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重庆事件的爆发，现在人们又开始讨论“文革”的问题，我认为这是好事，因为中国社会其实很需要针对“文革”问题重新进行深入的讨论。首先要讨论的，就是“文革”到底对中国造成了什么伤害。
毫无疑问，“文化大革命”对中国的社会和经济生活造成重大冲击。根据1978年12月13日叶剑英在大陆官方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包括受牵连的在内，在“文革”中受害的达上亿人，占全国人口的九分之一。从经济方面来看，根据李先念在1979年12月20日在全国计划会议上公布的统计数字，“只是国民收入就损失人民币5000亿元，这个数字相当于建国三十年全部基本建设投资的80%，超过了建国三十年全国固定资产的总和。”换句话说，一场“文革”，把中国的经济资产基本上耗费殆尽。
但是我认为，最大的问题还是对中国社会道德的冲击。这首先是在全社会培养了说谎的习惯。大陆官方的政治是一种表达的政治，在这种政治中，人的表达变成很重要的政治行为。因此在文革中，每个人都要被迫表达一些连自己都不相信的东西。久而久之，说谎就成了一种习惯。今天中国社会，在政治表达上，仍然是说谎居主。从内心来讲，还有几个中国人真的信仰共产主义呢？可是今天还是有大量年轻人在入党的时候信誓旦旦地说信仰共产主义。这不是谎言是什么？但是这种撒谎的行为居然是社会最大的“政治正确“。这样的社会教育的结果，就是”诚信“在中国的缺乏。
文革中出现的人性的堕落，不完全是人性本身的问题，在这一点上，民众是无辜的。问题在于制度。因为集权制度下暴力是压倒一切的，人性相对来说就会显得无力。虽然按理讲人性的光辉应当压倒暴力的邪恶，但是这往往需要时间来印证。在特定的历史时期，过于残暴的邪恶的确会压倒人性，文革就是例子。
毛泽东发起“文化大革命”时说：“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经过煽动，一代年轻人几乎全部参加了大造反。这个时候，大家造老师的反，造校长的反，到社会上造所有人的反，甚至回家造亲生父母的反。进入武斗阶段，则是红卫兵造红卫兵的反。武器是各自投靠的势力发下来的，装上子弹便可以瞄准自己昔日的同学、朋友、乡邻，扣动一下扳机就可以让他们血肉横飞，真是无比的过瘾、爽快！于是，人性丧失了，天良泯灭了。有的人是寻找仇人杀掉他，有的人则是随便杀人、即兴杀人、杀无怨无仇的陌生人。有网民回忆，在他们淮南市，有一个武斗队员甚至任意射杀无辜的路人：1967年“党的生日”那天，他父亲到土坝子去探望一位老友，下午没有回来，网民去找他，一个30多岁的外地男子赶来与他同行。路过瓷器厂门口，竟被一个素不相识的武斗人员一枪打死了外地男子，然后死命地追赶他，发誓要用刀把他活活劈掉，被他夺了枪和刀，于是是他再也不能回家，只好参加了武斗队伍“飞虎队” ……。但他没有无辜杀人，所以在“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中得以全身而退，却眼看着追杀他的人被游街示众，喋血刑场。
有网民细细地算一笔账：“文化大革命”祸及的地域范围与人口数字绝对不会低于希特勒的纳粹运动；而且它对中华民族的人性扭曲，造成的道德沦丧更是无法衡量、难以挽回。因此“文化大革命”过去很久以后，经历者绝大多数都有不堪回首之感，一代造反名人蒯大富、聂元梓等人至今不肯言及“文革”话题。但是却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没有实际亲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一些人居然十分向往“文化大革命”。比如那个孔庆东，“文化大革命”启动时他才两岁，大武斗时他才三岁，穿着开裆裤，连一个“红小兵”的资历都没有，当时的事情毫无疑问不会对他产生任何影响，他居然疯狂的推崇“文革”，疯狂地叫嚣“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而且，他一直都在欺骗性地向社会宣传“文革”，向青少年灌输“文革”意识，巴不得中国立即回到46年前的腥风血雨之中！这样的人，究竟是何居心，想干什么？！
温家宝总理在今年两会闭幕後的记者招待会上说：“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进行到底，已经取得的成果还有可能得而复失，社会上新产生的问题，也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很多人和对温家宝的这段发言感到震惊，并认同文革再度发生并不是一件危言耸听的事。
文革时期，年轻人狂热提倡要立刻消除“都市与农村、工业与农业、脑力与肉体劳动间的三大差距”。可是现在这种差距不仅存在，且各种纠结在一起的社会矛盾越来越严重、越来越尖锐化。前人民日报副编辑周瑞金在一篇党内文件提到，反映动乱危机的基尼系数是0.4,而现在中国已经超过0.48。基尼系数如果是零则表示完全平等，越接近1则越来越深刻。《炎黄春秋》杂志2011年9月号指出，0.02％的人口占有全国贮蓄金额二兆人民币的一半，贫富悬殊的情况已经达到无比的深刻化。这些超富裕层实际上是掌握着权力及垄断经济的上层党的高级干部和官僚。周瑞金严厉的批评“官商勾结，权力与金钱的盘根错节形成一个特殊利益集团，从而阻碍了市场的竞争与所得的再分配。”，“1980及1990年代，在自由竞争市场下，人们通过才能与努力走上社会的上流阶层，而今却不同了，到处遭到特殊利益集团的干扰与抹杀。”周瑞金同时暴露现今中国的社会是个走後门的社会：“无论入名校也好，找一份好职业也好，晋升也好，都要走後门，如果没有後台，没有背景只会碰到焦头烂额。”
网民分析：中国现状的仇富、对特权阶层的反感和憎恨已经达到顶点，导致了每年超过九万件“集团动乱”事件发生。如果出现一位领导者像重庆那样拿“唱红打黑”的招牌来动员群众高唱毛泽东时代的“绝对平等梦”革命歌曲、利用群众对贫富差距的愤怒转化为对自己的求心力，文革再度重来并不是虚构，也并不是一件不可思疑的事。缺乏勇气与真诚，不敢对党内的特殊利益集团开刀，流于言辞的政治体制改革，这种企图想避免扩大党内高层分裂事态的权宜措施，只会把社会上的不满与矛盾的火炎蔓延至全国。
目前，围绕着刻不容缓的政治体制改革话题，体制内立场各异，但视安定为最优先则是一致的。领导高层向中国人民显示“团结”的表象，但文革在他们的脑袋里仍然是一个挥之不去的恶梦。作家秦牧曾这样评述文革：“这真是空前的浩劫，几百万人含恨以终，多少家庭分崩离析，多少少年变成了流氓恶棍，多少书籍被付之一炬，多少名胜古迹横遭破坏，多少先贤坟墓被挖掉，多少罪恶假革命之名公开进行！”
“几百万人含恨以终”？文革中究竟死了多少人？说法不一，无从确定。正如1980年邓小平对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所说的那样：“永远也统计不了。因为死的原因各种各样，中国又是那样广阔。总之，人死了很多。”R.J.Rummel教授的著作《一百年血淋淋的中国》说，文革中丧生者的数目大约为773万人。
以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正式开场的文革，宗旨就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这“横扫”，始于红卫兵对牛鬼蛇神的抄家。从北京开始、迅速波及全国。抄家之多，史无前例。北京市被抄家的多达十一万四千多户。上海郊区川沙县有七千八百多户人家被抄。浙江嵊县，八千余户被抄。全国被抄家的总数当接近一千万户。
伴随著抄家的，是拷打进而杀戮以“五类分子”为主的牛鬼蛇神。在中国大地上，从不曾有那么多人在那么短暂的时期内，死于最古老的刑具棍捧皮带。杀与自己无冤无仇的人是要有精神支柱的，十几岁的中学生将老师校长、邻居街坊拷打至死，靠的就是一册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要是没有政府的支持，没有公安局的配合，十几岁的中学生组成的红卫兵不可能造成如此大范围的恐怖。公安部长谢富治说：“民警要站在红卫兵这边……，把五类份子的情况提供给他们。”于是各地派出所与红卫兵合作，将凡有“五类份子”的名单交给他们，让他们去抓斗殴打。对于红卫兵任意打死人的情况，谢富治当然十分清楚，他还说：“群众打死人，我不赞成，但群众对坏人恨之入骨，我们劝阻不住，不能勉强。”谢富治召集各省市公安厅长开会说：“打死人的红卫兵是否蹲监？我看打死就打死了，我们根本管不著。”一个省公安厅长问：“拘捕总可以吧？”谢答道：”如果把打死人的都拘捕起来，你们能捕得光吗？全国九千万红卫兵，他们不冲你的公安局就好了。如果你们拘捕打死人的红卫兵，你们就要犯错误。”6月间，打人之风刚开始盛行，北京市委书记李雪峰传达了毛泽东的关于发生打死人事件的指示：“打就打嘛，好人打好人误会，不打不相识；好人打坏人，活该；好人打坏人光荣。”正是在得到这个最高指示之后，红卫兵打死人合法化，在这批红卫兵打死人的高潮中，毛泽东作出了从未有过的举动，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他们的代表。毛泽东当然没有表彰他们打死人的行为，他不过是利用他们制造恐怖气氛以压制对手罢了。
各省市公安局长们还是有顾虑的，他们担心放手让学生随意打死人，运动过后自己会被追究。8月22日毛泽东亲自批复了《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文件，规定“不准以任何借口，出动警察干涉镇压革命学生运动。警察一律不得进入学校。”于是全国的警察都对红卫兵行凶杀人睁一眼闭一眼。最高指示传遍全国，杀戮在全国范围进行，无远弗届。
除了被杀，更多的人自杀了。世界历史上，从不曾有如此多的人在如此大的范围内、用如此多不同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仅陕西省，文革中自杀的党、政干部就有两千多名。巴金回忆道：大家都像发了疯一样，看见一个熟人从高楼跳下，毫无同情，反而开会批判，高呼口号，用恶毒的言辞攻击死者。1966年8月，湖北省委召开文化革命积极份子万人大会，省长张体学说：“有的人怕运动中死人，我看死人不要紧。我们没有搞非法斗争，给你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你要死怪哪个？我不叫你死，你要死，死了活该。”
1967-1968年的武斗是死人的第二波高峰。全国性的武斗起于1967年新疆。毛泽东号召夺权，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石河子汽车团的造反派要夺权，当权派不服，请部队派人支援，想用武力解决。双方交火，死伤百余人，军队大获全胜。这便是一月二十六日的新疆“石河子事件”，全国武斗的第一枪。此后各地武斗绵延不绝，直至六八年底方渐平息。
山西武斗以长治地区最惨烈，当地是中国的军工基地。军分区和空军分别支持两派。打到交通全部断绝，空军提供空中走廊支持一派守城市。军分区集中各县民兵组成剿匪兵团，打开军火库，武装数万民兵，由军分区首长指挥攻城战。在攻克一座煤矿的激战中，仅守方即阵亡二百多人，双方死伤不计其数。全国在单次武斗中伤亡最大的是四川泸州。一仗打死两千余人，另有八千多人残废。江青说“四川武打全国出名了，重庆打得稀烂，阵线就比较清楚了。好得很！”浙江也是武斗死亡较多的地方之一，嵊县战死191人。浙江空五军政委陈励耘、二十军政委南萍同杭州造反派头头张永生武装镇压萧山、富阳两县。在萧山打死27人，大部份是抓获后活活打死的；在富阳打死135人，打残319人，烧毁房屋1200余间。云南军队围剿名为滇西挺进队的群众组织，用机枪扫射，二十分钟将该组织数千人屠杀殆尽。
虐杀战俘也是武斗死人的一大因素。河北雄县由三十八军支持的一派动用大炮攻克对方据点后，将俘虏都用铁丝串起；男的穿肩胛骨，女的从肛门穿进、阴户穿出，游街之后，全部枪杀。陕西安康县滥杀俘虏286人，自杀20人。乱打滥杀包括矛戮、刀砍、石砸、枪打、绞死，还有让被杀者背炸药包、手榴弹炸死，甚至一次活埋了13人。山西长治刘格平派在中央的压力下交出武器后，成了对方肆虐报复的对象。据后来去采访的作家赵瑜所记：其复仇面积之大、手段之狠，都是空前绝后，不忍赘述的。凡是古代用过的酷刑，这里全用上了。
作家秦牧曾这样记述在广州街头所见：“人们咬著匕首，抬尸游行。在中学门口，看到因武斗死亡的学生的讣告，上书‘享年十七岁’、‘永垂不朽’等字眼。一路看到路树吊尸的景象。那些尸体大多被打破头颅、鲜血迸流。从一德路到人民中路短短一段路程中，我竟见到八具这样的尸体。”一年多的武斗期间，全国非正常死亡人数50万。
清理阶级队伍死人最多,粗略估计，死于清队的人数应在50万以上。1968-1969年的清队，是清理阶级队伍的简称。这是毛泽东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高潮，是文革中死人最多的时期。全国两千余县，一个县平均一百左右死于清队。在这场运动中，二百多人非正常死亡的县不算是多的。如上海川沙县5063人被揪斗，236人死亡。宝山县揪斗1702人，死亡达334人。”人口特别少的县，被清队整死的人数才会低于100。如中苏边境人口仅数万的爱晖县，关押1500多人，65人死亡。吉林省延吉县“深挖地下国民党特务，深挖朝鲜特务”，只有110户人家的桦田生产队竟有41人被揪斗致死致伤。
各级革委会是这场运动的执行者。他们私立公堂、严刑拷打，各种刑具交替使用，强加子虚乌有的“国民党特务，反革命、反党”等各种“阶级敌人”。
工人本不是文革的目标，但毛泽东指示:文革是国共两党斗争的继续，国民党时期的老工人也成了斗争对象。北京二七机车车辆厂是毛泽东亲自抓的清队运动样板。1400名1949年前进厂的老工人中，900多人被审查，14名老工人自杀。
知识份子集中的地方是清队重点。湖南大学革委会成立后，被捕的有三百多人，自杀18人，折磨致死6人，中科院上海分院有六百多人被诬为特务，2人活活打死，10人打成残废，4人自杀，包括1949年从美国归来的女科学家雷宏淑；另有9人自杀获救未死。
1969年1月，康生指控云南省委书记赵健民是叛徒国民党特务，下令公安部长谢富治当场逮捕。整个云南便开始抓“赵健民国民党云南特务组”分子。仅此一案，云南138万人被牵连，1.7万余人被打死、6.1万多人被打残。仅昆明就打死了1473人，打残9661人。一时间，昆明街头上贴满了‘枪毙’的布告。有的人被活活打死，补上告示了事。
1968年2月，江青、陈伯达、姚文元等宣布天津作协主席方纪是刘邓反革命司令部的代言人，天津市委书记王亢之支持方纪这伙人反革命。两天后，王自杀身亡，方被投入监狱。江青又说“天津市公安局与方纪同伙，是黑窝”，该局1200余干警被审查，滥施酷刑。包括公安局长江枫在内被整死44人。
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李楚离曾担任冀东党的领导人，领导过冀东大暴动。李被打成叛徒后，冀东党组织也成了“国民党”组织。这是文革中的又一件大案，八万多人受株连，三千人死于非命。内人党----内蒙古人民革命党成立于1924年，以实现内蒙古自治为目标。后因苏联插手，其中的国民党被清除，该党名存实亡。1945年，该党恢复，由早已汉化、连蒙古语都不会说的乌兰夫领导。1946年中央指示它停止活动。文革中，乌兰夫成黑帮，康生指示内蒙古大抓内人党，全内蒙古有34万余人被刑讯关押，四分之三是蒙古族，被整死16222人。
1970年的“一打三反”的内容是：打击现行反革命破坏活动，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铺张浪费。那个“三反”，与老百姓不相干，反不到小民头上，所以当权派并不感兴趣。“一打三反”其实只有“一打”，并无“三反”。1970年春始的“一打”是对“清队”时未完全解决的文革中对立派的最后的镇压。譬如上海集中追查曾参与炮打张春桥的学生，王秀珍说“对这批新生反革命不能手软”，市委部署清查，仅复旦大学等六所大学就有120多人被逮捕、监禁、五人被逼自杀，三人被逼疯。上海交响乐团指挥陆鸿恩因“涂写《毛主席语录》”，在“一打三反”中被判处死刑，押往刑场执刑前，喉管被割断，免得他呼喊“反动口号”。文革后最高法院向中央报告：“1970年‘一打三反’运动中错判死刑取为突出。宁夏错杀七十人中，一九七○年判处的有六十八人；天津市错杀的二十八人中，一九七○年判处的有二十二人。”
“一打三反”之残酷，只比“清队”稍逊，但也猛烈异常。所以云南镇雄县的官方记载，便把“清队”和”一打三反“合一而谈：”省革委派工作队来镇雄指导‘清理阶级队伍’和‘一打三反’，搞逼供信，造成107人非正常死亡。“上海市南汇县”一打三反”，审查、斗争了3千余人，“造成非正常死亡62人”。宝山县“一打三反”和“清查五一六份子”结合，共清出5千多“有问题的对象”、“41人被迫自杀”。青海贵德县，‘一打三反’中14人自杀，后全部平反昭雪。陕西安康县农民易道均，因住房窄小、阴暗无光，无法张贴毛泽东标准像；小孩呼喊“毛主席万岁”说了一句“哪里能活一万岁”，成“现行反革命”，被县军管会判处死刑，于1970年六月枪决。副县长雷云祺、县政协常委张开印、属1949年起义投诚后留用的人员，军管会以“反革命”罪将他们枪决。该县“一打三反”中拘捕,254人，枪决17人，判刑12人，戴“反革命”帽子25人，20人自杀身亡。1970年8月的一天，人口仅30万的省会银川市10万人挤满体育场和四周的街道，观看公判“现反”。这天判决的是以13名青年学生为成员的反动组织“共产主义自修大学”。因一名女性已在关押期间触电自杀，其余12人，三名“死刑，立即执行”。被枪决者之一的吴述樟年仅22岁，最大的罪恶时：曾在《毛泽东主席语录》“再版前言”的“毛泽东主席的指示，一句顶一万句”的旁空处，写过“放屁”二字。3月22日，甘肃省会兰州的万人宣判大会结束后，20多名死刑犯被架上卡车游街示众，然后到达军警密布的形场。被杀者之一是甘肃师范大学历史系老教授张师亮。因在该系的学术讨论会上他曾批评过毛泽东，认为毛泽东的“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的说法，不妥当、不全面。江西省会南昌召开万人宣判大会，22岁的吴晓飞被枪决。他的罪名是曾写下两篇论文，说文化革命“是一件反常的政治事件”，“人民不管从政治上和经济上说来都得不到一丝好处”；抨击林彪“神化毛主席”，江青“是文化革命中无政府主义泛滥的根源”，对刘少奇的迫害“不择手段、不通情理”等等。
由于中央将判处死刑的审批权下放给各省、市，各地利用此机会杀了很多政治犯。三月间，湖南“长沙当局开了两次大的杀人大会每次处决近百名犯人，其中一半以上是政治犯。”四月的一天，当局又宣布次日将判处六十多名反革命份子死刑。可是，第二天上午九时，有线广播突然通知，宣判大会取消了。原来，中央发现地方杀人过多，需要有所控制，突然收回了判处死刑的审批权。这样长沙的一批反革命份子便幸运地由死刑改成了15年徒刑。
被冤枉的确实大多数是平民百姓。1970年10月，广州军区令员丁盛听说海南岛白沙县一名女医士官朋华在监狱里还写文章骂林彪，便亲自支持会议，将她判处死刑。临枪决前怕她呼喊口号，特用一节竹筒塞进她嘴里，穿上铁丝扎在脑后。比北方枪毙张志新前割断喉管稍为文明一点。
安徽淮南市监狱，“十尺零六寸长□监房里，经常关上十四、五个人，每人只有八寸宽的地盘。……一杀人，就早上四点拉铃，然后用几个高音喇叭放样板戏。然后凶神恶煞般的刽子手就进来拉人：‘你！’‘你！’‘你！！！’惊天动地哭叫，随著是一排摄人魂儿的枪声……。”
由于“清队”、“一打”、“清查五一六份子”三场运动，一个连著一个，江苏省只笼统公布了这三场运动中受迫害的人的总数：“以莫须有的罪名，把几十万无辜的干部、组织打成叛徒、特务、现行反革命和‘五一六’份子，成千上万人致伤、致残、致死。”这场运动的非正常死亡数，也应在15至20万之间。
以上谈的仅是文革中的几个大事件的非正常死亡。文革十年间总死亡人数相当高，北京市因冤狱而死的即有九千八百多人。上海被“立案审查”的有24万余人，被折磨致死、自杀的超过一万人，被逼疯、打残的更多。至于县以下单位，全国两千余县，平均每个县死亡当在5百至1千人。譬如陕西安康县，文革中“非正常死亡1300人。”官方的统计数字是：“总的估计，因大量冤假错案受到诬陷、迫害和株连的达到一亿人以上。”“去台人员家属”中的冤、假、错冤多达十多万。概而论之，说文革中非正常死亡在二百万以上不会过多。
1980年代中期，中共中央通过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决议，邓小平在一年中谈了20多次政治体制改革。当时颇有一些人乐观地说：“改革不可能逆转”，“文革不可能重演”。而重庆刚开始鼓吹“唱红打黑”，敏感的知识分子就惊呼“文革来了”。1980年代多数人相信“文革不可能重演”，这是一个无可置疑的历史事实；现在有不少人相信“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甚至认为“再搞文革”是好事，这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社会新现象。在现在的人口结构中，没有亲历过文革的人已经占了多数。而由于当局禁止研究文革，禁止出版有关文革的书籍，在教育中回避历史阴暗面（大跃进-大饥荒，文革大灾难，六四镇压），使现在二三十岁的青年人完全不具有对于文革的免疫力。
当年最痛恨文革并企盼文革不再重演的有两类人。一类是在文革中受到冲击的“走资派”、“反动权威”和“地、富、反、坏、右”等形形色色的“阶级敌人”，这些人现在已经走得差不多了，没走的也是耄耋之年了。另一类是在四五运动中冲锋陷阵的青年人，包括从来没有长过工资的青年工人和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这些人中最年轻的现在已经接近“耳顺”之年。
上述两类人，其中大部分人也曾经是文革的拥护者。人们常常要通过自己的直接经验，才能真正吸取历史教训。最大“走资派”刘少奇和邓小平，在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文革决议时投过赞成票。四五运动时的抗议者，也曾经是在天安门广场上山呼“毛主席万岁”的“红卫兵”。文革并不是“四人帮”或者毛泽东想搞就能搞得起来的，这个运动的发生是有群众基础和理论基础的。
文革爆发前夕，中国的干群关系已经紧张到了一定的程度，群众心中的不满已经蓄积了很长时间。而当下的官民矛盾和冲突，民众对于权钱交易和两极分化的不满，比1966年的时候，不知增加了多少倍。毛泽东关于反对官僚主义者阶级的继续革命理论，关于巴黎公社式的民主和平等的鼓吹，关于消除城乡、工农、体脑三大差距的“五七道路”的设想，曾经具有很大的欺骗性和诱惑力。而重庆的“唱读讲传”、“打黑除恶”、“共同富裕”，同样具有欺骗性和诱惑力。在三十年来都没有认真清理毛泽东思想的情况下，毛泽东那一套民粹主义的理论和手段，完全有可能再次成为政治野心家手中的“精神原子弹”。
搞民主选举，必须获得多数选票；搞法西斯或者文革运动，并不需要获得多数人的赞同，只要有一批狂热的青年人（冲锋队、党卫军或者红卫兵、造反派）支持和投入，就可以“改变世界”。希特勒刚上台的时候，他并没有获得议会中的多数议席，他一手利用权力一手利用群众，就可以推翻魏玛民主制度。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时候，大多数党员、干部是不理解和不支持的；在整个文革期间，群众的大多数都是保守派和逍遥派，但是毛泽东文有江青、武有林彪，再加上周恩来帮他支撑经济，就可以利用少数文革勇敢分子实现“乱中夺权”的目的。
文革刚刚结束的时候，官方媒体和民间知识分子都称之为“社会法西斯”。到1990年代，余世存提出了“次法西斯”的概念。现在，经典法西斯运动的露头，已成为中国迫在眉睫的危险。当政治野心家试图与一部分群众相结合，通过打民意牌争夺最高权势，“理论-群众-领袖”的“三位一体”浮出水面的时候，就意味着法西斯运动正在从“次法西斯”提升至“经典法西斯”。法西斯运动领袖人物的产生，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一方面是法西斯信徒的寻觅、激励和拥戴。一方面是潜在领袖人物经过形势判断和政治试探，以“顺乎天而应乎人”的姿态“粉末登场”。最后的一出，则是利用完“民意”之后的“卸磨杀驴”，就像希特勒对待冲锋队。今天，警惕经典法西斯运动在中国得势，就要紧紧地盯住潜在的法西斯领袖人物，监督和批评他们的每一言行举止，防止法西斯“理论-群众-领袖”的“三位一体”，成为中国现代化和民主化的最凶恶的破坏力量。
因为“文革”中毛泽东之所以能够翻云覆雨，还是与中国的政治文化息息相关的。在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中，对于“伟大领袖”，或者说贤明圣君，一向是有很高期待的。中国的政治文化的特点就是把个人消化在对圣人的崇拜中。毛泽东在当时的中国人的心目中就是这种盲目崇拜的对象，所有关于他的一切都被神化，至于反抗就更是想都不会想了。
因此，防止第二个“文革”的发生，就是要改变中国的政治文化，要建立以个人自由为基础的公民文化，而不要把希望寄托在某一个人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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