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06-12 16:28:03
《剑桥中国隋唐史》如此评价隋炀帝：“儒家修史者对炀帝道义上的评价的确是苛刻的，因为他们把他描写成令人生畏的典型的‘末代昏君’。在民间传说、戏剧和故事中，他的形象被作者和观众随心所欲的狂想大大地歪曲了。”历史上的杨广确实被极端妖魔化了，不仅弑父篡位，夺嫡杀兄，奸母诛弟，甚至“罄南山之竹，书罪无穷；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
事实上，杨广不仅“美姿仪”，“少敏慧”，而且颇具军事才能和政治铁腕。他的父亲杨坚是隋朝开国皇帝，母亲独孤皇后则是北周名将孤独信的女儿，堪称血统高贵。开皇年间，年仅13岁的杨广受封晋王，统帅并州兵马。公元589年，20岁的杨广拜隋朝兵马都讨大元帅，驰马援弓风驰电掣，率50万大军，突破长江天堑，一举灭陈，统一中国。他对南朝百姓“秋毫无犯”，“天下皆称广以为贤”。《隋书》更称赞杨广“南平吴会，北却匈奴，昆弟之中，独著声绩”。
这位皇帝还是个天才诗人，其名作《饮马长城窟》：“千乘万旗动，饮马长城窟。……浊气静天山，晨光照高阙。”今天读来还辉煌壮丽、气吞山河。正如《剑桥中国隋唐史》所言：“隋炀帝毕竟是一位美好事物的鉴赏家、一位有成就的诗人和独具风格的散文家。”睿智的杨广还曾首创科举。《唐摭言》记载：唐太宗李世民在宫门口看见新科进士级行而出，高兴地说：“天下英雄，人吾彀中矣。”其实，隋炀帝才是中国科举制度的首创者。大业三年，炀帝下诏：“文武有职事者，以孝悌有闻，德行敦厚，节义可称，操履清洁，强毅正直，执宪不挠，学业优敏，文才秀美，才堪将略，臀力骠壮十科举人。”应该说，这“十种”人才的选拔标准，比后世的八股取士高明许多。
然而，颇具才干的杨广却在执政14年后亡国，使隋朝成为著名的短命王朝。后代学者往往将隋亡归因于征高丽、修运河，甚至归咎于杨广本人锦帆珠翠、大修宫苑的高消费。其实，百姓对封建天子的消费水平，本身就有相当容忍度。乾隆下江南，奢华消费只能更甚，却不曾引起民变蜂起国家动荡。历史学家的分析，也许都是隋亡的理由，但还有一个幽暗的历史角落需要照亮，那就是隋炀帝对官场贪腐近乎过度的包容宽纵。这种对腐败的宽容，令朝廷贪腐肆无忌惮、嚣张霸道，成为人神共愤、恶性扩张的社会毒瘤。
杨广最信任的宇文化及，就是个奢靡贪腐的“官二代”。他“不循法度，好乘肥挟弹，驰骛道中，长安谓之轻薄公子”。尽管贪污受贿被多次举报揭发，都靠杨广保护从轻发落。坚信自己“有后台”、“根子硬”的宇文化及，从此更加贪婪，见民间美女珍玩便强行抢夺。隋大业初年，刚刚即位的隋炀帝驾临北方边境榆林，陪驾的宇文化及竟违背禁令与敌国突厥经商，谋取暴利。这种“跨国”贪腐，终于激怒了杨广，判宇文化及死刑。但这位贪官已被剥衣解发押赴刑场时，杨广又心软了，再次赦免宇文化及，将他“捞”了出来。
杨广为何对贪官如此心慈手软呢？也许由于长期与兄长杨勇夺嫡，他太过看重官场力量，认为只要得到百官拥戴，满足朝中官员的要求，让他们心花怒放，就能收天下于股掌之上。他明白，宇文家族官场人脉极广，宽容宇文化及，就等于打通了官场的任督二脉；而皇帝亲自赦免的贪官，也会从此结草衔环感念圣恩，成为忠心不二的嫡系；再者，连宇文化及这样的大贪官都能免罪，朝中贪腐官员自可放心大胆，一心一意地效忠于自己。这样一举三得，是何等高明的权谋之道驾驭之术！于是，宇文化及不仅咸鱼翻生、绝地逢生，而且被再度起用为重臣。
聪明的杨广什么都考虑到了，却唯独没有考虑到普通百姓的感受，没有意识到：对贪官的容忍，就是对百姓的残忍！也许，杨广“并不比其他皇帝更暴虐”，但纵容贪腐的结果，却使得民怨沸腾。征高丽、修运河的徭役征伐，成为压垮王朝的最后一根稻草。
据说在扬州行宫的杨广，有一天顾影自怜、对镜中俊美英武的自己高声慨叹：“如此大好头颅，不知将被何人取走？”吓得后宫妃嫔花颜失色。然而杨广万万没有想到，取走他大好头颅之人，既不是饥馑难熬的天下百姓，也不是问鼎中原的各路反王，更不是他用科举收买的读书人；而恰是他多次力保、宽容恩宠，从刑场上赦免、从死牢里“捞”出的贪官宇文化及。
其实，贪官的贪欲绝不仅限于金银财富、声色犬马。既然凭借贪腐能攫取财货珠宝，既然能用金钱买来高官爵禄；那么，当贪官手中积聚了足够多的巨额财富，足以养活一支军队发动一次叛乱时，他为何不能觊觎皇权、贪图最高权力呢？宇文化及最后说了实话：“人生故当死，岂不一日为帝乎！”这是他心中贪欲最鲜明的表白。公元618年，宇文化及在扬州发动政变，弑杀隋炀帝，霸占萧皇后。他建国号“许”，自立为帝，终于过足了一把皇帝瘾。但不久即兵败被擒，被窦建德所杀。至此，宇文家族近乎疯狂的贪欲表演才最终落幕。
杨广虽然天资英纵，但治国之才谋国之深，却远不及亭长出身的汉高祖刘邦，更比不上当过乞丐、和尚的明太祖朱元璋。刘邦对贪腐重臣绝不姑息：汉朝开国丞相萧何，仅因一次“收取商贾贿金”的贪腐行为，就被刘邦当朝逮捕，廷械下狱。试想：曾上演过“萧何月下追韩信”千古佳话，在楚汉战争中举足轻重的大汉元勋萧何，一涉贪腐都立即严办，天下谁人敢贪？而明太祖朱元璋对官吏贪腐，更是近乎冷酷的“零容忍”———他颁布了有史以来最严厉的肃贪法令：贪污60两以上纹银者，立杀；而普通百姓只要发现贪官，就可直接捆绑送京治罪，沿途官府不得阻拦。也许，这两位草根出身的开国皇帝都有切肤体会：贪官的一分奢华，就是百姓的千万滴血；容忍了一个贪官，就是害苦了无数百姓。民不堪其苦，何谈天下太平？
如果隋炀帝即位之初，就能整肃法纪、严查吏治，对“腐败零容忍”，对家族式特权膨胀和贪腐利益集团予以铁腕打击，使天下百姓共享富裕，历史将会改写。李世民的“贞观”之治，很可能成为杨广的“大业之治”；而天纵聪明、英武俊美的隋炀帝，也不会身死国灭，为天下笑。
本以为中国只出一个隋朝和隋炀帝，但千年之后却又出了个天朝和无数个隋炀帝。历史上的隋朝和隋炀帝背负千古骂名，却不料天朝和无数个隋炀帝却招致无数的美名。而且这种美名下还有无数的吹鼓手。最近，看到名博应学俊网文“宋鲁郑先生令人惊悚的‘真话’”，就不禁将隋朝和隋炀帝与天朝和无数个隋炀帝的吹鼓手联系起来。
应学俊网文称，旅法写手宋鲁郑在发出《〈环球时报〉为什么错了？》第二天，继续为《环球时报》“适度腐败论”辩护，说出了一些令人惊悚的“真话”以下是应学俊网文的摘录：
一、宋鲁郑说：官员财产一旦曝光，将危及执政党“执政合法性”。最近在《财产申报制离中国还有多远？》一文中，宋鲁郑承认“官员财产申报是全球公认的、有效的反腐败手段”。但在解释中国这一立法十多年无法实现的原因时，宋鲁郑分析了几点，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却令人惊悚：“中国的腐败仍然相当严重，一旦真的曝光，将严重动摇整个社会对执政党的信心，必将引发社会动荡，从而危及执政的合法性。而且官僚体系本身也无法承受和接受。而当前中国还是要依靠这个利益集团本身进行治理、掌控和推动改革与发展。”相信初见这段话的某些朋友可能会目瞪口呆——宋鲁郑可谓语不惊人死不休！于是我们明白，宋鲁郑与《环球》为什么鼓吹“允许适度腐败”了：因为反腐败有力手段之“官员财产申报公示”一旦立法实施将危及执政党“执政的合法性”——这里的潜台词是：执政党的官僚体系已经整个儿腐败了，仅仅是没有完全曝光而已；一旦曝光，一个腐败的政党其“执政的合法性”自然会受到质疑、挑战，其执政地位自然会产生动摇，官僚体系“无法承受和接受”，于是会引起动荡，影响国家“稳定与发展”。所以目前要“允许适度腐败”，官员财产申报公示制度应当缓行，等待着“发展”，这是为了党、国的利益。宋鲁郑是多么爱这个党和国啊！处处为“党国”着想。宋鲁郑接着坦言：中国还要依靠这个腐败的“既得利益集团”之执政党及其官僚体系来“进行治理、掌控、推动改革与发展”。——在这里，宋鲁郑等于在说：一个腐败的执政党，我们却要依靠它来治国、掌控。我们实在想不通，宋鲁郑是在变着法子骂党、害党呢还是爱党？这就是宋鲁郑的“真话”？……
二、宋鲁郑说：党即是“国”，“反腐败亡党，不反腐败亡国”。宋鲁郑说：“有人曾说：‘反腐败亡党，不反腐败亡国’，其实在中国现在的条件下，亡党就是亡国。党在国在，党亡国亡。”真是新鲜的“真话”啊，我们不得不玩味玩味。我们知道，“国”有两种含义，其一为祖国，是自古以来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国度，不论谁执政；其二是“国家”，列宁的界定很直接：“国家是一定阶级的统治机关”，是“进行阶级统治的工具”。宋鲁郑这里的“国”无疑是指的第二层含义，因为只有第二层含义才能解释宋鲁郑所言“党在国在，党亡国亡”，党即是“国”。笔者听到宋鲁郑这番言说真觉得很耳熟，稍稍一想，不禁想到历史上、电影中蒋介石曾开口闭口“党国”要求官员士兵“效忠党国”，没想到宋鲁郑也正式将“党、国”混为一谈并鼓吹“党国利益至上”了，且宋鲁郑也一定是非常效忠他所言之那个“党国”的。这也是令人惊悚的“真话”？……
然就在笔者写此文的时候爆出新闻：“刘志军案再起波澜，中铁电气化局集团总经理刘志远已于上周被有关部门带走接受调查”。于是笔者想到是否该问问《环球时报》和宋鲁郑先生，又查处了一个腐败官员，但不知是不是在“民众允许的程度”之内？老这样抓腐败是不是影响执政党的“执政合法性”？我们究竟是该“妥协”还是对腐败绝不妥协见一个抓一个，并且从制度改革层面努力遏制前腐后继？除了《环球》和宋氏，谁人能把握这个分寸啊！
三、宋鲁郑说：面对腐败我们只有“妥协”。那么，面对腐败我们怎么办呢？宋鲁郑给出了答案，两个字：妥协！而且这是“明智之举”。请看宋鲁郑的结论：“因此，中国只能在打击腐败、推动发展和逐步完善之中进行妥协。其实从国内外的经验看，也实是常态和明智之举。”宋氏在这里耍了似是而非滑头：在三者之中妥协？明眼人一看便知，宋氏所言是指在“打击腐败、推动发展、逐步完善”三者间玩平衡；说到底，实际上说的是与腐败妥协。妥协的理由自然是本文开始所引宋鲁郑的原话，那就是因为当前中国还是要依靠这个已经腐败了的“利益集团本身进行治理、掌控和推动改革与发展”。笔者越看越糊涂，宋鲁郑是在骂党还是爱党？抑或给党喝三鹿奶粉？这就是宋氏“真话”？给中共如此定性了？直接将当今执政党称为“利益集团”且已经腐败了，这应当是宋鲁郑公开的首创，其所讲“真话”着实令笔者惊悚。宋鲁郑就是这样爱这个“党国”的——一面定性当今执政党为腐败的既得利益集团，一面却要维护它执政的“合法性”，为了维护这个“合法性”，所以我们要与腐败“妥协”，“官员财产申报公示制度”的立法自然动不得，必须缓行。……
四、宋鲁郑言之凿凿：与腐败“妥协”的理由。“说真话”同样也是《环球》的口号（在“真话”的旗帜下同时营销谬论）。然而，真实的未必是正确的——正如强盗说“我有刀枪敢杀人，我就是要掠夺你，咋的？”这也都是“真话”。但这是应当连同说话者一同被消灭或被惩治的“真话”。窃以为，宋鲁郑这里的“真话”以及《环球时报》的某些“真话”属于此类。有了“党即是国”的前提，就有了“党国利益至上”的前提，因为“官员财产申报是全球公认的、有效的反腐败手段”，但现在实行它将危及执政党“执政的合法性”，即危及“党国利益”，于是宋氏必须找出支撑他的“与腐败妥协论”之论据。宋氏找来了往日博文中曾三言两语引用过的关于法国与台湾军售过程中出现的“拉法叶舰”腐败案而最后似乎不了了之的例子，来说明法国为了维护“国家利益”而与腐败“妥协”不配合台湾的调查。然而这是不值一驳的。众所周知，历史上有许多案件扑朔迷离，成为悬案。宋鲁郑用一个扑朔迷离的案件来说明自己推销的似乎普适的“腐败妥协论”，这无疑是在玩弄其惯用的抓住一点不及其余搞虚假论证片面论证的诡辩术。正如《环球》和宋鲁郑都强调的，腐败在任何国家都“无法根治”，那么判断一个国家的腐败与否是根据一两个或两三个案件还是看一个国家官员总体的廉洁度？香港、台湾都曾爆出或大或小的腐败丑闻，但缘何在世界各国官员廉洁指数排名中，香港排在第12位，法国排在第24位，台湾排第43位，而中国大陆排在第75位？……
宋鲁郑与《环球》鼓吹“与腐败妥协论”和“允许适度腐败论”的另一个理由，是各个国家都曾有腐败严重的时期，所以中国的腐败高发是正常的、必然要经历的“痛苦”，所以国人对反腐败不要期望值过高，也不要因腐败现象而“痛苦迷茫”。这个逻辑是非常荒谬不值一驳的。任何国家都必然是在腐败发生且越来越严重时考虑到有利于打击腐败的变革。那么请问：中国目前的腐败还没有迫切到要考虑为打击腐败而实行变革的程度吗？在《环球》和宋鲁郑看来，究竟还要让腐败发展到何种程度才能大张旗鼓地以改革促进反腐败工作的有效实施呢？在这个问题上，宋鲁郑与《环球》的论调是一致的，请看《环球时报》说：“反腐败不完全是能够‘反’出来的，也不完全是能够‘改’出来的，它同时需要‘发展’帮助解决。”宋鲁郑则应和道：“也许中国可供选择的路径只能是进一步加大现有方式的反腐力度，增大腐败的成本，尽可能的遏制腐败，同时加快经济的发展，为全面建立制度性反腐创造物质条件”。
请问宋鲁郑，“全面建立制度性反腐”需要怎样的“物质条件”？能写篇文章详细论述一下吗？我国的物质条件还不够吗？我国不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吗？只要强化反腐，只要公务员能多勤政廉洁而不腐败或少腐败，把“三公消费”（最多一年可达9000亿）拿出一部分来提高公务员待遇恐怕就足够了。“全面建立制度性反腐”究竟需要怎样的“物质条件”？《环球》所说的“需要发展帮助解决”其具体含义何在？与反腐败如何联系起来？别尽说虚的空的忽悠老百姓好不好？既然《环球》和宋氏表面上也都赞同反腐败，为何不提最大限度地打击和遏制腐败，而要提出什么把腐败“控制到民众允许的程度”？请问什么程度是“民众允许”的呢？由此可见他们的赞同反腐败仅仅是虚晃一枪掩人耳目的表面说辞而已。
五、宋鲁郑为《环球时报》的苍白辩护。宋鲁郑在《财产申报制离中国还有多远？》一文开头开宗明义即表明是为《环球时报》辩护的。然而辩护非常苍白无力,不值一驳。这里稍稍提及即可。宋文开头说《环球时报》那篇社评“不过是承认反腐败是持久战，非一朝一夕所能决，更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对此举国上下应该有必要的心理准备”（绝口不提环球的这一言论：“腐败在任何国家都无法‘根治’,关键要控制到民众允许的程度”）。请问宋鲁郑，有谁幼稚到要将腐败问题“一朝一夕解决”？有谁要简单到“毕其功于一役”？如果有，请举出例证。自己设立一个假想的论敌，然后搜寻炮弹打击，于是便可兜售自己的谬论，这就是他们的诡辩伎俩。
宋鲁郑接着断章取义：“更何况《环球时报》同时还提出：‘官方必须以减少腐败作为吏治的最大目标’，‘民间须坚决加强舆论监督，提高官方推进反腐败的动力’，‘反腐败确应成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所要解决的头号问题’。这哪里有为腐败辩护的味道？”——没看过《环球》该文的真的会被忽悠了，会觉得《环球》说得没错啊？但仔细看过该文的就会清楚地记得，在上文几乎每一个对反腐败肯定的表述后面，大多紧跟着“但是、然而、而、不过”这些转折词，谁都知道，在那些转折词后面才是说话人表述的重点。对这些，网民和央视网社论、《中国青年报》评论批判得很多了，无须笔者举例和重述了。宋鲁郑的辩护只能糊弄低水平的小学毕业生。
中共十七大报告指出：“坚决惩治和有效预防腐败，关系人心向背和党的生死存亡，是党必须始终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务。”而宋鲁郑却针锋相对，把与腐败“妥协”提高到巩固执政党“执政合法性”的高度来阐述，宣示如果实行官员财产申报公示制度将危及执政党“执政的合法性”，真是语不惊人死不休啊！这样的“真话”是爱党还是害党？这样的所谓“真话”是否符合逻辑？胡锦涛总书记说：“对任何腐败分子，都必须依法严惩，决不姑息！”宣称执政党与腐败水火不容。《环球时报》却说“关键是把腐败控制到民众允许的程度”，这家党报竟然与他的总书记干上了，我们不知道宣示“讲真话”的《环球时报》作为党报意欲何为？宣称党即是“国”而又非常“爱国”的宋鲁郑，鼓吹“允许适度腐败”的《环球时报》，他们笃信“国家至上主义”，而他们心目中的“国”究竟是什么？他们的宣示和逻辑证明，他们其实并不真正爱为人民服务的党，也不爱人民之中国，他们爱的是“党国”（权力和地位），因为是“党国”给了他们一切。如真正爱人民之中国、爱为人民服务的执政党，就应当为割除腐败毒瘤出谋划策鼓与呼——正如为给所爱之亲人治病，如果不治必死，治疗可能有救但会有风险，请问，为了爱，为了拯救亲人，是努力医治还是任其等死？
《环球》的视野自然是“环球”，宋鲁郑的视野恐怕常常要关注从法国引进一些什么项目参加点什么签字仪式，某地方政府部门将会对他这个常务理事刮目想看奉为上宾。他们心目中那个“党国”的稳定和强大将带给他们这些既得利益者无限的荣耀，他们最害怕改革触动既得利益集团，因为这与他们本身切切相关，而在他们宣传谬论长久了以后，也逐渐会在潜意识中认定自己宣扬的确实是“真话”、“真理”了。否则宋鲁郑和《环球》就不会如此“另类”。至于人民之中国真正的强大和可持续的良性发展、科学发展，中国人民尤其是底层百姓的疾苦是不会在他们视野中的。……
（应俊学提示：本文所指“适度腐败论”是对《环球时报》如下论述的概括：“腐败在任何国家都无法‘根治’,关键要控制到民众允许的程度。而要做到这一点,对中国来说尤其困难。……”；“民间须坚决加强舆论监督，提高官方推进反腐败的动力。但民间也要在大道理上理解中国无法在现阶段彻底压制腐败的现实性和客观性，不举国一起坠入痛苦的迷茫。”；“然而我们认为，反腐败不完全是能够‘反’出来的，也不完全是能够‘改’出来的，它同时需要‘发展’帮助解决。它既是腐败官员自身的问题，也是制度的问题，但又不仅仅是。它还是中国社会‘综合发展水平’的问题。”
怎样的“程度”是“民众允许”的？人民的血汗被鲸吞，还要在观念上“允许”？《环球》呼吁民众“理解”，不要坠入“痛苦的迷茫”；在这里《环球》用了“现阶段彻底压制腐败”这一障眼术——有谁会幼稚到希望“彻底压制”腐败呢？我们希望的仅仅是有效遏制和尽最大可能减少腐败而已。《环球》在这里变相否定“反腐败”和“改革”的积极作用。我们不懂，《环球》在这里强调的“发展”其内涵究竟包括一些什么？它与反腐败是怎样相联系的？）
据百度百科，宋鲁郑简介如下：宋鲁郑，祖籍山东。1969年出生于河南郑州。1993年获山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学士文凭。至1999年工作于山东滨州发展与改革委员会。1999年被评为滨州第一届青年藏书家。2000年赴法。获里尔高商硕士学历。现任旅法山东同乡会副会长、巴黎文化沙龙秘书长、旅法中国同学会副会长、山东省海外交流协会常务理事、法国《欧洲时报》时事撰稿人。在西方国家抨击中国此起彼伏的喧嚣中，这位旅居法国、不拿国家俸禄、本职为商人的宋鲁郑，凭着对中国天然的热爱和对中国未来的信心，每天都挤出时间敲击键盘，以几乎一天一篇文章的速度在自己的博客中发表时事评论，纠正对中国的偏见，回击对中国的指责，介绍中国的发展进步。……
宋鲁郑网文一出，有读者评论：法理苍白，却是真心话。不过笔者怀疑，隋炀帝的“真心”和宋鲁郑的“真话”是不一样的。因为隋炀帝是“真心”地丢掉了自己的江山，而宋鲁郑的“真话”却跟天朝无关，因为他已经移民法国。只是其目的是什么，读者就只能自己猜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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