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毛泽东对外部世界（中国共产党辖区以外的）的非共产党人士发表了两 次重要谈话，一次是口头的，一次是书面的。
口头的谈话是在1945年7月4日。这天黄炎培应毛泽东邀请，到延安杨家岭毛泽东 住的窑洞里叙话。当时抗日战争胜利在望，黄炎培站在历史的高度，不无远虑地说，我 生60多年，耳闻的不说，亲眼所见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 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力。大凡初 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里觅 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因为历史长久，自然地惰性发 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 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 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 。一部历史，“政怠宦成”也有，“人亡政熄”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跳出 这周期律。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 这周期律的支配。毛泽东对黄炎培这位著名的党外人士回答道：“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 ，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 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熄’。”
以上这个著名的“窑洞对”，如今人们已经耳熟能详。毛泽东回答黄炎培的话，应该 说是至理。不过，这是回答党外民主人士的话，这种回答外界人士的表白，在一定程度 上也有点答记者问的意味。
毛泽东书面的谈话是1945年9月回答英国路透社驻重庆记者甘贝尔的。当时日本已 经投降，国共两党正在重庆进行谈判。甘贝尔趁毛泽东在重庆的机会，以书面形式提出 了十二个问题，请毛泽东回答。当然。毛泽东也以书面的形式给出了回答。毛泽东的书 面谈话，在1945年9月27日的《新华日报》发表， 10月8日，又在《解放日报》刊出。
甘贝尔提出的十二个问题中，第十问是：中共对“自由民主的中国”的概念及界说为 何？第十一问是:在各党派的联合政府中，中共的建设方针及恢复方针如何？第十二问 是：你赞成军队国家化，废止私人拥有军队吗？对这三个问题，毛泽东的书面回答如下 ：
“‘自由民主的中国’将是这样一个国家，它的各级政府都是由普遍、平等、无记名的 选举所产生，并向选举它们的人民负责。它将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 、民治、民享的原则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按：即‘言论和表达的自由’、‘信仰上帝的自 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和‘免于恐惧的自由’）。它将保证国家的独立、团结、统一以及与 各民主强国的合作。”
“除了军事与政治的民主改革外，中共将向政府提议，实行一个经济与文化建设纲 领。这个纲领的目的，主要是减轻人民负担，改善人民生活，实行土地改革与工业化， 奖励私人企业（除了那些带有垄断性质的部门应由民主政府经营外），在平等互利的原 则下，欢迎外人投资与发展国际贸易，推广群众教育。这一切也都是与孙中山先生的遗 教相符的。”
“我们完全赞成军队国家化与废止私人军队，这两件事的共同前提就是国家民主化 。通常所说的‘共产党军队’，按其实际乃是中国人民在战争中自愿组织起来而仅仅服务 于保卫祖国的军队，这是一种新型的军队，与过去中国一切属于个人的旧式军队完全不 同。它的民主性质为中国军队之真正国家化提供了可贵的经验，足为中国其它军队改进 的参考。”
上述毛泽东的谈话不仅是至理，还是“自由民主的中国”的正确方向。建设一个“自 由民主的中国”是中国人民的愿望，也是历史发展进程中，与封建主义以及帝国主义统 治彻底告别的历史发展要求。“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 原则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这正是中国民主主义革命所追求的一种境界。日本侵略中 国，使中国失去了追求这种境界的可能。在抗日战争取得胜利、中国人面临重塑祖国的 时刻，中国民主主义革命所追求的境界，在客观上，恰是中国人民唯一正确的选择。毛 泽东的书面谈话，在《新华日报》和《解放日报》发表以后，可以设想，这篇谈话由于 反映了人们的心声，肯定会在国统区的各界人士中，得到强烈的共鸣和支持。推而广之 ，也一定会在国际上，得到广泛的同情和认同。然而，上述书面谈话是不是反映了毛泽 东思想的核心和要点呢？不仅不是，这个谈话还可以说，和毛泽东的核心思想完全是南 辕北辙的。
毛泽东思想的核心是夺取统治中国的政权，他最热衷的是大搞阶级斗争，他崇拜暴 力，“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在夺取政权以后，他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即他自己来专 政）。在具体做法上，毛泽东走的是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路线。在阶级斗争 中，毛泽东紧紧抓在手里的是三个“法宝”：一个党、一只军队、一个“统一战线”。在夺 取政权以后，毛泽东遵循历史循环的血酬定律，是要“坐权贵主义者山”的。在他坐权贵 主义者山中，他不承认世界需要平等，他要压迫“资产阶级”（虽然当时资产阶级已经不 存在了，但不要紧，他指谁，谁就是）。他要进行“继续革命”，要旨就是对“资产阶级” 实行全面专政。1949年以后，毛泽东走的是一条专制独裁的复辟封建主义之路，这是 不争的事实。事实表明，“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 则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和毛泽东思想是完全风马牛不相及的，和毛泽东的“革命”实 践是完全风马牛不相及。无论是在毛泽东的思想里，还是在毛泽东的实践中，三民主义 ，民有、民治、民享原则与四大自由，从未有过应有的地位。
毛泽东又为什么说这些同他一贯主张根本不着边际的话呢？因为，这是书面的“答 记者问”。答记者问嘛，总要装一装的，即令毛泽东这样的“伟人”也不例外。毛泽东和 各种欺世盗名的骗人政客一样，也自觉地遵从“必须装”的规律。不过，毛泽东和一般二 三流的政客不同，以毛泽东的权势和地位，他“装”起来的欺骗性比一般二三流的政客要 大得多。毛泽东玩的是大政治，盗的是“自由民主的中国”之名，玩的是普遍、平等、无 记名的选举的谎言，他欺的不仅仅是中国国民，而是全世界。
四人帮垮台以后，人们在重新认识毛泽东的时候，尤其是在讨论毛泽东的“错误”的 时候高层特别强调，不要把毛泽东的错误同他的个人品质联系起来，意思是要人们更多 地关注思想路线、政治路线、政治体制等方面的大问题，这当然是有道理的。但是，具 体到毛泽东本人，当你把他平等地放在芸芸众生的一般人的地位进行观察的时候，就会 发现他说一套、做一套，食言而肥、二三其德的事例不胜枚举。
为了说明毛泽东在政治上说一套做一套、食言而肥、二三其德的表现。这里可以提 供一个最一般的，但也是最普遍的例子。比如在延安整风的时候，毛泽东提出了一个政 治批评方面的大原则，那就是“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当然，这八个字是古已有之的） 。“言者无罪”随着毛泽东的引用，也成了他的至理名言。可是，1955年，全国有两千多 言者戴上了“胡风分子”（等同于反革命）的帽子，被关进了监狱；1957年，55万言者 被打成右派，戴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受到了被专政的待遇；1959年以后，600万言 者被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在社会上抬不起头来；文化大革命期间，文字狱遍及 中国，其数量之多、规模之大，是中国历代封建王朝之最，创下了世界性的最高是历史 记录。“言者无罪”在成了毛泽东的至理名言之后，也同时成了他欺世的典型的谎言。毛 泽东的“伟大”，尤其在于他要玩就玩最大的。“言者无罪”就是中国最大的一个政治玩笑 ，“言者无罪”涮了全中国；在毛泽东时代的政治生活中，不仅是知识分子，上到党内的 高级领导人下到平民，无论是谁只要和毛泽东有不同看法、不同意见、不同政见，轻则 关监狱，重则掉脑袋。
毛泽东打的旗子是民主主义革命，而且还加了个“新”字，叫做新民主主义革命。然 而，偌大个中国，连起码的自由都没有，何来民主？他建国后不久，毛泽东就组织制定 了所谓“总路线”，从此毛泽东复辟封建主义专制与独裁的步伐，就大大提速，一直提到 “万寿无疆”。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有识之士，不仅看到了中国在经济发展上的落后、在科技发 展上的落后，还更深刻地看到了中国在政治文明方面的落后。政治文明方面的落后，表 现在对自由、民主、平等、人权等普世价值观的抵制，表现在政治改革的拖沓或止步不 前，表现在对民主宪政的恐惧与拒绝。而政治文明方面的落后，由于具有不够公平、公 正、公开的特征，由于潜规则的盛行，由于暗箱操作太多，尤其是由于权势的能量远远 大于监督的力量，恰恰制造了腐败产生的土壤，成为腐败产生的根源。当今的中国，腐 败已经渗透到了政治、经济、教育、科技、文化等一切领域，特别是权力者的腐败，不 断升级，越反越腐，大有野火烧不尽之势。为什么世风日下？为什么浮躁之风盛行？为 什么潜规则大行其道？是因为政治文明落后，是因为政治体制有重大缺陷，是因为政治 改革跟不上趟。
忧国忧民的人呼吁启动政治改革。这些人里，有的不是从现实中去找根据，而是想 从毛泽东曾经说过的话里去找根据。这样，“窑洞对”被翻了出来，不断出现在各种文章 中，以证明，毛泽东早就主张民主，而我们现在，显然没有按老人家说的办。毛泽东的 答甘贝尔记者问进一步被翻了出来，以证明毛泽东早就主张建立“自由民主的中国”，而 现在我们应该赶快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实现毛泽东早就提出的目标。
但毛泽东这两次重要谈话，却完全是权宜之计。这两次重要谈话，在全民大学特学 毛主席著作的时代，就彻底被边缘化了。不过，这两次谈话被翻出来也好，帮助现在的 人们更真切地看到了毛泽东：在政治上，伟大领袖不是一个诚实的人。
不过，毛泽东还是有伟大之处的，因为他的有些预言非常精准。比如毛泽东在197 6年唐山大地震之前，最后会见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时，用笔谈，用英文写了句短语：“ 上帝不喜欢共产党人，喜欢你们”。这时，毛泽东心目中“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马列主义 ，在实践中碰了钉子，从毛泽东1958年发动经济大跃进，人民公社，1966年发动文化 大革命到1976年，事实上都失败了，时间不到20年，洽是近邻日本从战后一堆瓦砺上 经济翻两番的20年。毛泽东对党内说“日本是畸形发展”，但对基辛格骗不了，得说实话 。毛泽东会见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时的话，实际上至少预言了在中国大陆：社会主义让 位于资本主义。
早在1960年代，美国反共的国务卿杜勒斯以为经过两代人的时间，中共三、四代 领导人会变成资产者，共产主义在中国的实验就会垮台，出于本身的利益会喜欢资本主 义。然而，毛泽东对中国大陆未来的预测，不是走向英、美式的自由资本主义，而是是 德、日式的纳粹资本主义之路。毛泽东认为通过“一化三改”（社会主义工业化、对资本 主义工商业、个体农业、手工业的改造）已经消灭了民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只能从共 产党内产生，而独揽大权的党内资产阶级决不允许在党外再产生资产阶级；而纳粹主义 （国家社会主义，民族社会主义）与中国大陆都用“社会主义”的招牌，若变质成资产阶 级法西斯专政，必定用共产党的牌子，比德、日法西斯欺性更大，经验更丰富，用现成 的国家机器会比资本家剥削更严酷，对工农专政比德日法西斯更黑暗。
所以毛泽东一再警告党内说：“中国的和平演变只能是最黑暗的法西斯统治”。但此 时，他的话没有人相信。因为中共党员的理念中唯有阶级优越论，没有民族优越论，中 国大陆一直批判马尔萨斯《人口论》，批判德日法西斯“抢夺空间”的侵略，而毛泽东一 直反对日本复活军国主义，党内没有法西斯分子，不可能走德日意法西斯专政之路。
然而毛泽东想不到，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关于“和平演变”在中国大陆会那么快就实现 了，在他死后两三年中国大陆就自动地实行了“和平演变”——原因是“国民经济到了本 亏的边缘”。毛泽东再伟大也想不到，正是他自己使德日法西斯能在中国大陆复活以“权 贵主义”的面孔复活。他一再感谢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华，帮了自己夺得政权，不要日 本政府道歉，不要战争赔款，释放全部日本战犯，汉奸一律不予追究——汉奸陈公博、 周佛海、王揖唐、齐燮元、殷汝耕、丁默根等人都是蒋介石逮捕正法的。1950年毛泽 东大张旗鼓镇压“反革命”把八年抗日的国民党中、下层军官以“历史反革命”罪名大批镇 压；而对文化汉奸胡兰成、权贵主义者冠千、管揖贤等“历史反革命”反倒不予追究。
毛泽东预言“中国的和平演变只能是最黑暗的法西斯统治”，如今在中国大陆成为了 现实。对“最黑暗的法西斯统治”的感觉，各地被强拆的访民与平均每天几分钟一起的群 体抗议的民众（包括复转军人在内），最有亲身体会。当权者和毛泽东思想相反，“宁 要资本主义的苗，也不要社会主义的草；宁要富资本主义，也不要穷社会主义”。
据官媒透露，陈云、李先念等曾当面批评邓小平“不是马克思主义者”，邓小平说： “我也不想‘当’马克思主义者，死后也不要说我是马先克思主义者”。邓小平从农村开始 ，支持农民自发的“包产到户”给农民松绑；邓小平对工业改革坚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 阶级”，设想在一切工厂设立“工人管理委员会”以防贪污与官僚主义。但如经济学者刘 军宁所说“世界上从来没出现过共产党领导的资本主义”：杜威的实用主义可以在美国流 行，“不管白猫、黑猫”碰到共产专制都没戏。
历史上，资本主义只存在过自由民主与法西斯专制两种形式，“二者必居其一”。
以闷声发大财为原始动机的官商主义改革，必须以破坏邓小平的农村改革为前提， 才能从穷农村撵出无助的穷劳力去换出口外汇。权贵主义者不认同邓小平说的“科技是 第一生产力”——制造业搞科技升级，没发财先赔本，权贵主义者不干；农民劳动力是 中国大陆唯一的本钱，邓小平想不到这是现成的摇钱树，要提高穷人的生活，——犯傻 ！
“勤劳奉矢”〈拼命生产，奉献皇军箭支〉是土肥原贤二在满洲国成功的经验：“不 杀穷人不富”，多少华工万人坑，支持了14年的“皇军进军中国”与反美太平洋“圣战”。日 本法西斯杀贫济富，但满洲国和日本本土四岛也没人敢抗议，没人敢罢工，日本帝国主 义有一整套经验：用大和民族的民族主义旗帜亢奋人心，用特工统治密秘镇压严厉维持 稳定。权贵统治者估计到“官商主义”的改革，变官为商，会得到贪官群体拥护。所以， 中国大陆现在也造成今日占人口0.4％的红色贵族与占人口10％的杂色次贵族；再往下 有各界投靠权贵核心的知识阶层；再往下有通过“911美国灾难”、“炸馆”、“撞机”等一系 列权贵导演的几大煽情活剧，煽动起并壮大了的仇美民族主义愤青“新人类”，取代了大 陆社会传统的社会基础：工农联盟。“维稳”机制的形成，灭火队召之即来，来之能战， 与人民为敌，训练有素。
共产主义与法西斯主义是世界公认的两大祸害，但法西斯主义寿命更短，因为它以 自己民族最优秀为理由要征服所有民族，自己招来孤立而短命， 二战中灭亡；共产主 义以代表无产阶级最优秀为理由，要“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解放全人类”煽动所有民 族的穷人闹革命，以占领世界，则更能维持；法西斯主义要单打独斗， 结果战争后果 由自己民族承受。现在，权贵主义也靠国家恐怖以专工农之政。
邓小平去世之后，“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不见了，“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也不见了 ；工业污染，儿童畸形，拆房砸人，变成了“做鬼也幸福”； 人民“生存权”也不见了，变 成了“战争离我们不远，它是中华世纪的产婆”。
这就是毛泽东所预言的“中国的和平演变只能是最黑暗的法西斯统治”。
今日中国，在政治文明方面的落后，其实恰恰源于对自由、民主、平等、人权等普 世价值观的否定。中国今日的政治权力的架构是毛泽东主持搭建的，中国今日政治体制 的核心，是毛泽东留给中国的政治遗产。纵然毛泽东在其施政中并没有按他所承诺的去 兑现，但他另外一个预言，却是中国人都想实现的：“‘自由民主的中国’将是这样一个国 家，它的各级政府都是由普遍、平等、无记名的选举所产生，并向选举它们的人民负责 。它将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与罗斯福的四大自 由（按：即‘言论和表达的自由’、‘信仰上帝的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和‘免于恐惧的自 由’）。它将保证国家的独立、团结、统一以及与各民主强国的合作。”毛泽东所预言的“ 中国的和平演变只能是最黑暗的法西斯统治”已经是现实了，那么他这个预言，何时能 在中国大陆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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