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强大的奥秘

日本人强大的奥秘_颜昌海的博客

2012-06-24 16:03:10
在当前中国即将进入前所未有的新时代，正确认识日本“明治维新”精神的来源与文化的深层次含义，无论从复兴中华文化树立民族自信、自强之心，以此来确立国家和平过渡基础，还是从国家层面的文化的建设和体制的革新而言，都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
《诗经·大雅·文王》：“文王在上，于昭于天。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大意是说：周文王禀受天命，昭示天下：周虽然是历史悠久的邦国，但是却不会在守旧中灭亡，只能在适应天下大势中的革新中发展。周文王正是在这种国家的文化与体制的“维新”思想的变革下，才得以生存的同时，进一步带领华夏民族进入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
“维新”的表现是建立在适应天下大势变化下的变法，而变法的基础是文化的进步。历史是在不同变化的，随着历史的自然发展中人智慧的开发，在社会人力与物力持续变化下，社会会产生前所未有的新变化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新阶段，新国际变化、新国情，这个时候谁掌握先机，谁就能主导时事，以广招人才来变革国家政治积极来适应和规范这种变化，才能在免遭淘汰推动社会进步的同时，国富民强成为推动整个人类文明发展的中坚力量和领头羊。周国小邦，正是在周文王因势利导的积极变革下，以仁义道德为基础凝聚了商朝各邦的精英，在短短几十年就开辟了一个新文明，进一步推翻残暴的商纣王而创立周朝，周朝八百年的历史变迁也都是在文化与体制不断的“维新”下得以发展的。
秦邦的变法也是借鉴了周文王的“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思想，只是秦邦的维新与变法是以法家思想为基础的。商鞅变法是指战国时期秦国的秦孝公即位以后，决心图强改革改变国家面貌，以此来谋求秦邦在战国时代的背景下谋生存，下令招贤。商鞅自魏国入秦，并提出了废井田、重农桑、奖军功、实行统一度量和郡县制等一整套变法求新的发展策略。人们忽视的商鞅变法是以树立政府信义为基础的系列措施，以法治人，以兴民利来整合国家资源为国谋利；周文王的维新是以开发人的仁心与义理为基础，以完善人的德行的政举谋得的是人心；但是，无论儒家和法家的维新与变法都是以信义为基点。
秦邦法家的变法对中华民族影响深远，特别是把“封土建国”的封建制度变更为郡主集权之国家管理制度，通过统一国家政令从根本上解决周朝在周边其它民族虎视眈眈的危局下的各个击破，从国家体制上避免了华夏民族的灭族危机。
中华民族五千年的生存史，就是维新变法的历史。公元前359年，正当商鞅辅佐秦孝公酝酿变法时，面对旧势力的旧贵族代表甘龙、杜挚的反对变法。他们认为“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无过，循礼无邪”之时，商鞅针锋相对地指出：“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复，何礼之循？”、“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故汤武不循礼而王，夏殷不易礼而亡。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礼者不足多。”从而主张“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商鞅的变法也正是继承了前代历史汤武、夏殷、周文王的维新精神，顺应时事之集大成而已。
如今，风云变幻，研究近代中外史的学者看待日本“明治维新”的历史的时候，特别是中国人致命的弱点就是忽视了“明治维新”的文化精神的来源，都是在舍本求末中的用某种“主义”和局限在各种狭隘的政治理论中，用术语和政治名词的乱套和遣词造句中进行所谓的研究。失之毫厘，差之千里，对中华传统文化一无所知或一知半解的学者研究不透这段历史，特别是近代中国政治文人和反传统文化的学者们，有意篡改近代国际和中国近代历史真相，误导了中国几代人。
“明治维新”之意也就是周文王“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精神的再现。日本自宋亡以后，在元朝与清朝中国汉人丢失天下的时期，从来都是以小中华自居，以中华正统为修身立命之本。在近代西方文明兴起，列国强盗环立周边之时，“日虽旧邦，其命维新”之“明治维新”也正是当年周文王在天下即将进入大乱之维新精神几千年以后的再现。
学术界一直在谈论同是中华文化体系，继承中华文化的日本的皇室为什么能在“封建制度”下“万世一系”。中国历史在周以后取缔“封建制度”施行君主集权政体，为什么却以朝代更替为特点？要谈清这个问题很简单，我们只要分析一下中国和日本的地域特点就能得出一个合理的答案。“封建制度”的特点是封土建国，国家君主把领土分几十个诸侯国各负一摊。这样的体制的好处就是国小，各国能埋头因地制宜的发展，内部干扰小而稳定，缺点就是各个诸侯国当道德下滑的时候人心不足，彼此争纷，当君主权威下降的时候“文统”失效的结果就是刀兵相见了。
日本的历史和周朝一样，当诸侯国之间彼此战争一起，朝廷解决诸侯国内部战争的办法就是“以武止戈”的“武统”，形成武统的表现就是霸王政治（日本幕府）为实质的以“武”来维护人伦和道德秩序及君主的权威而维护国家的一统，而国家的一统的基础就是齐国管仲提出的“尊王攘夷”学说，而“尊王攘夷”又是以“华夷之辨”为基础的，这样一来才有国家和文化的一统而传承。这是周朝和日本的情况，日本的制度其实就是完整的移植了周朝整套特别是战国以后形成的各种理论，以“尊王攘夷”为皇室“万世一系”的基础，以“华夷之辨”为文化血脉，这是日本文化强盛的原因，也是其成为东亚中华文化圈势力之一的原因。
日本王室能“万世一系”，主要原因就是日本特殊的地理位置。日本是海外孤岛，日本岛国与大陆国之间的广阔海洋成了保护日本文化与政治体系稳定的屏障。中国唐朝和元朝航海业技术已经比较发达了，以举国之力征战日本都失败，可见海洋对日本的保护作用。而周朝却不同，周朝在没有天堑保护之下，一直在外族的虎视眈眈之中。周朝内部战争必定会使外族势力得逞，随时处于被侵略和被外族灭亡，这其实也是管仲提出“尊王攘夷”而使华夏民族团结一致而抵御外来侵略，避免在外族统一战线威胁下被灭族的务实政治策略的原因之一。当周朝周边民族进入文明以后，其势力的扩张下，周朝的封土建国之“封建制度”导致的国力分散，时代背景大变化下的这种制度这个时候就成为华夏民族生存的主要威胁了，只有在君主集权的体制下，才能把分散的国力凝聚成拳头，才能彻底的结束国家内战和维护华夏民族的生存。中华君主集权制，正是在这个人类文明进程中，当整体环境产生变化的时候应运而生的，否则华夏民族早就被灭族了。而君主集权制的建立，也成为秦朝以后朝代政权更替的本质原因，国政一乱，另外以各种借口兴起的势力就会进一步成为“窃国大盗”。
君主集权制是华夏民族生存的前提，但华夏民族真正强大的原因，是周朝八百年历史长河中，形成的完整的道德伦常的中华文化仁义道德之体系，孔子是承前启后者。从周朝的地图看，周朝其实版图不大，周边民族之没开化的少数民族论势力不会比华夏民族小，即使在华夏民族一统的君主集权制，华夏民族也屡次被侵略甚至亡国，但华夏民族即使被亡国的情况下，外来民族也被华夏文化同化而逐步形成中华民族之一员，这都是拜周朝八百年道德文章教化之功。这就形成了一个华夏民族生存历史中最为独特而奇怪的现象：华夏民族衰弱被入侵占领的时候和华夏民族强大的时候，华夏文化都保证了华夏民族永远处于不败之地。越弱，反而最终的版图越大，这种演变一直到清朝，完成了中华民族最终一统。
日本为什么要结束延续几千年的“封建制度”？把上面周朝体制文化的核心“尊王攘夷”和“华夷之辨”和中华君主集权制产生的时代背景分析明白了，答案就变得很简单：现代科技的兴起，在西方铁舰利炮的威胁下，过去保护日本“封建制度”的海洋变成了洋人涿鹿中华的游乐场。日本“封建制度”使当时势弱的日本各自为政更容易被洋人间离而随时灭亡。在强大的外来侵略面前，日本民族只有积蓄自己所有力量一面积极学习外来文化而图强，一面必须取缔不合时宜的“封建制度”而抱成一团，才能维护大和民族的独立和生存，由此自然而然的促使了建立在“大政奉还”及“王政复古”以后的“明治维新”之君主立宪局面的诞生！日本民族从此进入了全新的发展阶段。
君主立宪以后的“明治维新”的日本延续了日本的王室万世一系的特点，一方面积极引进近代文明，一面保证了自己民族文化道德的延续和传承，这种建立在民族道德文化基础之上的近代文明体制，保证和造就了我们现在看到的日本的繁荣。由此可以看到，中国和日本差距很大：日本自危团结中国自大散漫；相别天壤的环境造就相差天壤的人。
关于中华民族的性格中好的一面，在这儿基本不用说了，时刻的赞歌，让人每天听得头疼欲裂。现在应该主要针对坏的狠批。当然、狠批是为了进步，而我们这个民族在更多的时候让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一、自然环境与民族性格。看一个人的性格，必须要看其生长的环境、成长的历程。当然，先天因素对于性格形成也会起一定作用，但是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环境与人生历程改变人是客观的。一个民族更是如此。
比如中国，地大物博、优越的自然环境使得中华民族在肥沃广大的土地上长期从事以农耕为主、以家庭为单元的自给自足经济生活。正是长期的这种经济生活，使得中华民族形成了各自为阵的自由与散乱性格——人们由于各自物质生活的孤立与生活实况的迥异，所以人们之间关于生活与社会的观念主观性极强、很难统一，也由于家户之间封闭的经济生活，所以社会的合作极难进行。长此以往，这些就镌刻于骨子里了。与中华民族完全相反的是日本：日本是一个海岛国家，孤零零地漂浮于苍茫的大海之上，加上日本的土地贫瘠、自然资源匮乏，所以他们不可能过像中华民族那样安闲的自给自足生活，相反，他们在长期艰难的环境下，必须高度协作才能在这片犹如一叶孤舟的贫瘠的海岛上生活下去，自危成了挥之不去的梦魇。
自然环境与民族历程决定中华民族与日本民族完全相反的民族性格：中华民族的本性喜欢各自为阵、日本民族的必须则高度协作，自由闲散镌刻在中华民族的骨子里，而深刻的自危意识导致的集体协作精神则镌刻在日本人的骨子里。
中华民族应该是这个星球上最喜欢个人自由、从而散漫的民族，而日本民族则是这个星球上最善于协作的民族。这两个民族都拥有极强的承受能力：中华民族主要为了个人自由与家庭幸福而承受着来自官商的压力，而日本民族则为了集体与国家、民族利益承受着来自自然环境的压力。
千万不要以为中国人的承受力不如日本人。在中国，人要生活下去，最主要的是要应付来自他人的若有若无而实则极其强大的攻击力量，这个力量其实比来自自然的力量让人难以预防、难以迎战的多得多，在这种综合力量中打拚起来的人，那基本达到了百毒不侵的金刚不坏之境，而更多的人则被折磨得棱角尽失。中国人似乎天生喜欢被官商虐待、被体制压制，但对于身边的人寸步不让、睚齿必报，还喜欢欺侮弱小——其根源是自己被别人欺压的心态的转嫁，就犹如阿Q打不过、不敢打别人，但挨打之后会打身体和地位不如自己的可怜的王胡。
看看那些地沟油事件、毒奶粉事件，其实这些事情参与的人至少数千上万人，但是没有人检举，等到事情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于是大家就都去表示极大的愤慨；我们身边每天都上演着不公平、乃至于经常自己就在参与其中，但是也没有人去管这些，一旦这些事情曝光，大家又都集体义愤填膺；身边需要帮助的人太多，我们都不去帮助，但是看到曝光的需要帮助的，就会情绪激动并捐款。中国人做事，往往会令人百思不得其解。这个国家不爱来实际的，爱玩虚的；对于自己的要求极低，而对于别人的要求极高……，面子比里子重要、数据比实际主要。
正是这些根性，所以庞大而散乱的中国，经常被不强的外敌入侵，残杀……如果这些根性不能改变，那政治体制改革（其实质是民主政权框架的建构，是全民从基本观念上具备公德意识、公民意识）就永远不能切实展开，并且，中国还可能会被入侵和残杀。
和中国大陆人的盲目自大（其实是一种自卑）、自由散漫、不图进取相比，日本人表现出的是极强的卧薪尝胆、励精图治精神。在民族整体落后于其他外敌的时候，他们可以进行数以百年的韬光养晦——对外极其谦逊地学习，恭顺地讨好乃至于谄媚。内部则在各自心知肚明、不言而喻的强大起来报仇雪耻的心理支撑下、以高度的协作，极力而高效地自强。而一旦他们彻底强大起来，他们会让原先自大的民族连本带利偿还——这点相对于中国来讲，应该是切肤的——甲午海战之后，日本集体向中国讨要了半个世纪过去数百、上千年丢失的尊严，一直持续到二战结束。而此前，他们何尝在中国面前谈过尊严。
在更长的时间里面，中华民族主要在自己家庭追求生活的自主，力量分散并很难统一。中国人的心灵是世界上最难以征服的——他们骨子里追求自由与自我的释放。但中国人对于自己反抗不了的官、商会表现出极大的顺从，却绝对不是彻头彻尾的忠于，他们无时无刻不在盘算着将来一旦自己摆脱这种状况，就要怎么报复。于是，中华民族虽然在自己的封闭的物质生活之内追求家庭与个人的自由，但却经常过着多数人被少数人奴役的生活——这实在是一种令人惊异的现象，正是这种长期的精神追求与物质实际生活的巨大反差，导致了中华民族对于来自比自己强大力量逆来顺受的本性，而对于国家与民族的大是大非、大灾大难更是极度的漠然。于此相反的是，中国人对于级别和自己差不多的人的压制则毫不退缩。大家在官商的压制之下，只有实在生活不下去了，中国人才会逐渐聚集到一起反抗，然而既便如此，让他们从心底真正形成合力，也是更加艰难的事情。
中国末代的造反领袖，需要做的最重要的两件事情就是：一、引导长期被地主与权贵压抑的小农意识各自释放；二、有效地组织这外放的、立场与指向各自完全不同的小农意识，尽量形成一定合力。通常情况下，失去节制，全面外放的小农意识会各自指向曾今压制过自己的地主、商人、权贵，并延及一切压制过自己的东西。历朝历代的末世造反队伍，比如秦末造反队伍在项羽的率领之下冲进咸阳烧杀抢掠；西汉与东汉末年的造反队伍冲进长安烧杀抢掠；唐末起义队伍在全国的烧杀抢掠；明末李自成队伍冲进北京的烧杀抢掠……
与中华民族长期被地主与其他财富兼并势力、以及权贵阶层长期压制不同的是，日本民族则主要是长期被自然条件压制。中华民族的被压制尚可通过大众的起义而获得暂时的解脱——并且中华民族总会在夹缝中求安。而日本对于自然环境造成的无法克服的压迫感从来没有消失过，一直在持续。在明治维新之前，他们基本没有什么办法获得解脱——日本民族的自危意识完全是自发的，程度比中华民族的要深刻的多，而时间上则一直在延续。
就压制力量而言，压制中华民族的力量主要是人，而压制日本民族的主要是其自身的自然环境、物质生活基础。所以，一旦中华民族与日本民族的压制力量被解脱之后，被压制的反力量的指向就会不同；此外，由于中华民族散乱无序的民族性格与日本民族高度集体协作的民族性格的不同，所以，双方各自被压制的心理被释放之后的表现也就会出现极大的不同。
被压制的中华民族在解脱压制之后，会各自指向压制过自己的具体的人，而日本人就会竭力改变一直限制自己的自然环境条件。解脱之后的中华民族通常会陷入互相混战、互相攻讦，而日本民族则会集中力量指向外界，通过集体的合力改变自己的生存际遇。
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经济与科学在互相刺激中发展，政权也逐步民主化，全社会的人力、物力空前增长并被高度调动——形成了强大的合力，于是必然导致其全面而疯狂的向外侵略——基本目的是改变自己的物质生活环境与际遇、连带着大规模与残忍的烧杀抢掠。这种“变相外放”的合力，在二战时期达到顶点，而在二战之后，其消磨了攻击的戾气，再次转向国内的高度协作与敬业，日本很快就成为世界上最为先进与发达的国家——在自然资源极度匮乏、国土极为局促的自然基础之上！
一个人在长期的被压迫之后，会以相应的力量报复，极端的攻击性的根源是曾今被极端地迫害与压制。一个民族也是这样……
中国和日本有完全不同的自然环境，发展历程，被完全不同的力量压制，表现出完全不同的民族秉性。换一个角度来看的话，这两个民族都有被长期压制而形成的“神经质”——日本比中国人程度要深。而这种“神经质”被久压之后的反抗与爆发，中国一般表现的比较散乱，而日本则高度集中；中国一般将矛头指向国内的相互，而日本则集中指向国外。中国人追求个人的自由，而日本则致力于摆脱民族与国家的困境。
要改变一个民族的秉性，先要改变其生活环境与生活方式。而目前日本与中华民族的生活环境与生活方式都在改变——世界市场经济一体化大势已经形成，日本的经济触须伸向了全世界——他们不需要以前那么自危了，但是其高度团结与敬业的民族秉性还会继续很长时间。中国也越来越参与到世界市场经济一体化的生活环境与模式之中去，中国人的散乱与各自为阵的秉性也逐渐改变。世界最终会由于基本物质生活的融通，而走向民族文化、观念、基本精神的大融通，各个国家与民族都应该面向那一目标而各自“舍弃糟粕、存其精华”，把相对于人来说，最为优秀和共通的秉性传承下去。
可能，人类社会本身就在做某种最为伟大的沉淀与净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