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土资源部副部长、中国土地学会理事长王世元最近在2011年中国土地学会 学术年会上表示，国土部将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展开农村土地股份制改革，实现农村集体 土地所有权最大化。王世元的这番话引起了海外媒体和网民的关注。香港媒体《东方日 报》发表文章指，土地是中国农民的命根，历朝历代对土地改革慎之又慎。如果对土地 进行股份制改革，这无异于为强势集团兼并土地大开绿灯。也有网民担忧，实行土地股 份制改革，势必演化成官权勾结，贪污私分。另有文章指出，近年农村由圈地占地引发 许多失地农民进行抗争、上访的案例频频发生，一些地方政府竟然公然对失地农民进行 暴力镇压。
1980年代初，中国大陆对农村取消了集体耕作制度，开始实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 制。但30年过去了，人们看到为数众多的农民并没有走上富裕的道路，仍然在贫困线 上挣扎。农民贫困的主要因素之一是土地不属于农民，使农民的基本权利得不到保障。 这都是制度上的原因造成的。土地也不能自由买卖，农民要交各种税捐，负担很沉重。 这些问题在中国是比较独特的，因为在西方以及其它发展中国家它不是这样，它基本对 农民福利上的照顾还比较多，尽量减轻农民的负担，因为他们已经经济发展是弱势了。 在中国反而更多的剥削。当然现在象这种圈地，这种强制征地，没有合理的补偿也都是 其中的原因。这就是中国农民贫穷的问题之一。
中国近年来发生的圈地运动，归根结底还是所有权不明确。土地不是农民私有的财 产，而且中国大陆也没有很明确的保障私有财产权的制度，所以就强制征收；农民遇到 比较好一点的地方政府，就给农民一定的补偿，遇到不好的地方政府则补充非常的少， 基本上就是强制掠夺。因为土地是“集体所有”，农民有经营权，所有权是“集体”。所谓 的“集体”，概念则很不清楚——要么是村委会几个人甚至就是村党支部书记和村长而已 。归根结底就是党和政府基层当局。基层当局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农民的基本权利不仅 没有保障，而且一直处于被随意掠夺的弱势。
私有财产权不能被保障，法律制度不健全，利益集团非常的强大，暴力和暴利连体 。归根结底原因在这里，而不是承包制本身造成的结果。不管什么制，都应该保障私有 财产权，法律制度健全。而土地股份制改革，并没有改革成土地私有化，土地的所有权 仍然属于集体。樊家忠对此表示，要实现土地股份制，必须首先解决土地所有权问题。 现在的股份制，好象是要把原来你的那个使用权变成股份，然后农民现在承包的土地占 有一部分的股份。股份制之后的方向某种程度上让土地买卖，使用权的买卖可以自由流 通。若某种程度会变成这个样子，搞股份制就没有意义了。现在问题是，如果土地所有 权真的能够落实，土地所有权就是某某人的，可以象商品买卖，才能对农民有所保障。 可是现在不是这样，它有两个问题：第一个是所有权不明确的问题，第二个是它根本没 有自由买卖市场的环境，土地又不能自由买卖。现在谁去买地？就是开发商跟地方政府 结合起来强制征收，给一个价格。谁定的价格？在没有市场情况下哪来的价格？所谓价 格，就只能是官商合谋给出的变相劫掠。而这正是中国大陆征地所产生的各式各样问题 病灶。这在土地所有权受到法律保障的国家，这种情况是决不允许的。
在民主国家，现在没有一个例子说，官商合谋说谁需要这个土地，包括政府需要土 地就可以随便拿走，或者开发商需要土地就可以跟地方政府联合起来把土地拿走，随便 给农民一个什么补偿。农民可以说不，随之是法律和公权力为农民撑腰，一通说不。只 有在人权保障没有确立的国家，在财产私有权没有确立的国家，才有这种现象。
中国大陆的农村土地股份制改革，并没有确立私有财产权的问题，即股份制又给人 们解释成这是什么“集体所有”——不完全的一个所有权，是官商合谋抢劫农民换汤不换 药的改革。其实，很多学者包括已过世的知名中国经济学家杨晓凯，早在20多年前就 主张中国农民主要的问题还是土地能不能自由买卖的问题，所以他就主张土地能够自由 买卖，这样才能还富于民。而所有权不很确定，到头来很可能是这里设限，那里设限， 结果仍是农村土地股份制改革，变成官商合谋土地征收的合法的而且是便利的管道。
保障农民的权益我觉得归根结底最关键的东西就是要保障他的财产权，对土地的所 有权。可是在中国这基本上像是宪法层次的问题，应该是宪法确定的土地是公有制度， 所以说这个制度真的要改变的话就要修宪。
虽然土地股份制从理论上应该给农民带来一定好处，但由于土地所有权并不属于农 民，因此土地股份制难以真正实施。农民股份制如果真的能够实行，农民就有了更明确 的土地权力。乡镇、县级政府，它再想随便征地，它就受到法律阻力。在市场经济条件 下，如果用非市场手段限制农民，那么这就使农民贫困了，而且甚至威胁农民的生命。 如果农民土地是可以交易的，就是完全私有的。农民最少能防止重大疾病不至于丧命， 比如说得了癌症，住院需要40万块钱，他家里卖了一半的地他就能救助这个生命。但 是，他的土地却不能卖，土地属于所谓集体所有，家庭联产承包，那么他就只有等死。 不允许土地买卖，不完全私有话，也影响农民取得投资资本。比如一个农民，想去城市 开一个店铺，他就可以把地卖掉，就有了资本，也不用去借贷。所以应该说是市场经济 条件下造成农民贫穷，农民收入过低，这是一个非常坏的法条。用经济学家的话说就是 宪法资源供给不足，应该从宪法角度来把土地还给农民，就是取消、宪法法条删掉集体 所有。但这是一个非常难的理论点，将来怎么突破，已经设涉及到宪法资源，改变宪法 描述。
綦彦臣还分析指出，王世元提出土地股份制，不排除是北京对目前发生在农村圈地 等矛盾激烈化的一种安抚策略，“我们可以通过上访事件看得出来，至少有40％涉及到 土地权益。而且，房地产市场扩张，也侵害了农民的利益，侵害了农民地权。未来的社 会伏笔可能还很大，甚至这也是引发社会骚乱的一个诱因。王世元国土副部长，从理论 研讨场合上说的话，并不代表会形成政策或法令，即便形成政策、法令或者条规，还要 经过很漫长的立法程序，里面的不确定性太大。他这个说法表现出北京高官对老百姓一 种安抚策略，就说我们慢慢的早早晚晚的要给你，一步步的来吧，但是它可能也是一种 策略吧，应付社会危机。”
近年来，中国地方政府为了地方GDP增长，实现城镇化目标，圈地、夺地运动正在 各地农村轰轰烈烈地进行。被征地的村民无法获得合理的补偿而被迫上访。有文章指出 ，在农民各类上访中，土地已成为农民维权抗争的焦点。这一切都因为土地所有权不属 于农民所造成，而仅仅进行土地使用权股份制改革也不能改变这种局面。
中国的土地政策属于那种一边倒的，第一是倾向国家的，比如说当国家说所谓的为 公众利益的时候，国家有权征用农业土地变国有土地，做城市开发建设。在这个过程中 ，农民实际上是几乎没有任何权力可以维护他的土地，国家的土地法是明确保证国家有 权拿走老百姓土地。所以老百姓土地第一侵犯人是国家。在这样一个情况下，成立不成 立所谓的股份制没有什么区别。而老百姓土地经常被拿走就是村长和地方干部，是靠他 手中的权力跟一些开发商勾结。在这个过程中不能给普遍老百姓最大化的补偿，就是合 情合理的补偿。换句话说就是地方的村干部在抢夺老百姓的利益。在这样的情况下，变 成股份制有什么能保证它这种现象会杜绝呢？看不出来。
变成股份制，股东的头，其实也就是所谓现在村长的那个角色。村长能侵占老百姓 的利益，股东是一样，集体土地还是归“集体所有”；比如要占用集体土地搞开发，实际 上也是个是租赁权而已。只是现在不像以前村干部拿大头，一般人拿个小头——这个土 地租赁费用一百万，村里一百户，每一户分一万——大概这么分法。表面上这样好像更 公平一点，但事实上是很有问题的。问题出在以前那个土地也是全村所有的，按理说如 果那个村卖出去地的，利益也应该是村民共分的。为什么以前可以村长和开发商勾结让 村民遭殃？有凭什么现在成立股份制就可以解决这样的问题？以前村长能干的事，成立 股份制以后，股份制的这些领头人他一样可以做，没有任何机制可以防碍他以前做的事 可以现在不做。
特别是在中国司法不能独立，媒体不能公开，很多都是暗箱操作、黑箱操作的情况 下，很明显：以前的问题不可能仅仅靠一个所谓的股份制就能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它是 一个制度上的对一个弱势群体的欺压，就是有权力的人，公权和对于老百姓生存权的一 种欺压，不会是以股份制或非股份制有任何改变。就象现在很多企业股份制，企业员工 一样会遭到盘剥一样。搞“股份制”，本身只能说明一点，官方它也不想让底下这些官员 贪得无厌，搞得各地纠纷很多。而关键的问题是，给老百姓权利让媒体监督等等这些， 它又不愿意。这本身其实是一个问题，一方面不想真正的解决这个问题，另一方面也不 想让地方政府和贪官污吏肆意横行，乃至民怨沸腾。但若不愿意实质的去解决问题，总 是用一些表面的手段去解决问题，其实反而把问题搞得更复杂。不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 ，用帖膏药的方式来解决，到头来还是糊弄自己。问题的实质是，不开发土地，官僚们 就富不起来。还因为改革开放让中国人看见了外面的世界，人们一旦拥有了自己的私有 土地，就决不会再听权贵阶级的摆布，人民就会觉醒，就会反思，就会发现他们有计划 的掠夺中国人民土地的事实，真相就会败露。所以，权贵阶级决不会交出土地的控制权 ，为了继续欺骗和统治中国人民，掠夺中国人民的财富。
但长此以往，不仅农民不会答应，已经不是农民的城市白领——农民子弟们也不会 答应。现在人们常说，知识不能改变命运，平民失去翻身的机会。
回到农村，村里老人聊天时他们常说：还是你们那时读书好，有国家分配。其实那 时很多草民只是大学毕业后仅能够安家糊口，还算没连累父母。但现在的农村，确实又 回到“读书无用”的时代了。1980年代初，那时有过“读书无用”的争论，但那仅仅是针对 一小部分群体而言的——比如对那时有城镇户口的孩子来说，读书还真的无用，反正将 来总有工作；大学毕业后分配的工作往往还不如高中毕业直接分配的工作待遇好，如一 些大型国企的职工子弟等等。而对农村户口的孩子而言，读书几乎是唯一可能改变命运 的道路，那时从小学到大学的学费都不高，除了少数非常困难的家庭之外，都是可以供 得起孩子读书的，那时中小学的学生流失也比较严重，原因多为他们学习成绩太差，实 在不愿意再读，因为那个时候中考高考的录取率实在是太低了，他们根本没可能升学。 那时的教育总体环境也确实很差。但是对农村孩子来说，只要想读书，愿意读书，还是 可能有一个“美好”未来的。而现在呢？首先要承认现在社会发财致富的机会应该说是大 大的增加了，读书并不是“独木桥”，然而对于任何国家和社会来说，发财总是少数人的 机会，创业更是少数人的成功之路，比尔.盖兹的成功并不能代表美国其他勤学青年没 有能耐。如果一个国家的民众对教育投资结果的感觉普遍是负数的话，那么这个社会必 定有大问题。而对于中国的平民来说，对教育投资的普遍感觉已经是负数了。大学毕业 ，就等于社会失业。
因此，将有越来越多的农村出生的城市白领要求将土地归还于农民。
农民，才应该是土地的真正拥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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