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媒体，包括各大机构在争吵的一个问题，即中国的“城市化”何时见顶。这个话题跟中国经济发展动力是直接相关的，中国社科院最近出了个报告《宏观经济蓝皮书》，说中国将在2013年左右结束高速“城市化”过程。
我们看看发达国家，它们都是按照人口的自然流动的规律来发展城市的，我这里有个数据，巴黎只占2%的国土面积，却产生28%的国内生产总值；德国汉堡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和每平方公里国内生产总值分别是德国东北部落后地区的2倍和100倍，但是这两个地区的福利是一样的。就是说，你住在汉堡也好，住在东北部也好，福利是一样的，整个配套也是一样的。像美国那样子土地肥沃而广阔的国家，一共有51个州，但一半以上人口集中在5个州，80%的美国人居住密度区的面积从1900年的占国土面积的25%，降到如今的17%。日本的东京呢，居住人口占全国的41%，国内生产总值占18%。韩国首尔，人口占全国25%，国内生产总值占24%。而中国，上海的国内生产总值也不过占4.4%。我们和这些国家相比差得太多了。可见，我们的城市化进程还远未结束。
要“城市化”，当然得有人进城才有“城市化”。而进城不是问题，问题是进入城市后做什么。对于绝大多数农民来说，城市就是一个暂时打工、暂时居住的大工寮。中国有几个城市的当权者在谈到城市化的时候，让农民工进城的时候，想到了一个完整的系统工程的就业配套？！在笔者的有限知识里，还只看到原深圳市委书记厉有为做了如此系统的、深入的思考。
比如，厉有为在其《关于我国城市现代化和农村城市〈镇〉化几个问题的建议》中就说，加速我国城市(镇)化进程,从而提高人的自身素质,提高生活水平,增加需求,促进经济的迅速增长,从而进一步满足人们的更高需求。因此，要加强小城镇的民主、法制建设,加速乡(镇)的机构改革,有条件的地区应当合并乡(镇),以求较彻底解决减轻农民负担问题,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设在乡(镇)的“七所八所”亦应抓紧改革,能撤并的均应撤并。再不允许有向农民直接收取费用养活自己的机构存在。设在乡(镇)的“人大”、“政协”机构建议撤销。
在城市(镇)化过程中,选择党的领导力量强,经济基础好,社会风气正的镇进行镇级行政领导直选试点,以推进民主化进程。如果与现行《地方组织法》有悖,全国人大可以通过试点议案解决。
城市(镇)的发展需要土地,我国人均耕地少而且减速很快,矛盾突出,为解决好这一矛盾,应在总结各地经验的基础上,制订具体政策和法规。城市（镇）建设规划非占用耕地不可时，必须严格实行耕地补偿,政策。有的在本可以用荒地、荒坡、砖窑、旧坟地等改造而成；有的无法就地补偿，可采用异地补偿办法,由占用耕地者出钱,到人少地多的贫困地区去补偿,使 资金往贫困地区流动。浙江有些地方用此办法较成功。在小城镇发展建设中,涉及到土地入股、土地置换、土地流转等问题,目前政策、法规均不够明确,在执行中较为混乱,容易出现漏洞,亟待制订政策和法规加以规范。
在城市(镇)化过程中,户籍制度改革势在必行。此问题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稳定关系重大,在中央已有 政策的基础上，建议进行立法,并大力宣传教育,成为全民的自觉行动。土地出让收入的绝大部分留给所在地的城市(镇)政府,用于城市(镇)建设。厉有为指出，农村城市(镇)化最根本的目的是为广大人民群众谋利益。通过城乡结构、产业结构和人口结构的调整，达到提高人口素质、促进经济发展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目的。因此,在工作中必须遵照广大群众的意愿,做好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避免搞“一律化”、“一刀切”、强迫命令,急于求成,因而损害群众利益,甚至影响社会稳定;避免乱集资、乱摊派,加重农民负担;避免基层干部借此谋取私利,损公肥私,甚至贪污受贿,挪用公款等违法乱纪行为;避免只注重城市(镇)外延扩张,而忽视城市(镇)内涵深化,只注重出“政绩”的“形象工程”,而忽视城市(镇)经济体制改革和城市(镇)功能的完善,从而造成新的就业不足、教育不足、住房不足、供水供电不足、环境治理不足等新的“城市病”的危险。
因此，厉有为认为，为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做好城市(镇)化工作是我们的出发点和归宿，这是一条不可动摇的原则。
其实，未来城市发展很简单，就是工业化必须转向服务业。怎么转向？政府必须要有一套好的规划，而不是到处盖高楼大厦，搞招商引资。要让老百姓生活更美好，不是搞硬件建设，不是搞工业化，而是要把我们老百姓最关心的就业问题解决了，治安问题解决了，交通问题解决了，住房问题解决了，这才是各级政府应该干的事。所谓可持续发展，就是实现人与环境在发展中的平衡，就是使环境条件不但能满足当代人的需求，也能不损害满足后代人需求的能力。我们城市政府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该管什么、不该管什么？过去我们并不十分清楚，甚至做了很多出力不讨好、不该做也做不好的事情。在计划经济时代，政府职能既缺位又越位，我们现在必须通过政府职能转变，解决缺位和越位的问题。
厉有为定位政府职能：“经济调节、市场监督、社会管理、公共服务。”过去我们在财产占有方面、经济管理方面是政府越位，形成全民的大锅饭、铁饭碗，阻碍了生产力发展，因而也阻碍了城市发展，老是喜欢用看得见的手，反对用看不见的手。现在在这个领域政府要退位，退到越位线以内来。宜城市做得很突出，他们以前的集体所有制企业几乎全部改制，实行民有民营。用行政权利来配置资源，势必造成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现在要以市场为基础配置资源。
厉有为指出，过去我们在市场监督、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方面是缺位，现在需要加强和补回来。政府要代表公共利益、制定公共政策、管理公共事务、进行公共决策、提供公共产品、维护公共秩序。
在对城市如此定位之后，厉有为认为应该做好以下九点思路的调整：1.由过去政府直接管企业转到政府培育市场，市场引导企业，企业解放生产力的的路子上来。2.由过去资源配置的行政主导型，转为市场主导型。3.财产占有由过去全民、集体所有占绝对优势，转为股份制、股份合作制，职工内部持股制，民有民营制和中外合资、独资，多种所有制并存，在同一个市场内，在同样的环境和政策下公平竞争。4.政府的决策程序由多环节、低效率、长链条，转到短链条扁平化、高效率。5.由过去以按劳分配占绝对优势转为按劳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6.从过去重视发展素对，以工业、农业产值为主要衡量标准，转为以就业为主要衡量标准。千方百计扩大就业。7.由以往发展工业，牺牲环境转到以生态立市，用现代手段解决工业污染问题，大力发展生态产业。8. 过去由政府财政投资国有企业，转为由社会资金投资企业，由国有单一主体，变成投资主体多元化。政府只投资环境、公共设施、公共服务、公共事业，造成良性循环。把国企的利、税分流，利润用于国企发展，税不做国企投资，而用于公共事业发展。这样对国有企业才算得上公平。9. 由过去主要靠长官意志、行政手段治理城市，转为依法治市，做到机构依法设立，职能依法规定，人员依法进出，干部依法行政。
市场经济是信誉经济，作为领导市场经济的政府更要讲信誉。政府信誉主要是建立信誉机制，什么是信誉机制？就是设计的政策办法，让讲信誉的法人和自然人能受益、获利，让不讲信誉的单位和个人吃亏、受损。这样讲信誉的单位和个人就会多，不讲信誉的就会少。由于政府管理不力，使不讲信誉、搞投机取巧的人受益，反而使讲信誉的憋气，这不但使政府形象受损，而且投资环境变坏。现在坏人霸道、好人受气的事和单位还还有不少。全国性的打击黑社会团伙，不少地方黑社会性质团伙之所以猖狂，就是与政府的权势部门的个别干部勾结，成为保护伞有关，这样的城市谁敢投资。
邓小平是非常睿智的，他当初说沿海地区城市优先发展，这个发展确实造成了30年改革开放的成功。不能否认，邓小平提出的这个策略和欧美国家是一样的，即大城市的发展是历史的必然。目前，中国就是大城市发展的阶段。配套不是说光盖高楼大厦，用工业化拉动城市发展，而是要解决老百姓的困难，譬如治安、环境、垃圾，还有就学、住房，让大城市更完美，让城市居民的生活更美好。一些有钱人就会像欧美国家一样，慢慢搬到郊区去住，郊区的配套也就起来了，然后中产阶级再搬出去住，接着就会有很多的公司、工厂搬出去，最后形成一个配套完善的城镇。中国大陆，距离还差得很远。
光明日报出版社副社长兼总编辑孙献涛写了篇文章《北京太小，再扩五倍》，他说，在洛杉矶转了五天，越转越替北京着急，作为十三亿人口大国的首都，实在是太小了，面积应再扩大五倍，直接连上天津；人口可再增加五倍，容纳一亿国人：“一提扩大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规模，马上就有专家跳出来说资源匮乏，特别是水资源不足。这其实是个伪命题——资源本来就是用来缺乏的。地处美国加州的洛杉矶比北京更缺水，街头的行道树全是干旱地区的小叶树种，加州长年累月阳光直射，蒸发的水分远大于普降的喜雨，空气干燥得冒火。如此严重缺水的地方，生活了两千万美国人民，接近美国人口的十分之一。北京人口与洛杉矶相当，不过中国人口的百分之二。以北京现在的住房容积率，完全能用比美国少得多得多的地，盛下比美国多得多得多的人。”
直到现在我们还在沿袭控制大城市发展的传统思路，北京大学吴必虎教授还在危言耸听说，“大城市为什么膨胀？不是北上广这些帝都魔都有多么魅力四射让人趋之若鹜，实在是这个极权政治体制控制下的病态城市化掠夺吸走了全部社会资源税金财富各种机会。权都到了北京钱都到了上海饭都到了广州机会都到了省外，你叫百姓留在老家别往大城市挤大学毕业生热爱祖国走向边疆？分权才是好办法！”这些所谓的专家学者都是意识形态思考而不是做认真的实证研究，日本四分之一人口集中在东京，美国三大都市圈聚集了大部分产能和资源，印度孟买也彼此彼此，这些难道都是极权体制惹的祸？！
限制人口自由流动的户籍制度和限制大城市发展使我们在过去半个多世纪时间里沙漠化面积增加了300多万平方公里，这比任何卖国都卖国；眼下的汶川、玉树重建，没有建立起合理有效的产业环境，却毁了多少自然！
因此，在目前城镇化过程中，有些问题值得关注，并应予正确引导，防止造成重大失误和损失。
第一，城镇化使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是以城市为主，还是以小城镇为主的问题。从中国国情实际出发，城镇化中接收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应以城市为主，城市是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重点和主导方面，其次才是小城镇。有人主张以小城镇为主，并算了一笔账，以每个县城的城关镇增加10万农村劳动力，全国就有2亿多农村劳动力转入小城镇，中国城镇化问题就可以解决了。这种设想是不现实的。目前有1882个县，东部沿海的县城城关镇平均人口在11.5万人左右，中部地区县城城关镇平均人口在8万人左右，西部地区县城城关镇平均人口在3万人左右，全国的县城城关镇平均人口不到10万人，这是经过千百年发展才形成如此规模的。要在十几年乃至几十年内把县城城关镇人口翻一番以上是不太可能的。正确的城镇化道路应该是稳步发展特大城市和大城市，积极发展中小城市，有重点地发展各具特色的小城镇，这样才能使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
城市与小城镇比较，城市接纳农村劳动力的优势十分明显：城市有资金来源，镇则很困难；城市比镇人均占有土地可节约一半左右；城市公用设施比镇好得多；城市环境建设比镇投入多、容量大；城市比镇产生更好、更大的集聚效应，更有利于发展现代服务业，更有利于生产的协作、配套；城市比镇交通便利，往来方便；城市比镇更有利于发展教育事业，从而提高人口素质；城市比镇扩容要容易得多。因此，城镇化中接纳，农村劳动力应以城市为主，镇辅之，而不是相反。
第二，要坚决防止大城市病的发生：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而且是农村人口占的比例最大的国家：我们过去采取的户籍政策，对防止农业人口盲目流入城市，因而防止大城市病的发生起到了关键作用，但同时也产生了我国城市化滞后的问题：现在全国加速推进城镇化，户籍制度正在改革，农民进城的门槛正在降低，进城落户的条件正在放宽，这是加速推进城镇化所必要的。但同时必须坚决防止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跟不上的情况下，城市人口机械性的过快增加，造成道路不畅，交通堵塞；学校不足，学位短缺；供水、供电、供气紧张；垃圾处理不了，浊水横流，河流污染，环境破坏；社会治安恶化，游民成为公害等大城市病的发生。印度的孟买、巴西的圣保罗就是前车之鉴。
城市工作者一定要做好规划，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城市功能，扩大城市容量，积极开辟就业渠道，给农民进城就业创造条件，做好宏观调控，使城市人口的机械增加与城市公用设施、教育、服务、生产和环境协调地可持续发展。
第三，要克服和防止盲目扩镇、建镇热潮。在城镇化过程中，使农村富余劳动力一部分转移到镇，这是必然趋势。但是全国1.9万个建制镇不可能全面扩容，不能一哄而起，必须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做好统筹规划，选择少数有发展条件的镇重点扩建和发展。切不可形成扩镇、建镇热潮。
但目前有些地方并未全面理解城镇化的真正含义，不顾条件盲目扩大镇的建设，有些地方已经形成热潮，如不及时降温，势必给农民造成危害，给国家造成损失。有的地方打着城镇化的旗号，忙着圈地，动辄规划十几平方公里或几十平方公里土地，从农民手中拿得廉价的土地，侵犯农民利益，并使农民永久性失去土地，极易引起不稳定因素的增长。
有的地方领导人在追求政绩的驱使下，镇的建设大兴土木，建什么大广场、大公园、大草坪，什么喷水池，什么标志性建筑，什么商业一条街等等，结果是劳民伤财，脱离实际。有的地方为建镇，大兴举债，大兴集资，大兴施工单位带资建设。结果是债台高筑，无力偿还，三角债拖累，纠纷、诉讼不断。不要忘记，现在全国乡镇普遍负债累累，不能不说与当年有些地方盲目大办乡镇企业有关。这个历史教训在城镇化过程中要认真汲取。有的地方在扩镇过程中，只建地面房屋，上水、下水、排污和污水处理及垃圾处理则无力统筹考虑，造成新的坏境污染和生态恶化。更有甚者，有的地方为突显政绩，弄虚作假，做表面文章，临街把两边的墙、窗搞到三四层，但只是一面墙，绝大部分没盖房屋，不是给人住的，只是给人看的，看也只能沿街看，再往里看就露馅了，这是糊弄官僚主义的把戏。
如此劳民伤财、虚假做戏能真正实现城镇化吗？
为此，必须全面、正确地理解城镇化，统筹、科学地规划城镇化，认真、扎实地实施城镇化，合理、节约地利用资源，保护和珍惜生态环境，才能使我国城镇化顺利实现。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理论上讲，城市化应是提高国民收入和国民消费的有效途径。城市化程度越高，就越会使土地增值造就有产阶级；城市化会减少交易成本，一般在城市的通信和交通单位成本比较低;还会减少商业成本，使得服务业比较发达。
（注：此文为读厉有为文集述评之23：读厉有为《关于我国城市现代化和农村城市〈镇〉化几个问题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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