认为：很显然，要完成这些转型不是2012年的事，但真的不能拖啦。对2011年的中国经济关键词，曾经用过一个字：耗。现在，一年耗过去了。2012年中国经济的关键字可能也是一个字：熬。全民煎熬。

2011年，中国GDP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在“奇迹”背后，却难掩公众的不幸福感甚至日增的愤怒情绪。

1959年，在莫斯科举行的美国国家博览会开幕式上，美国副总统尼克松与赫鲁晓夫之间展开了著名的“厨房辩论”。尼克松巧妙地把辩论的焦点转移到了洗衣机等家用电器上，而不是武器上，最终被认为赢得了辩论，在国内威望大增。而且此后几十年美苏经济对比的戏剧性演变确实佐证了尼克松的观点。

苏联悲剧可以为我们提供很多借鉴。首先，经济发展的根本目标是提升人民的幸福程度，而非盲目追求经济规模。脱离民生的经济发展，不仅会失去民众支持，也会因为民众收入有限造成消费需求难以提振，最终陷入投资驱动的泥沼。其次，GDP的结构很重要，苏联当时虽然是世界第二强国，但把资源过度投向军事和工业领域，而导弹对公众的日常生活而言显然不如茶叶蛋重要。第三，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至关重要。经济竞赛是长跑，暂时的领先有时只是透支的先兆而已。正如克鲁格曼在经典文章《亚洲奇迹的神话》中所揭示的：苏联通过投入扩张、而不是通过提高单位投入的产出来促进经济增长，不可避免地会受到边际报酬递减的约束。克鲁格曼也尖锐地预测了“东亚奇迹”的不可持续。

如果人们以足够清醒的态度审视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就不难发现其经济奇迹并没有创造例外，很大程度上是在重复高储蓄、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甚至在错误方向上走得更远。剖析中国经济的本质，乃定位于“世界工厂”。自2001年加入WTO以来，“中国制造”占全球制造业的份额从7％猛增至14％左右。中国制造之所以能迅速攻城略地，基本上靠的是低成本竞争力。低成本竞争本身未必是坏事，不过考虑到中国制造的低成本不是像丰田汽车那样来自管理效率，而是建立在被扭曲的劳动力、资源和环境等生产要素价格之上，情况就不容乐观了。简而言之，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下，目前的GDP奇迹相当程度上是以牺牲员工权益（尤其是农民工）、污染环境和透支未来资源的方式实现的。

由于缺乏必要的职业防护，很多农民工患上了“尘肺病”等职业病。自然资源不仅属于当代人，也属于子孙后代，但由于子孙后代在当下并没有投票权，无法阻止资源被过度开采，留给他们只有废弃的矿山、污染的河流。甘肃舟曲县只用了半个世纪就从“陇上小江南”沦为泥石流多发区。从1952年8月舟曲林业局成立到1990年，舟曲县累计采伐森林189.75万亩，森林面积每年以5万亩（30平方千米）的速度削减。由于环保部门有法不依，中国成了污染环境的乐园。根据测算，全国有70％的江河水系受到污染，40％基本丧失了使用功能，流经城市的河流95％以上受到严重污染（据报道，重金属污染最为严重的湘江，到2015年需要为治理投入3000亿元）；3亿农民喝不到干净水，4亿城市人呼吸不到新鲜空气；1／3的国土受到酸雨侵袭，世界上污染最严重的20个城市中国占了16个。更有甚者，全世界电子垃圾80%被运到亚洲，而其中的很大部分又被运到中国，对汕头等地的环境造成了严重污染。《暸望周刊》综合世界银行、中科院和环保总局的测算，估计中国每年因环境污染造成的损失约占GDP的10％。这意味着中国的经济奇迹是一种幻觉。这种幻觉来自跨期效应，即经济收益在当期，污染成本爆发在远期。我们只是暂时生活在生活条件改善的幻觉中，一旦污染造成的后果集中爆发，公众对经济增长的认同感就会消失。

生产要素价格被低估的增长模式之所以能长期存在，与强势政府是分不开的。从中央到地方，“保增长”被视为主要的政绩指标，结果出现了“政治经济一体化”的体制架构，政府以“经济建设”而非“公共服务”为主要职能。这种体制的关键点在于：第一，政府控制了大量经济资源，包括央企（很多都处于垄断地位）、地方国有企业、高额税收等，尤其是近年来突出的土地出让金。第二，政府的开支几乎不受制约。在财政缺乏透明度的情况下，财政民主流于空谈。政府可以随心所欲地将资源投入到快速创造GDP的领域和各种形象工程（如机场、地铁、运动会）。投资2000亿的三峡工程尚且经过了人大表决，而每年投资近万亿的高铁居然没有经过人大表决程序。第三，政府拥有强大的间接获得资源的能力，例如银行负利率、IPO审批制、国有银行主导的金融体系，以及在电信、石油等行业的垄断优势。2010年，仅中石油、中石化两家公司的利润就超过民营企业500强的利润总和。政府控制资源的超级能力，虽然使得庞大的经济建设机器能够开足马力，但是也埋下了巨大的隐患。

在政治经济一体化模式下，政府拥有雄厚经济资源，而投资又缺乏制约，加上国企的体制性缺陷，这使得投资冲动难以遏制。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在经济刺激的旗日下出现投资失控，2009和2010年新增银行贷款18万亿，过度膨胀导致铁道部和地方融资平台陷入债务困境。这使得中央政策陷入进退两难境地：紧缩可能导致债务危机爆发，继续贷款可导致银行风险失控。

政经一体化模式更大的问题是对法治的破坏。好的市场经济一定是法治的市场经济。但在现阶段，由于政府以经济建设为主要职能，既做运动员又做裁判员，司法独立难以维系。为了GDP政绩，地方政府通常对污染问题视而不见甚至充当保护伞。1998年到2002年，中国发生重特大环境污染事故387起，只25起被追究了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犯罪；2003年到2007年中国发生重特大环境污染事故90多起，被追究违法犯罪的仅12起；2004年环保部直接处理的重特大突发环境事件有14起，但是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只有四川沱江水污染事件一起。

在众多的环境污染、征地、拆迁事件中，由于地方政府是纠纷的当事方，公众不信任司法判决，或诉诸群体性事件，或进京上访。可以说，不改变现行的“政经一体化体制”，食品安全、环境等污染危机和群体性事件只会愈演愈烈。

若充分考虑高昂的环境污染成本，中国的GDP实际上并没有增长，经济陷入了“零和游戏”的状态：少数人主要通过损害多数人利益而致富，其方式包括：用负利率掠夺存款人（即通货膨胀税），用污染环境掠夺公众，用IPO掠夺股民，用房地产掠夺“房奴”，用央企垄断掠夺民营企业和民众，用高税收掠夺纳税人，用资源过度开发掠夺子孙。但是这样的零和游戏不可能一直玩下去。被掠夺者迟早会醒悟。要避免葬送改革开放30年来之不易的成果，我们就必须以与时俱进的态度正视“中国模式”存在的问题。“周虽旧邦，其命维新”。

2012年，中国新一届领导集体即将登场。中国未来十年的局势，将取决于领导层对“中国模式”的认知。诚然，强势政府主导下的市场经济，是前一阶段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特征，也被认为是“中国模式”的核心要素。但是，人不可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昨天的成功要素已成为今天的问题，“大政府”导致了国富民穷的经济失衡，使得经济缺乏法制保障，进而导致环境污染、食品安全、腐败与不公等问题日趋恶化。

温家宝总理在2011年达沃斯天津论坛演讲时说：“要坚持依法治国，需要改变以党代政、把权力绝对化和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要建设法治的市场经济，政治改革是绕不过去的核心命题。中央政府提出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乃至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作为“十二五”的主线，都表明了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正如管理学大师德鲁克所说，管理的本质不在于知而在于行。对一个国家而言，履行承诺、落实政策才是改革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