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06-29 14:57:41
最近两个月来，本博接连发表全国政协常委、原深圳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市长厉有为在深圳海天出版社出版的《厉有为文集》的文章以及本博主对文集的读后述评。该文集是一位移民澳洲的博友送我的，并力荐我看完。于是，本博才有上述文字的出现。有读者问：厉有为和你是什么关系，值得如此连篇累牍地推出？我回答：和他的关系仅仅因为他曾是笔者的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市长而已。但这些职位不是博主力推的理由。唯一的理由就是：厉有为是笔者非常尊敬的中国高官之一，就如笔者经常称颂的胡耀邦、温家宝、汪洋等高级领导人一样，他们代表了执政党的良心，也代表了中国未来的希望。
这些博文发表以来，绝大部分读者都是对厉有为钦敬不已。需要指出的是，表达敬佩之情的都不是五毛。本博是五毛出没频繁的中国博客之一，尤其是在博主留言板上，侮辱、谩骂、无理取闹可谓登峰造极。但这些文章出来后，除了个别五毛对厉有为进行“马列主义”的“革命”批驳外（笔者欢迎这种虽然无力但却貌似理性的反驳），众多五毛却销声匿迹了。笔者想到两点：一是厉有为的道德力量照耀下，他们自惭形秽，不敢胡说八道了；二是对厉有为这样的良心高官也没有什么可以侮辱、谩骂、无理取闹的——至少比他们的主子有霄壤之别。
厉有为最令人尊敬的地方，就是他不忘本。他是农民之子，因为有了这个根本，所以他讲良心。因为有了这个根本，所以他特别关心农民，尤其是做了城市里的高官后，特别呵护农民的子女——告别农村到城市打工的农民工。在他主政深圳市时，深圳的农民工待遇是全中国最好的；农民工的问题，基本上都不同程度地得到落实。担任全国政协常委后，他是为全国农民工奔走呼号最积极、最热忱、最主动、成效最显著的议政官员。
当有网民问及厉有为为什么如此对农民工牵肠挂肚时，厉有为当然会从执政党的立场予以解答。他说，现在农民工问题已经成为我们党、我们政府最关注的问题之一，也是要着力解决的问题之一。温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很多次提到农民工的问题，他也连续多年提农民工的提案，为他们呼吁。因为农民工的问题他们有1.5亿人，实际上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主体。他们的实际问题很多，两地分居、老人小孩有的留守农村，有的夫妻分局，在城市里面他们又承担最繁重的劳动可是他们在城市里面的社会地位、劳动保护、子女教育、住房制度他们都不在范围之内，因此造成很大的困难。所以，他认为不应该把他们定位为农民身份；城市里打工的外来劳务工当中有农村来的外来劳务工当中，70%、80%都是初中毕业到城里打工，一天农民都没有做，因此他们不是农民，不应该把他们的身份定位为农民工，他们是新的工人阶级的成员，应该按照他们的工作职务和岗位定位为新型的合同制的工人。这不是一个简单的称谓问题，而是一个对他们的发展趋向的一个选择的问题。他说，温家宝总理为了讨论政府工作报告，把一位建筑工人请到中南海去座谈，这位建筑工在北京从事工人的岗位已经16年了，家庭基础、孩子老婆都在城市，怎能还给他定位为农民工？实际上，我们国家的工人阶级，很早都是由农民转来的，国家的领导人也是由农民转来的。所以，在厉为主政深圳时，农民工就改成为“外来劳务工”，定义新型的合同制工人，享受城镇工人阶级待遇。在他主政深圳时，就开始注重深化改革户籍制度，使这些外来打工者，具体条件的逐渐融入城市，成为深圳居民，这些外来劳务工就分期分批融入深圳社会，扎根深圳。如果发生法律诉讼，他甚至曾亲自交涉，促使外来劳务工的权益得以保证。而在外来劳务工的社会保障方面，深圳市委市政府也在全国最早，覆盖面最大，给他们建立了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养老保险，并使得这个政策得以在全国范围内逐步推广。深圳的外来劳务工子女上学，和城市的孩子一块儿就地入学，收费一视同仁。
厉有为坚决反对不给农民工建立社会保险，反对以此来降低人力成本、体现“区位优势”造成“好的投资环境”，以取悦于资本和吸引更多的资本投入。在讲话中、在具体施政中，他坚决批驳给农民工建立社会保险“条件不成熟”、“这会使我国的劳动力优势受到削弱”、城市的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城市下岗工人很多、社保欠账很多，没有能力再让农民工参加社会保险；让农民工参加社会保险会大幅度增加企业负担、企业老板不会接受等等“中国特色”理由歧视和掠待农民工的谬论。他顽强地抵制以牺牲劳动者长远根本利益为代价、以损害社会和谐发展为代价、以破坏市场经济规律从而背离国际惯例为代价的所谓“高速发展”模式，严格地执行《劳动法》、《工伤保险条例》、《国务院关于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决定》、《关于完善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等法律和规章的规定精神。
厉有为完全站在劳动者的角度上、站在国际贯例的角度上去看待这一问题，克服体制障碍，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劳动力市场化的角度处理这一问题，并把为政者业绩考核标准与之联系。认为以损害劳动者的长远利益来换取“好的投资环境”和取得“好的政绩”的做法，是不可取的，绝不能以牺牲劳动者根本利益为代价，去换取所谓好的投资环境。政府应尽快出台新的户籍制度，使符合制度要求的农民工逐步落户城市，成为城市居民，保障他们与城里人享有平等的劳动就业、子女受教育权。厉有为认为，具备两种基本条件的农民工能够落户城市：有较稳定的就业岗位和适应工作需要的劳动技能；在城市里有固定居所。厉有为表示，政府应制定农民工入户的门槛，并形成一个有连续性的链条：刚到城里务工不满一年的为暂住户口；务工连续三年以上并符合一定文化、年龄、技能条件的，转入蓝印户口，可享受城市居民的一般福利待遇；务工者再过若干年，连续工作成绩优良者可转为长住的红印户口。……
要解决我国农民工的问题，就势必关系我国的市化。
早在1970年代，很多第三世界国家政府拼命追求城市化，它们相信城市化是经济发展的原因而非结果，但效果并不理想。若假设城市化推动经济发展的逻辑是正确的，那么城市化要降低交易成本和提高规模经济水平，就要有一个前提——增加人口密度。但中国城市化的特点是土地的扩张，不是人口密度的增加，而是通过新的城市建立，而不是增加既有城市的人口密度来实现的。这一特征至少从1996-2007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所提供的数据可以看出来。中国中型城市的人口密度实际是在降低的(至少是户籍人口)，最极端的例子是内蒙古康巴什豪华新城，即被中国媒体称为“无人居住的‘鬼城’”。这种“空城计”是不可能起到任何降低交易成本和提高规模经济的作用的。
城市化一般会扩大中产阶级的规模，而消费是衡量中产阶级规模的一个指标。中国城市化的速度从2000年起增长很快，但家庭消费占GDP的比重却在2000年后大幅下降，现在这一比重为35%，比表面上城市化水平不如中国的印度低20多个百分点。在消费数据上，看不出中国城市化带来了中产阶级的兴起。
中国城市化最大的正面影响是造就了农民工。根据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农业是传统的低生产率行业，工业是高生产率行业，要提高收入，有一个简单办法就是人从低生产率行业转移到高生产率行业。统计局2009年的数据显示，中国城市化把2.3亿农民变成了农民工，这过程本身增加了国民收入。2009年的调查表明，农民工在广东打工的收入是在老家相同条件下打工收入的2-3倍。如果中国城市化能够一次性提高2.3亿人的收入，这是经济上不得了的成就。但农民工在广东打工的机会成本也很低，如在富士康打工；但他们在农村收入更低。
因为农民工很有效率，他们提供的产品和服务成本很低，城市人是最大的受益者。本来以前要付很高成本的服务项目，现在只需要付很少的成本就可以获得同样的服务，从这点来讲，也提高了城市居民的福利。
但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化也有负面影响。调查数据表明，虽然从农民变成农民工这个过程增加了国民收入，但这是一次性的增加，没有连续性。一份调查里有个问题是“你第一次涨工资是在哪年”?95%的农民工回答是在2005年。虽然样本里有50%多的农民工在2003年已经离开了农村，到了城市。也就是说，农民变成农民工收入是增长的，但一旦变成农民工后工资就不涨了。农民工的崛起，冲击城市企业工人，特别是对40岁-60岁和教育程度较低的群体。本来应该有一个社会和经济的补偿机制去降低和消化这种冲击的影响，但我们没有这个社会和经济机制。
中国各级政府从城市化中获得巨大收益，但它们却用这些资金为自己建立了华丽无比的办公楼、买车，而没将资金用来补偿失业工人和提高退休工人的待遇，没用来进行国有企业工人再培训和投资对农民工的教育。
中国城市化是在土地公有的制度环境下发生的。在美国、韩国和中国台湾，城市居民所掌握的土地、住的房子会增值，所以即便丧失工资收益，也可能通过其他资产增值维持生活。只是收入来源改变了，过去都是靠劳动收入，现在更多的是靠财富收入。中国是行政性和政治性的城市化，使这个经济补偿机制失灵了。城市居民丢了工作，又没有从土地升值得到任何好处。从统计局的调查看，在中国城市化步伐加快的十年中，看不出百姓的资产收入有大规模的增加。
在中国，只有深圳的城市化中，农民得到巨量的受益。这是厉有为推行城乡股份制的成果，深圳的城中村都成立了股份制公司，改革使得深圳的农民几乎都成千万、亿万富翁。若要问深圳农民几十年来最感谢谁，他们会回答：邓小平和厉有为。厉有为这种改革，不仅是经济的，也是政治的。
中国城市化和家庭消费成反比的关系是个奇怪现象，这是中国的户籍制度造成的。调查表明，农民工的储蓄率是40%，而统计局对城镇居民的调查显示，广东城市居民储蓄率只有20%-25%。农民工要储蓄的首个原因是子女教育。平均来看一个农民工在此项的支出占整个支出的30%多。30%意味着什么?在美国中上层的家庭，如果把他们的小孩送到私立学校，差不多占开支的30%左右。也就是说，中国最贫穷的人在教育方面的支出比例和美国富人是一样的。
这种户籍城市化确实是中国特色。从宏观上讲，户籍制度使我们的经济结构失调。城市化带来了巨大的产出效果，因为农民工效率非常高，对产出带来的效应非常明显。但户籍城市化抑制了消费，增强了农民工谨慎性、预防性的储蓄心理，对消费几乎没有刺激作用。这样才能解释刚才说的现象，即城市化大规模地增加，消费实际上却在相对降低。日前，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李铁说，“如果取消户籍制度，需要从财政里拿出一块来给外来人口，也就意味着对户籍人口的服务品质就会有所下降，所以这不是简单的一个改革，而是利益关系的分配和调整”。李铁的话是废话，正是利益分配的不公平才要改革，否则改什么？现在大陆城市居民的福利待遇比农民工好，原因是官方自己把税收大部分给腐败消耗了，却要城里外来打工人群去承受困苦。中国城里没有户口又不愿回乡的农民有6000万到8000万，他们没有户籍，受到严重欺压，子女无法受教育。
农民工崛起的产出效果远大于对消费刺激的宏观效果。长期下来，中国经济不得不越来越依赖外需。对出口的依赖是土地国有、歧视农村、户籍制度和行政推动城市化的无奈结果。“逆城市化”这个概念是美国地理学家波恩在1976年提出来的，指的是西方国家的“城市化”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人口增多、交通拥挤、环境污染等“城市病”越来越严重之后，大量城市人口开始往郊区或者农村流动。美国“逆城市化”的时候，第一步，富人先搬出去，因为他们很有能力，有钱，可以把自己照顾得很好。他们搬出去之后，附近的一些基础设施就建起来了。第二步，中产阶级搬出去，因为富人搬出去之后，相关配套设施也慢慢出来了。更多配套设施出来了后，一些工厂也搬出去了，到最后形成一个具有多项功能的小城镇。这小城镇交通不拥挤，环境优雅，治安良好，工厂、公司又都在附近，慢慢就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依附于大城市的小城镇，这就是一个富裕社会发展到最后的必然结果。
根据2010年8月15日新华网的报道，浙江全省“农转非”数量从2004年的57.7万人降到2009年的18.9万人，降幅高达67%。杭州、义乌、桐乡等地有200多名公务员把户口迁到农村了，以前是“农转非”，现在是“非转农”。出现“非转农”，其实就是土地的利益。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争夺补偿分红。“城市化”快的地区，农民即使什么都不干，靠租土地一年坐收几十万。
中国大陆的“逆城市化”是基于严重的分配失衡，是由利益或者是土地诱惑所催生出的，并不是真正的“逆城市化”。土地现在越来越值钱了，透过土地可以拿到很多高额的回报。由于城市的不断扩张，需要不断地征用土地，所以有农村户口，就有够享受土地增值的红利。今天若在整个大的城乡二元结构之下思考问题，有两个制度是亟待突破：一是户籍制度；其实户籍制度的要解决的不是户籍本身，而是户籍背后庞大的利益集群。另一个是土地制度；因为土地能生钱，而且越来越值钱，土地就是财富，在此情况下，拆迁、征地过程中就出现越来越多的跟土地相关的案件。
现在东部沿海的问题只是当下中国“逆城市化”的一个潮流。还有一个更加波澜壮阔的潮流，就是很多白领已经害怕了城里的高房价、高成本、交通堵塞、高污染、能源不足这些问题。之前媒体炒作一个概念叫“逃离北上广”，即白领要逃离北京、上海、广州，进入二线城市，追求更加舒适的生活。之所以说要逃离北上广，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现在的“城市化”有很多病，其中一个引起很大争议的就是，把“城市化”简单理解为“工业化”。其实，中国这个思维是延续了美国的旧思维。美国工业革命的时候，确实是工业革命带动了城市化的发展。但中国的情况不太一样。比如，中国经济80%的增长来源于钢筋水泥，20%来源于劳动力的投入，到最后，城市没有任何技术进步。更可怕的是，只要“城市化”一停止，什么都停摆了。这种“工业化”带动“城市化”的思维可怕。美国是花了几十年的时间，慢慢地把工业转移出去，变成服务业了，所以美国的服务业是工业的3倍。中国不可能在10年之内搞一个像美国一样庞大的服务业群体出来。而如果没有服务业来支撑城市的发展，房地产又拉不动了，到最后就是一个解体。
不合理的户籍制度和限制大城市发展的思路，造成了极大的环境破坏和资源错配。据《南方都市报》报道：国家统计局发布监测报告：珠三角对农民工吸引力下降。该项2011年我国农民工调查监测报告显示，在珠三角地区务工的农民工为5072万人，占全国农民工的20.1%，比上年降0 .8个百分点。2011年在珠三角地区务工的农民工增加数量和增幅均低于2010年水平。除了产业转移和升级换代等原因，珠三角对农民工吸引力下降还有一个不易为人所察觉的原因：由于户籍等限制，第一代农民工正在回乡路上，故乡大兴土木，专业土木建筑技工奇缺，因建筑繁荣带来的就业机会短暂增加而且工资不菲，中国农村正在进行着城市化背景下最后的“回光返照”。用不了多久，中国广袤的农村就会出现史上最大规模、最难以处理的建筑垃圾。因为历史上的农村建筑多以土木建筑为主，今天的建筑已经大都变成了砖混建筑。
因为气候导致的地理环境不同，以及产业形态导致对环境的要求和负载能力不同，大城市不存在人口承载力问题，但我们却在严控大城市发展；中西部和农村等地广人稀的地方，人口承载力问题反而更严峻，却在鼓励西部大开发！我们把大城市限制人口政策导致的基础设施建设落后，归罪于外来人口太多，本末倒置却长期宣传成为“真理”。为什么会这样？我们的很多决策，都是领导拍脑袋决策，缺乏自由和公开的辩论，陈陈相因，积非成是，缺乏民主科学决策最基本、最重要的公开辩论和说理机制，思想理论界充满了溜须拍马阿谀奉承之风。知识没有价值，不是成为实事求是科学决策的参考依据，而是成为决策的注解。
总而言之，中国政坛太缺少厉有为这样的官员。悲乎哉？！
形成这样的现状，除了重要的因素是无神论教育体制外，另一个原因是官员为了自身利益，放弃良知和道德。官员要想获得升迁，就要说谎。
现在中国人经常说有精神危机，城市里的那些“公仆”为了出人头地，没有什么不能干。相反在农村，人们仍然遵照传统美德和行为方式。
外国人经常关注中国城市的精英。这样，他们就完全误解了现代中国。
过去多年间最重要的事情来自农村。当中国大陆情况出现政治改善的时候，不是因为官员的素质提高了，而是因为普通人掌握了法律并推动了事情的发展。例如，乌坎事件，钱云会事件，邓玉娇事件，躲猫猫事件，2008年地震压死学生事件，2003年孙志刚事件，……；它们都是因为普通人的推动，推动改变。这种要求改变的决定性压力是在农村，在基层。城市化进程固然对人民有利，农民可以搬到城里，赚更多钱；但现在中国大陆是一种盲目的城市化，把村庄变成城镇的方法，只是为了让经济统计数据看起来冠冕堂皇，是为政者自己升官发财思维作祟。这种“城市化”对农民没有什么好处。
官员们清楚农村的紧张情况。但靠党纪国法也改变不了现状。这些官员们的儿子、女儿已经搬到了海外，只有自己在中国工作，扎堆地一起非法敛财，一起腐败，而不会互相指责。更不会主动对人民放弃权力，除非人民自己去抗争。
中国的未来还是在于普通百姓，靠他们逐渐觉醒。现在，他们清醒地目睹了社会的各种变化。中国社会不可避免地会发生改变。问题是如何改变。
（注：此文为读厉有为文集述评之24：读《厉有为文集》“议政篇”中的“七论农民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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