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06-22 18:09:52
谈及中国大陆的变化，很多人士都忽略了这一点：30年来大陆逐步经历重大的结构性转型，从一个农业国转型一个工业国。30年前，大陆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80%，农业占GDP的比重在三分之一以上。如今农村人口和城镇人口各占50%，农业占GDP比重不到10%。劳动力从劳动生产率较低（劳动力成本占产品价值约90%）的农业转移到更为资本密集型的行业（劳动力成本占产品价值50%）。
过去10年中，尽管个人收入的绝对数量在以每年8%到9%的惊人速度增长，但家庭收入占GDP比重却在下滑，下滑幅度的80%可以通过这种转变来解释，而另外20%则可以通过利率被压低来解释。不过，家庭收入占GDP比重下滑本身并不能完全解释消费比重下滑的问题。另一个原因是城市家庭储蓄率的大幅上升。很多因素被指助长了城市家庭储蓄率的上升，包括社会保障计划不力、人口老龄化以及为购房存钱。但最重要的原因却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了：国内人口流动。
农民工的储蓄率远高于城市居民，在某些城市，前者的储蓄率甚至是后者的两倍。由于没有户籍，无法享受公共服务，农民工未雨绸缪的动力更大，因此消费更少。在许多沿海城市，这些农民工在劳动力中的占比约有一半，这就是这一群体对中国个人储蓄率影响重大的原因。总体而言，鉴于结构性转型对家庭收入下降和城市储蓄率上升所造成的影响，过去10年造成消费占GDP比重下降的原因中，约有七成可以归结为结构性转型。金融抑制等因素在一定程度上也是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但仅限于那剩下的三成。
宏观失衡现象可能变得更加极端，但总体而言这是一个好消息，因为工人转移到生产力更高的经济活动上。观念的差异会影响那些旨在减轻中国贸易不平衡程度的西方政策。大多数政策辩论都在关注汇率和利率水平，因为集中关注这些足以吸引媒体的数据远比理解复杂的结构性转型容易得多。但是中国城市人口所占比重到2020年预计将达到60%至70%，这种转型无法忽视。无论汇率和利率水平如何变动，中国消费占GDP比重短期内不可能大幅上升。
近期国家统计局宣布，去年中国城市人口史上首次超过农村人口。决策者无法逆转城市化进程，但他们可以加快这一进程。如果农民工在打工城市享有户口或居住权，他们自然能有安全感，进而降低储蓄率，提高消费水平。
如果决策者想要减轻这种结构性转型的影响，那么就不该再建议人民币汇率或金融体系做出变动，而是应关注城市化的细微差异。然而，中国的城市化落入一个巨大的陷阱，既是经济陷阱，也是政治陷阱。因为中国的楼市泡沫必然破裂的结论，不仅是建立在经济分析基础之上，更建立在政治分析基础之上。
在中国，所谓的城市化与西方历史上的城市化是有着本质区别的，中国的房地产同西方的房地产也存在着本质的区别。如果说西方国家曾经一再出现的楼市危机是一种泡沫的破灭，中国的楼市将出现的不仅是泡沫的破灭，更是骗局的穿帮，比泡沫破灭的代价可怕千万倍。
世界上最早的城市化进程是英国的工业革命带来的，伴随着英国工业革命的浪潮，曾经出现了著名的圈地运动。工业化当然需要扩建工厂，需要更多的工人。失地农民进城务工变为城市居民，工业化带动城市化，这本是一个自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必然历程。事实上，英国以及后来的整个西方，其工业化和随之而来的城市化进程，虽然后来倍受历史学家诟病，但总体上就是一段自然而然地发生和发展的历史。
这个进程的自然而然表现在几个方面：一是工业化的需要带动城市化建设。英国是小国，工业化要土地，更要工人。所以，失地农民转变为城市工人，是出于工业化的需要。而非人为的强制转变。二是整个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是循序渐进的，符合历史规律。完成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历史进程，西方国家用了几百年的时间。三是西方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是与其世界范围的扩张政策相配套的。对土地和工人的需要，不只是在国内得到满足，更是通过海外扩张得到满足。日不落帝国的诞生，正是其工业化和城市化历史进程的必然产物。四是西方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社会背景是私有制，伴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有一个福利社会建设的进程与之同步。国家和私人对土地的征用，建立在私有产权制度基础之上，土地的买卖和交易遵行市场自由交换的原则，被征地者能够得到满意的补偿，生活也有基本保障。
相形之下，反观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不难发现背后的深刻危机。
中国的城市化并非伴随工业化而自然发生。中国是在人为地，大跃进式地推进城市化进程，与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完全不同步。中国的城市化不是出于工业化的需要，相反越来越成为工业化进程的障碍，成为破坏工业化的杀手，呈现出一种异常变态的状况。
大量的征地，不是用于工业化的建设，而是人为的制造楼市，导致今日的局面是：支撑国家经济的不是工业经济，而是房地产经济。政府靠卖地财政过日子，商家靠房地产赚钱。而工业企业，则陷入了空前危机。楼市和房价攀高，直接导致工业企业用地成本被推高。现在的中小企业，可以说已经不可能置地办厂了。高房价又必然推高租赁价格。这给工业企业制造了巨大的经营成本。
工业企业的危机还表现为资本危机。改革开放头二十年，中国的经济发展之路基本还是健康的，国家重点抓四个现代化，一切围绕着工业化展开。最近十几年，随着楼市经济的崛起，工业化就开始被边缘化。国家信贷基本都投到楼市和基本建设上，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根本得不到信贷支持。政策上讲的好听，现实是所有的钱都奔向了楼市和基建工程。
工业企业还出现了用工荒。作为支柱产业的制造业，招工一直非常困难。失地农民做不了别的事情，他们大多只能在建筑工地上卖苦力。尽管毕业的大学生越来越多，但现实却是一方面就业难，一方面企业招不到工人。中专、技工学校一直在纷纷倒闭，他们招不到学生，没有人读。国家近年出台的对中职学校的财政补贴政策，其实完全落空了，各学校只是在造假录取名册骗取国家财政补贴而已，实际上学校基本都是空空如野。
总之，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没有能力消化城市化产生的失地和失业大军，还导致了工业企业的用工荒。工业企业人力和经营成本的急剧增长，结果就是企业的入不敷出。国有企业有国家支撑，作为承担社会就业的主力军，中小民营企业现在是举步维艰。沿海出现了企业倒闭潮，出现了“跑路大军”，跑路的主要是躲债的加工业企业老板。
正常的逻辑关系应该是：工业化需要大量产业工人，这些人一方面来自大中专院校毕业生，一方面来自失地农民，他们在城市工作和生活，需要住房。然后这种需要在收入保障的前提下变成经济学需求，从而推动楼市的发展。但是，今天的现状是，工薪阶层不可能买得起房子。在消耗掉父母几代人积蓄的情况下，他们也只能付得起首付，并从此成为房奴。所有的城市居民，以及生活在农村的父母兄弟们，都被楼市绑架，每个人都注定要为房地产辛苦一辈子。因此，从根本上讲，中国的经济已经完全彻底地沦落为楼市经济。这种变态状况巨大风险在于，一旦楼市出现问题，整个国民经济都陷入危机。
中国的楼市和房价，并不是市场决定而是政府决定的。政府要卖地，否则没财政收入，谁不好过都可以，唯独政府不能日子难过。所以，不管出现多少血拆的故事，不管出现多少群体性事件，地方政府都坚定不移地推行卖地财政和楼市经济，从而进一步推动楼市繁荣和房价走高。政府为了卖地能有好价钱，自然就会同开发商勾结在一起操控房价，各地出现的房地产限价令，既有限制涨价上限的，也有限制降价下限的，这种限价令本质就是定价令。这种卖地财政和楼市经济的致命问题在于：其一，土地不是无限可以售卖；其二，越来越多的失地农民和高校毕业生，在工业企业纷纷倒闭的情况下，何以就业，何以谋生；其三，随着失地和失业群体越来越庞大，这个社会的结构能稳定得了吗？！
随着城市化的进一步推进，不仅经济结构越来越畸形，社会结构也越来越畸形。没有土地私权的保护，就不可能有市场机制和市场游戏规则。一方面，土地国有和集体所有制的本质，决定了卖地经济的理直气壮和权力腐败的必然性；另一方面，血拆和群体性事件却暴露出人民的不满和誓死抗争的心态。如果同西方国家一样，城市化的后果能够被工业化所消化，如果有西方那样的福利社会保障体系，这些矛盾或许不会太尖锐。但是，今天的中国，城市化正在摧毁工业化成果，也正在制造巨大的社会矛盾，如果不紧急采取改革措施，终将摧毁改革开放的一切成果。
失去了工业化支撑的城市化，固然是一个陷阱，但在陷阱的背后，人们还可以发现一个巨大的骗局。这个骗局就是中国的城市化可以解决农民问题，可以养活13亿国人。这是自欺欺人的，赤裸裸的谎言。
工业化和城市化本质是好的，是为了经济社会发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但现实问题是，13亿中国人中的8亿农民，他们城市化之后做什么？小国寡民的西方国家，几百年才完成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我们要用多少时间完成？100年行不行？但看现在的架势，是非要在未来10年内完成不可。
有一点大家应该注意到，事实上，西方早已经停下了城市化的脚步。今天去看美国，固然有历史遗留下来的大城市，但更多的是分散的中小城镇。去洛杉矶看看，特别是在夜晚，看到的是城市是一片一片的乡间灯火，生活在DOWNTOWN的都是穷人而非富人。何况，中国永远不能同美国比。美国是印钱经济，印了美元就可以买你的东西，包括土地和资源。印人民币有人用吗？!
这里可以讲讲印钱和卖地经济的本质区别：印钱是卖信用。全世界人都知道印钱经济是个陷阱，但谁也没有办法改变，都被美国绑架到同一辆战车上玩经济游戏。因为美国足够强大，可以做到这样，至于能否持续，还有待历史去证明，总之是中国大陆官方想学也学不来的。但卖地经济就不同了，卖地的本质是剥夺资源。卖地经济固然也是个陷阱，但注定不可持续，注定搞垮实体经济。
据中国官方统计数据，2009年，中国城市化率已达到47%，日前中国官方媒体报道世界银行行预测，到2020年，中国市区人口超过100万的大城市数量将突破80个，届时中国的城市化率将超过50%。但同时指出中国有“伪城镇化”问题存在。近期也有中国的三家学术、民间机构分别发布研究报告，指出目前的户籍管理制度造成了中国的“伪城镇化”。
就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以及中国发展基金会等三家机构发表的报告，德国之声采访了中国独立学者、九鼎公共事务研究所研究员秋风。他指出：“这些报告应该指出的是事实，我以前也提出两个概念：一方面是有大量的‘伪城市化\'；还有大量的是‘半城市化\'。造成这两个特别现象的原因应该一方面是中国的现有土地制度，另一方面是中国现有的户籍制度。两个制度紧密的联系在一起。”
城里的农民仍不是城里人，中国城市化过程中农民的权利也往往无法获得保障。秋风表示，可以说，农民在城市化过程中权利、利益都缺乏最基本的保障，即使中国大陆的宪法和现有的法律赋予农民的基本权利在城市化的过程中，也经常被限制被剥夺。现有的“伪城市化”和“半城市化”和土地制度有关系，在中国的城市化过程中，发生大量的征地现象，征地过程中农民的利益遭到很大的损害。另外在城市化过程中大量的农民已经离开的乡村，进入到城镇中工作和生活，甚至已经工作和生活了十几年，但始终没有获得城镇所在地的户籍，也因此无法行使最基本的权利。比如，他们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被完全悬空，没有办法在长住的城镇行使这些权利，因为户口限制，他们不能成为本地的选民和候选人，又因为长期脱离了乡村，也不可能回到乡村参加选举。中国有一到两亿最有判断力的生活在城镇中的农民，他们的政治权利被悬空了。秋风强调说，先不去评论政治权利的分量有多重，但很多人讨论城市化中农民权利的时候这点是很少被注意到的。“还有其他的福利如医疗、教育、退休养老保障金等。他们为这个城市做出很多贡献，但是从城市那里得不到本该享有的公共服务和福利。”
秋风特别指出：“专家们谈到伪城市化的时候，还指另外一个内容，城市化只是土地的城市化，所占用的土地扩张非常快，人口的密度反而在下降，考察全世界范围内的其他国家，中国城市化的这种现象是很反常的，有些地方甚至还不如八十年代的时候。”这种现象涉及到另外一个根本问题：土地制度问题。
所以，城市化过程中不管是发展工商业还是建造住宅，第一步就是征地，政府因此获得巨大的收益，他们在利益的驱动下，就拼命的征地，导致了很严重的大量城市土地被闲置的现象。已经完成了征地程序的所谓城市，实际上什么都没有，既没有工商业，没有住宅，也没有人居住，这种现象在地级市和县级市非常普遍，包括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周边也有大片荒废的城市，这也是人类城市史上绝无仅有的现象。这就是土地制度的问题，政府通过土地赚钱，对于土地的用途政府没有作科学合理的安排，导致城市化过程中土地利用效率逐年下降。
那么，如何避免“城市化”祸国殃民？其实体制内不少远见卓识人士早就有预见并开出来了有效的药方。比如在10年前，全国政协常委、原深圳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市长厉有为就在《解决“三农”问题的出路在城市》一文中指出，没有农民的小康，就谈不上中国的小康，没有农业和农村的现代化，就谈不上中国的现代化，“三农”问题已经成为我国奔小康和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上的关口。尽管党中央、国务院采取了重大举措，下发中央一号文件，减免农业税收，对种粮农民实行直接补贴，放开粮食市场，增加对农业的投入等等，这些政策进一步加强了农业的基础地位，并已初见成效。但是距“三农”问题的解决，仍然有相当大的距离，有相当繁重的任务。
厉有为认为，解决“三农”问题的出路在城市。因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的接收地点主要在城市，农民增加收入的主要来源是外出到城市（镇）做工收入，农产品的主要消费市场在城市，农业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来源，主要在城市，农业技术人员的培养，农业科学技术的研究开发，信息技术、遥感技术、生物技术、节水灌溉技术等在农业上的广泛应用，都基本依托城市，提高农村人口素质，必须提高农村的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而师资的培养和来源也主要在城市，目前出现的圈地现象，使不少农民失去赖以生存的土地，究其原因主要在城市，目前严重存在的农业生态环境恶化，其污染源头也在城市。总之，我国要贯彻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必须放开眼界，城乡统筹解决“三农”问题。
为此，厉有为建议：
1．加速推进城市化：稳步发展特大城市和大城市，积极发展中、小城市，有重点地发展小城镇，注重发展区域性城市群体，使各种城市协调发展。经过20年左右的努力，使我国城市化水平与我国工业化水平相适应，与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水平相适应。不要限制大城市发展。克服城市版图盲目扩张的速度高于城市化速度的倾向。
2．国家和城市政府应积极采取措施，创造必要的条件，使进城做工的农民及其子女享受到与城市居民同样的国民待遇。如：改革城乡割裂的户籍政策、培训进城做工人员、建造廉租房、使打工者的子女就近读书及医疗、养老保险等问题。
各级政府财政部门应每年列出相应经费预算，劳动部门列出培训计划，建立城市政府与农村政府对口帮扶机制，双方劳动部门联手合作，按照国家计划要求，培训农村外出打工者，给农村劳动力顺利转移创造条件。
各级政府应依法给打工者强制建立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养老保险，即使是临时农村打工者也不例外。记在个人账户的部分资金应钱随人走。
城市政府应采取积极措施抓紧落实进城务工人员子女与城市居民子女入学一视同仁的政策。
3．加强农村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提高农村人口素质：一是各级政府确保农村教职员工工资的足额发放，县级保不了的由省里保，省里保不了的由中央保；二是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增加对农村基础教育的投入，使农村基础教育的状况与中央的计划要求相适应；三是师范院校学生仍继续免费就读，并对师范院校提前单独招生，确保生源质量和提高师资水平，不断有高水平师资充实农村教育；四是把农村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提到重要位置。
4．建立农业产业化利益均衡机制，目前显得十分重要。由龙头企业带农户的模式已在逐步形成。但在龙头企业与农户之间利益严重向龙头企业倾斜，利益不均衡问题突出。为此，一是政府制定政策和规章，促使其利益向均衡发展；二是提高农户的组织程度，通过农户的专业性组织达到与龙头企业的利益均衡；三是使农户与龙头企业成为企业内部的利益共同体，达到利益均衡。只有实现利益均衡，农民才有可能通过产业化脱贫致富，才能防止和克服农村两极分化，农业产业化才可能持续发展下去。
5．以农产品市场化推进农业产业化。大力培育和积极发展农产品大型批发市场，是实现农民增收最实际的途径之一。一是以城市的大型农批市场为中心，整合产地批发市场，逐步由对手交易发展为拍卖、进出口贸易。大宗农产品期货贸易的各类大型农批市场，使之成为集物流集散、价格形成、信息提供、生产指引、配送连锁等功能为一身的现代化农产品市场平台；二是利用现代信息网络技术，形成农副产品的网上批发、拍卖的网上市场，达到网上订货、网上竞价、网上交易、网上结算、异地交割的现代化市场体系；三是大型农批市场带动生产基地，使之生产标准化、包装规格化、质量等级化，达到拍卖的要求，实现订单农业，分散农业生产风险；四是在建立农副产品安全体系的基础上，以大型农批市场为龙头，大力发展农副产品配送和连锁销售，形成由生产基地到运输、包装、仓储、批发、结算、配送、连锁销售的完整链条，把生产与消费联结起来，把农村与城市联结起来，把农民利益与工人利益联结起来，这是科学发展观的内在要求。
6.土地和水体的污染，是农业生态恶化的主要因素。国家应强壮限制二氧化硫、二氧化碳等的排放，克服和防止酸雨的发生；国家应依法限期关闭排放不达标的工业污染企业；城市政府应把城市污水达标排放放在优先位置解决；国家应花大力气彻底解决河流水域污染问题；国家应大力试验和推广生态农业和发展循环经济，建立大面积的无公害的绿色粮、菜生产基地，建立全国的食品安全生产体系。
7．农村资金在很多地方只流出不流入，没有为农民服务的金融现状，使农民生产、生活中需要的小额贷款十分困难。应认真落实今年中央一号文件，组建农民互助合作性质的金融组织。认真改造已经银行化、行政化了的农村信用合作社。按照组织上群众性、制度上合法性、经营上自主性和管理上民主性进行改造，使其实现服务农民、服务农村、服务农业的宗旨，解决入社社员一时生产、生活上资金需要周转的困难，增进农民社员的利益，推进农业生产发展。中央银行要给予人员培训、政策支持、经营指导和服务监督。
大幅增加政府的支农资金，由以往支农资金平均占农业总产值的6％左右，提高到发展中国家的15%左右。
8．以各级政府拿出必要的财力支持为基础，逐步建立农村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网络和运行机制，使广大农民病有所医、老有所养，逐步享受与城市居民大致相同的国民待遇。
9．根据现实交通、通讯等发达的实际情况，结合重点镇、中心镇的建设，适当调整乡、镇建制，减少乡、镇建制数量，并大幅度精简乡、镇干部编制，按市场经济要求改革设在乡、镇的“七所八站”。这项改革势在必行。但改革成本很高，应由上级政府分担。
10.农民拥有集体土地所有权，已名存实亡，因为农民对土地的处置没有知情权、发言权、参与权和决定权。因此，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应采取立法形式落在实处，除各级政府公用事业建设用地依法必须征用以外，凡商业开发用地，必须经村民集体按民主形式做出决定，并用市场机制运作，充分体现土地的宝贵价值，充分体现村民集体占有土地所有权的民主权利，充分体现按市场经济规律办事，使村民的利益得到合理维护。
…… ……
（注：此文为读厉有为文集述评之21：读厉有为《关于城市建设与发展的几个问题——在2002年全国中小城市论坛会上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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