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总是用进化论作为衡量事物的标准，在进化论的作用下，总是下意识的认为古代落后，现在文化先进。是这么回事吗？一种文化先进与否，要看这种文化造成的社会状态和个人生活状态，这是衡量文化是否先进的务实标准。
中国传统文化社会的整体状态和现代社会是两码事。我们从最低的文化形式儒家说起，儒家奠定的是做人的正理，做人的一切正理一个儒字就概括了。
儒家强调的是“克己反省”，而“克己反省”表现出来的状态就是入静，这是读书人的基本功课和造就的整体社会状态。人在“克己反省”反观内心的时候，那些乱神的怪力私心杂念就会被抑制住，当人的私心杂念抑制住以后，这个人就在静的状态中，而人安静以后，才是理性和本性显露的时候，这个时候再去考虑问题，才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自己在思考问题。因此，过去的人普遍有深度和沉稳，仁心彰显。这是儒家文化状态带来的个人状态和社会状态。
古代各行各业都讲调息静心，守真从一的状态下才开始工作，这种兢兢业业的工作状态带来的就是高度的物质文明和工艺的讲究和精美！
传统文化克己带来的是本性与理性的开发。仁心带来的是以和为贵，理性带来的是秩序和礼仪，“克己反省”和佛道两家的清规戒律是忍耐的表现，这个表现带来的状态就是宽容大度，能着眼人的未来去理解人，以此为基础才能带来祥和与理性。
传统文化奠定了人认识正邪、善恶、阴阳等等文化基础，在正邪、善恶分明的传统文化的古代社会，男人稳健刚强、女人含蓄娇美，阴阳界限分明和谐。高尚道德带来的就是高度的精神和物质文明，整个社会状态是平和、和谐、秩序的。
过去文人和士阶层的娱乐方式也是非常高雅的，日常娱乐方式是诗、词、字、画、古琴等等作为休闲的方式。而明白古代六艺这些内涵的知道，这些文艺形式都是磨练人意志、修心养性、完善人的德行。比如写诗，其过程就是修心养性的过程。人在观察事物的过程中放弃那些私心杂念的时候就能看到事物的本质面貌，诗人把观察到的事物的内涵用特定的文字体裁表现出来就是诗。写诗实际比的是个人的精神境界，个人的精神境界高眼界就开阔，或豪迈或淡泊因人而异，古代文人工作之余的日常应酬、郊游玩乐等，喝酒能喝出千古名篇来，其它诗、词、字、画、古琴等等文艺形式无不如此，自然融合在日常生活与工作应酬之中。
传统文化中有一个名词：“德艺双磬”。在一般的文艺基础打好后，文艺水平的高低与个人的境界的提升是相辅相成的，这就是说：古人的娱乐方式是是个人精神境界提升的一种方式，即娱乐又锤炼了个人的意志和精神境界，玩的时候也不浪费时间。这才是高级文雅的娱乐，这种娱乐是朝野上下的普遍方式。民间的老百姓听戏等娱乐活动，听的也都是忠孝节义等等故事和内容，这都是最好的娱乐方式，无为而治，都在导人向善求真。
现代文化带来的唯物论，实际就是极端的唯心论，看不见的就不相信，自己不理解的就不存在，这种狂妄的状态本身就充满了私心杂念的浮躁和自负与自私，这样的人心根本静不下来，被乱神怪力带着思绪如万马奔腾一般的不得安心。整个社会都是浮躁和失去仁心和理性的，只有靠法律强制和金钱收买才能获得一点秩序。娱乐是尽情的放纵魔性的一面，把无节制的放纵私心杂念当个性来推崇的时候，人实际就在魔性的娱乐中大堕落。道德沦丧是一日千里，问题层出不穷。从个人和社会状态表现出来的精神文明，现代文明和科技只是为整个人类打开了潘多拉魔盒而已。
传统文化建立在开发人理性和良知的基础上，以礼仪和道德秩序为表现形式；而现代文明实际上是以破坏人的正统观念和人性与理性，释放人的魔性为根本目的。在一个找不到可相信的人的社会，在一个人赖以生存的一切基本因素（空气、土壤、水源）都被破坏殆尽的社会里，处于地球随时会被爆发的核战摧毁的危机中的现代人，又有何资格否认平和、理性给人带来美好吉祥的传统文化？！
从以上古今文化的实质，及造就的个人及社会的整体生存状态来看，古今文化谁才是先进的文化？各位看看目前的生活质量和社会人等普遍的道德修养及家庭情况就有答案了。
有些公权行使者做事不讲半点法理和道德，但又惯常以“执法”的嘴脸招摇过市、欺压良善，这不但会给人以“匪患猖獗”的感觉，动摇的也将是百姓对国家权力的信任，导致的是国家法治形象的荡然无存。故而要加强一个国家的法治建设，先须侧重于执法队伍的总体道德建设。
法律条文无非是由自然人制定的，并由社会成员具体去执行和遵守的。而所有的执法者，首先是鲜活的自然人，而后才会是有着各种职务行为的践行者。人类接受道德教育，要先于接受法制教育，无法想像那些就连起码道德准则都不能遵循的男女，会是合格的执法者。法律和道德是调整个人和社会之间关系的相辅规范，二者具有相互依存的关系，撇开道德空谈“法治”，所能给出的也只能是空中楼阁。道德是法治派生的基础，法治是社会规范的进一步加强。凡是真正经得起历史和人心检阅的司法，也首先就能经得起社会道德的审视和评判。
法治是道德的无奈延伸与升级，在规范社会行为时具有明显强制性和被动性。用道德示范造就人，相对于用法律条文约束人，不仅具有更高的社会价值，也会造就出更多的社会自觉性和主动性。一个善治的时代不会任由道德荒芜，相反会让道德立场具有更高层面的社会膜拜境界。
许多朝代并无名目繁多的法律条文，但仍然保持了当时整体社会的井然有序，盖因“上君以道德仁治服人也，不以文刑杀伤服人也”，“圣人威人以道德，不以筋力刑罚也”。道德力量的传承，不但在古代文明中形成了基本的社会规范和准则，而且也成就了特有的时代文化表征。
崇尚道德和法治，其实也就是在坚持社会常识。比如只要尚未脑瘫，就该有这样的常识判断：通过虐杀一个无辜的孩子以制造恐怖，这是不道德的也是非法的；伤口上撒盐，将受害人列为监控对象，对87岁的老人反复进行骚扰、刺激和恐吓，这也同样是不道德的和非法的……。倘使身为执法人员，就连这样的常识概念都没有，或是明知所作所为不仁不义和不法，但因了利益的驱动或仕途的攀升，仍丧尽天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那么只能说明这样的施害者不但目光短浅，而且已是丧心病狂。
可见，人治社会强披“法治”外衣，无视道德修补，甚而对道德传承予以百般践踏和破坏。这样的“法治”现状，催生的不会是法治膜拜和道德膜拜，而只会是权力膜拜，并使越来越多的公权力丧失道德自制力。“公仆”中丧失道德操守的男女越多，背弃职业操守者也就必然与日俱增。而不论官场怎么淡看道德，道德的力量都将会是永存的，而权力只是自然人的附属物，铁打的官场流水的官，权力随时可能会更换了主人。在其位丧失道德操守和职业操守的执法败类，终将咽下自酿的苦酒，不但会遭人腹诽、怨愤，也终将难逃承担相应的责任。
贺拉斯说：“被败坏的道德践踏了的法律还有何意义？”贝蒂说：“制定法律的人首先触犯法律，这样的法律还有什么意义？”类似的名人名言还不少，但万变不离其宗，强调的都是执法守法的重要性。违背法理往往也会是违背道德的，遑论是否合法了。道德不存，法治焉附？！
谈论道德和法治所具有的相互依存关系，并不奢望一个庞大的执法体系一夜之间就纤尘不染，而是强调道德建设之于法治建设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一个国家唯有道德和法治比肩辉映，国家正气才有望得到充分彰显，公正和天理才有望得到天然伸张。要摆脱道德和法治所面临的困境，使乱象丛生逐步变得井井有条，最终重现“礼仪之邦”原有的风骨，时而泛泛而谈道德建设或是法治建设实则无济于事的，说到底也还是要有监督力量的加强。杜绝盲点，让公权力真正运行在阳光之下，这样才能有效保障道德和法治的纯正复活。
现在还是民族、国家林立的时代，世界大同还未到来，世界政权的建立还有待时日，所以，每一个民族或国家都还有必要保存和发展自己的文明和文化。纵观世界历史，凡是伟大的民族都没有长期自毁自己的文化和文明的，只有一些落后的民族才会糟蹋自己的文化和文明。只要是伟大的民族，虽然在历史的发展中，曾经自毁自己文化和文明，但当它一觉醒，又会将自己的文明和文化恢复起来，比如俄罗斯，1917年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占据统治地位，俄罗斯的文化和文明遭到破坏，但到了1991年，俄罗斯又恢复了自己的传统和光荣。只要是伟大的民族，虽然在历史的发展中，曾经被外国占领，但是它仍会将自己的文明和文化保存起来，比如日本，二战后虽被以美国为首的盟军占领，但日本并没有被全盘西化，仍然在保有自己的特色。
中国大陆从1949年开始被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全面入侵，中华民族的文明和文化遭到彻底破坏，五千年来没有中断过的中华道统竟然被中断了，一直到现在中华文明和文化及其道统还没有真正恢复起来。但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相信我们的文明和文化不会长久被破坏的，中华道统不会长久被中断。
任何文明和文化都有超越时代的精神与具体的社会制度、规范和礼仪的，前者是普世的，久经不衰的，后者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的。一个民族文化优秀与否，其衡量标准应该是看其文明和文化中超越时代精神的因素的多少。中华文明和文化与世界各民族的文化一样拥有超越时代的精神，比如，仁义，等等。
我国从黄帝建国以来就以“仁义”治天下，五千多年来，“仁义”已成了中华文明和文化的主线、主要精神、根本精神。这也就成为了中国的道统。“仁义”发展到孔孟时代，孔子和孟子便将其系统化。仁义表现在政治上，就是孟子常讲的“仁政”。仁政在我国古代主要体现为爱民。现时代也当然应讲仁政，但是，在构建中国现代文明时，不要忘了，我们讲的仁政就不止是爱民了，而应该是尊重和保卫人权。这就是现代的仁政。尊重和保卫人权，这是现代文明与古代文明的分野，古时没有人权观念，现时代人权已成为世界的最强音了。不尊重和保卫人权，就不是现代文明；凡是不尊重和保卫人权的国家就不是现代文明国家。
我国文化中没有人权观念，人权符合仁义精神，我们必须加进人权元素。从汉代开始我国主要通过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来实践仁政政治，从历史实践的角度来看，在不同君王的监督下，我国仁政的实行情况是不相同的。一个朝代出现明君治理的时候，确实做到了仁政爱民，庸君、平君治理时期次之，暴君统治时期则无仁政可言。因为君主制是人治模式，不同的君王其治理的结果是不一样的。由于在我国历史上众多君王实行仁政，所以我国历史上只要是统一时期，几乎都是农业社会里的超强国家，就有如今天美国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一样。应该说，在农业文明状态之下，君主制是比较好的选择，所以当时的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绝大多数时期都采用君主制。但从一般意义上讲，现代工业社会之前的君主专制，其政治是与代表少数人利益的政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统治者是以对于多数人自由的严加限制和对少数人自由的特殊保护作为社会秩序稳定的基础的，其政治制度建设的方向就是使社会成员之间的等级差异及由它所形成的社会秩序具有法的合理性。然而，现代政治文明以“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法律形式，否定和取代了以往社会统治权的获得主要凭借血统、身份、权势或前任指定的人治方式，而强调公意、民主选举及法律程序在权力交替中的意义，所以，君主制已经不符合现代工业社会。
在工业文明中，更多的是强调保障人权，而保障人权是现代仁政的最根本的体现。现代文明以民主政治为其核心内容，将发扬民主、实行法治作为民主政治的重要内容，将自由、公平和效益作为社会发展的目标，并以逐步完善民主制度和扩大公民的自由范围作为社会秩序稳定的基础，其目的就是为了保障人权。现时代，只有民主和法治才能从根本上保障人权，其他的制度不能够，一党专政制度更不能够。因此，我们要保障人权就必须变革我国的一党专政制度，这也是我国现代文明构建中必须考虑的主要问题。
必须指出，我们提倡仁政主要是基于中华文明，因为中华文明仍然是我国发展和强大的基础，是我国构建现代文明之源。从中华古代文明到中华现代文明的发展要改变的是不符合工业化社会的具体的制度、规范和礼仪，而不是我国文明的道统。“仁义”这一超时代精神、这一中华文明的道统在我们构建中华现代文明的过程中不仅不能丢并且要不断发扬光大。但也必须指出，我们提倡“仁义”并不是为了简单的复古。中华文明是伟大的文明，但在中华文明中有优秀的成分也有糟粕的成分，我们要继承的是中华文明的精华而不是全部。
我们必须前进，需要构建现代中华文明，我们需要的是文化的创新与发展。而创新和发展意味我们必须学习世界文明与文化，但是我们的学习又不是全盘西化。西方文化中有普世价值和非普世价值之分，我们要学习的是普世价值，比如自由、民主、法治和人权等等，而非普世价值的马列主义则不必学习，尽管它也是西方文化的一种。所以，全盘西化绝不应成为我们的选择。
我们是地球人，我们必须学习普世价值，这样我们才能与世界沟通。但我们又是现代中国人，我们有我们的身份认同，这个身份认同主要是通过我们的文明和文化来确认的。不学习西方的普世价值则意味着我们无法融入世界文明，同理，不保留我们的文明与文化特色则意味着我们不知道自己是中国人。中国大陆权贵主义的坏处，就是否认民主、法治和人权等等普世价值，同时糟蹋中华文明，不承认中国的祖宗。我们必须既学习普世价值又要保留我国的文化和文明。
我们中国现代文明也必须在世界的发展中不断构建。中国现代文明一定是古代文明的发展，中国文明和文化的主要精神即中国文明的道统（比如仁义等），应是贯穿中国古代文明和现代文明的主线。所以，中华现代文明必须继承中华古代文明的道统，中华古代文明和中华现代文明应该是一脉相传的。
中华传统文化根基是道家修炼。黄帝、颛琐、帝喾、尧舜五帝时期是帝王修道，帝位有德世袭，缺德让贤；夏、商、周三代时期帝王以神功作战，到东周就几乎无功能，靠兵不厌诈的智术谋取胜利。东周以后直到清朝，道家修炼转入士阶层，儒、墨、法、兵、农、阴阳等春秋战国百家诸子，都属于广义的道家。法家的法治强兵精神和墨家的兼爱非攻精神后来去了罗马。儒、兵、农、阴阳家一直在中国承传。杂家是学问集合，非修炼。诸子百家还有一个史家很少提及，这一家为记下真实事件不惧杀头、阉割，到三国陈寿后也逐渐失去修炼。
可以说，中国文化的主根就是由炎黄而老庄的道家，由帝王而庶民，甚至奴隶（例如夏朝末年的伊尹），都有修炼的，衍生出各种职业，一开始都是明劳作、暗修炼，所谓中隐隐于市，比如工匠墨子，木匠鲁班等。东汉医家术士张角弄出太平道谋取政权，就走上邪道，史家称妖。玄学衰微后道家吸纳佛教。
儒家是三代道家衰微后，孔子传出君子六艺的士大夫修养，孟子传出“民贵君轻”的仁政思想和“不淫不移不屈”的匹夫品格。这就是我所理解的简易的仁义道德。仁，是以长待幼的一颗怜爱心，落实在行动上就是不容辞让的义（即当仁不让），二者共同的基石是道家真人修炼，从直言不讳、以直报怨做起，因求真而方正不阿，在厚德载物的宽容德行中得道成真人。
跟儒家《周易》64卦386条义理（包括“群龙无首”和“亢龙有悔”）相比，佛教修善之“戒定慧”的法门则简易可行的多，如来佛信仰就这样逐渐被儒家、道家包容。这也充分体现出中国由道家而儒家的“忍”的品格及阴柔气质。这种由内而外、威而不露、刚柔相济的精神是西来佛教、基督教没有的。更简单地说：中华传统一个字概括为《易经》之“易”，“日”“月”的天体运转之道；两个字概括就成了《道德经》五千言的“道德”，道生德，德行道。三个字概括就是以“三才”为名的由下而上的“地、人、天”三道，人道居中谓之中庸。中庸之道在孔孟那里还是正经的修炼，隐蔽着在修，到了荀子掺进老庄道家的学问，就成儒学了。儒学在汉武帝之后成了国学，习儒的史家班固似乎还有修道的影子，两宋儒学基本上是“格物致知”的伦理履行学，明朝王阳明以儒家心学“致良知”略带了一些修炼，在清朝为曾国藩承传。
而中国也正是从曾国藩湘淮两军办洋务起开始有了西方的子弹、炮弹式枪炮制造业，开始有了钢铁制造的船舰。清朝由此赢了洪秀全，却埋下了民国以“科学”和“民主”为主义的种子，自卑由“器物不如人”一路溃败到啥都不如人。
儒家以礼为法、刑律辅助的心法治国之路是一条宽路，从周公制礼奠基到孔子讲仁润滑，这条儒家路走了足足3000年，除15年的秦朝之外，由周而清，国家无论分裂还是统一，地区无论南北，只要是汉族或者被汉化的民族，都是礼法刑律的治国路。以礼法刑律治国，确实难免坏人当道。坏官当道换个皇帝就拿下，坏君当道暴动政变都可拿。这就是中国从周朝到清朝的路，在礼法刑律上，中国似乎步步占先。
中国的宪政路从清朝1907年宣布预备立宪算起，到今年也才105年，台湾由于有日本50年管制，避过了害人的新文化运动，有儒家道德伦理的底子，故而由蒋经国终结党禁。而新文化运动在大陆鼓吹缺德，从1915年底到今年底还不足100年，人就没有礼教的怜悯、羞耻、辞让、是非的心法约束了。就是这样一批对传统极具破坏性的人，掌管着延安时期、山寨国初期、大文革时期的宣传，这些男女的嫉妒心极强、言行粗俗，坐着叉开腿，叼烟像流氓，全无在英国创建立宪君主制、在美国创建共和民主制的新教徒的公民道德。……
简而言之，道德是宗教、哲学、政治等一切的底子。而在中国大陆权贵主义极权专制的逆淘汰机制下，全民就会成为政治运动员，没有起码的职业道德和家庭伦理。社会大变革前夜的凌乱，让有些执法者的行为得不到有效的约束，从而也有了一定程度上的迷失，甚至扬弃了固守已久的道德修养。
栖守道德者，寂寞一时；依阿权势者，凄凉万古。达人观物外之物，思身后之身，宁受一时之寂寞，毋取万古之凄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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