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06-16 17:48:38
自2008年以来，中国大陆发生上百起重大污染事故，其中砷、镉、铅等重金属污染达30多种。中国土壤学专家、南京农业大学教授潘根兴接受采访时表示，中国土壤污染比各国都要严重，日益加剧的污染还在转移扩散。潘根兴教授说，当前我国土壤污染出现了有毒化工和重金属污染由工业向农业转移、由城区向农村转移、由地表向地下转移、由上游向下游转移、由水土污染向食品链转移的趋势。大量开采造成很多尾砂尾矿，降雨比较多，它会释放很多重金属离子出来到水里。那些矿山，都有很大很大的大坝，即尾矿库，它由于降水的作用，或者由于暴雨的作用被冲出来转移到河水，河水拿来灌溉，然后就被污染到农田，所以这叫作转移扩散，这个问题在中国比较严重。
国土资源部统计表明，目前中国耕种土地面积的10%以上已受重金属污染。汞、镉、铅、铬、砷五种重金属被称为重金属的“五毒”，对人有致命的危害。上世纪70年代，日本曾出现“痛痛病”，是镉对人类生活环境的污染而引起的，影响面很广，受害者众多，所以被公认为是“公害病”。潘根兴教授在去年全国各地市场上进行的调查也显示，约有10%的大米存在重金属镉超标。据大陆媒体报导，重金属污染的增加，农药、化肥的大量使用，造成土壤有机质含量下降，土壤板结，导致农产品产量与品质下降。环保部门估算，大陆每年受重金属污染的粮食高达1200万吨，造成直接经济损失超过人民币200亿元。
环境是公民的资源，然后享受一个健康安全的环境是公民的权利。从这一点上去理解，政府应该做的事情就是，一个是立法，一个是规划，一个是怎么去怎么监管。在搞这个规划的时候应该考虑到环境保护，假如有一些产业会带来污染，就应该怎么样来防控。牺牲环境等于是当代人掠取了后代人的利益。
前几天读到了一则令人震惊的新闻，题目是“环保部说我国地表水总体轻度污染，渤海湾水质极差”。2012年6月5日是世界环境日，环保部副部长吴晓青在国务院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全国地表水水质总体为轻度污染，湖泊(水库)富营养化问题突出；我国管辖的海域海水水质状况总体较好，但近岸海域水质总体一般，渤海湾、长江口、杭州湾、闽江口和珠江口水质极差。
在这位吴晓青副部长之前，似乎还没有哪一位环保部高级官员胆敢如此说谎，敢说全国地表水水质总体为轻度污染。他的几乎每句话不是撒谎，就是避重就轻、轻描淡写。全国湖泊(水库)岂止是富营养化？他其实应该说说全国湖泊(水库)除了像青藏高原上那些人迹罕至之处，有哪个湖泊水库是干净的、是可以饮用的。这位吴晓青副部长还说，我国管辖的海域海水水质状况总体较好，但近岸海域水质总体一般，这句话就说得太有技巧了。什么叫“我国管辖的海域海水水质状况总体较好”？人们谈海水污染一般是指近岸海域，这大致相当于领海，这一部分是完全污染的了，而各大江河的入海口尤其严重。现在吴晓青副部长说“近岸海域水质总体一般”，不知道和他的同事们是不是对过口径。
中国领海不过是20万平方公里，而所谓“管辖的海域”，却有300万平方公里，是近海面积的15倍。整个南海、菲律宾、马来西亚的沿岸都属于中国的“管辖的海域”。也就是说，如果吴晓青副部长把近海污染，用管辖海域、也就是一直到曾母暗沙的海水来稀释一下，恐怕这个“总体较好”还不够，应该说“总体良好”才对。所以我们应该感谢他，他总算还是有所节制。但就在吴晓青副部长宣布“全国地表水水质总体为轻度污染”之前不到一个月，环保部的另外一位官员、政策法规司副司长别涛说，南方有水皆污、北方有水皆干。这话虽然有些夸大，却真实地反映了中国水污染的现状。他还注意到中国被污染的江河什么颜色都有，可以说是七彩江河。这几句话倒是跟我们的生活感受差不多。
别涛在北京大学的一个讲座上还说，环境问题中受害最严重的往往是社会最底层的群体，我们的法律不给他们支持，社会稳定从何而来？别涛展示了许多环境恶化的图片，地下水枯竭造成的十几公里的长缝，漫天黄沙中全副武装的人们和兜售纱巾的小贩，化工厂爆炸后戴着防毒面具的市民。更令人揪心的是图片上农民的表情，面对各种颜色诡异的水，农民们的悲伤、愤怒、绝望，远远比欲哭无泪沉重得多。别涛沉重地说，水质量有一、二、三、四、五类，但现在还有“劣五类”，劣五类的水比茅坑还脏。就是这样的水，农民没水喝，还会喝，很多地方都是这样。
那么，我们到底是应该相信哪一位呢？吴晓青、还是别涛？！连经过处理的自来水50%都不合格，怎么吴晓青就敢说“全国地表水水质总体为轻度污染”。
我们一般不应该以恶意来揣度他人，但这位吴晓青副部长也太出格了。前几天他刚刚指责美国使领馆发布空气品质信息违反了《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和《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没有尊重中国法律、法规，是干涉中国内政。这番话在网上被批得体无完肤，转眼之间又来宣布中国地表水轻度污染，实在想不明白这位吴晓青副部长为什么这么不自爱。
最近还看到一篇报道，“中国地下水污染严重，污染治理需千年”。这题目就叫人眼前一亮，里边有一个关键词——“千年”，污染治理需要一千年。
有良心的专家过去在谈到地下水污染时，总是不断地念叨，如果深层地下水污染了，治理起来几乎是不可能的。就算从今天起地表水已经完全洁净、不存在污染了，而且国家开始投入巨大的资金，积极治理地下水污染，那么深层地下水恢复到可以说得过去的清洁程度，也是几百年以后的事情了。也就是说我们、以及我们的十代之内的子孙，是看不到这一天了。话说到这个份上，已经很耸人听闻了，但连一句回音都没有，仿佛面对的是一个杳无人迹的荒漠。后来渐渐悟出点道理，现下的国人，尤其是达官贵人和日子过得滋润的人，不喜欢听这些丧气话，说这是唱衰中国的千年盛世。
新闻报道要分正面和负面，自然永远是正面多、负面少。环境新闻点到为止，发表一些抄来抄去的过时的数字，加上几句不痛不痒的评论，唯独这篇报道居然说了句大实话——地下水污染治理需要一千年。很感激写这篇报道的记者。但仔细一看，不是中国媒体，而是《国际先驱论坛报》记者金微和实习记者罗丹阳发自北京。这让人不免有些失望，本来这是咱们中国人自己的事情、我们自己的国土山河。不过总算还不错，该报道国内网站予以转载。
这篇报道还披露了一个数字，60%的地下水污染严重。2009年，由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和中国地质调查局联合资助的《中国地下水科学的机遇与挑战》一书介绍，在过去几十年内，为满足不断增加的用水需要，中国的地下水开采量以每年25亿立方米的速度递增。2010年7月，北京举办的一个国际地下水论坛上，与会专家发出警告，一些地区地下水储量正以惊人的速度减少，另外许多地区地下水还遭到了严重污染。
由于地下水占到全国水资源总量的三分之一，全国有近70%的人口饮用地下水，因此地下水也是重要的饮用水水源。但水体污染正在加剧中国的地下水危机。中国地质调查局的专家在国际地下水论坛发言中提到，全国有90%的地下水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污染，其中60%污染严重。这又是一个比较严肃的触目惊心的数字。这句话有点儿毛病，估计是记者转述时忽略了专家的前提。没人的地方肯定不存在污染，这句话完整的应该是，“在有人类聚居的城乡地区，90%的地下水都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污染，其中60%属于重度污染。”
参加这个国际地下水论坛的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水文学者弗兰克•兹瓦茨也说了一句实在的话：水危机并不只在中国存在，但中国比世界上其它任何地方的问题都更为严峻。这句话是有针对性的。因为中国媒体总是很积极地报道其它国家的环境问题，不是说不可以，但是其中的含义大家都明白，就是污染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于是国人又可以沉醉于温柔乡，反正是天塌众人死，有什么大不了。
这回俄亥俄大学的专家说了，水污染中国世界第一。一位长期监视和揭露淮河流域水污染的民间环保人士霍岱珊说：“因为各种化学和重金属的污染，淮河两岸不仅出现了癌症的高发村，而且不孕、不育现象增多，甚至出现了大量畸形儿。”霍岱珊又说了一句令人震惊的大实话：“现在污染关乎的已不是我们下一代人强壮不强壮的问题，而是能不能保住下一代的问题。”再把话说得更明白一点，地下水污染已经严重到影响中华民族基因正常的程度。
感谢这几位说实话的记者、专家和民间环保人士，他们所做的努力，关乎我们民族的基本生存。10年前，旅美著名作家郑义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叫《从癌症村走向癌症河》。当时他查到的资料显示，中国700条总长10万公里的河流，被严重污染而不能饮用的河段，按中国的标准、按保守的说法，大约已经占了70%以上。另按美国霍普金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6年前发表的一份报告的话来说，中国5万公里主要河流的四分之三以上，都已无法让鱼类继续生存。污染最严重的大辽河、海滦河、淮河、以及黄河的相当多河段，已经可以视为癌症河了。
在淮河流域的某些地区，挥发性酚污染可以超标1500倍；沿岸井水大肠杆菌超标竟可以达到7600倍。在被淮河支流奎河污染的安徽省宿县，民众所患癌症计有食道癌、肝癌、胃癌、肺癌、血癌、肠癌、子宫癌、膀胱癌等等，可谓品种齐全。宿县受害最烈的乡村，1980年代初期癌症死亡率已经比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全球癌症平均死亡率高出160到200倍。1990年代中期，有的村庄年均癌症死亡率竟然达到了世界癌症平均死亡率的500倍。
当时郑义的结论是中国的污染之害正在从癌症村迅速走向癌症河，当然现在的情况就更加严重了。民间已经有人在收集癌症村的名单，这个名单是越拉越长。人们能够收集到的除了自己的家乡，就只能是在媒体上曝光了的著名的癌症村。而在新闻封锁的这个“长城”背后，还不知道有多少绝望的癌症村。
收集者很自然地就会发现这些死亡之村分布的规律，很多都是沿着河流而散布在两岸的。一位民间的收集者在网上写道：“比如淮河、沱江、海河、黄河、大运河等等，这些全国人民都知道的大江大河，或许还能找到很多歌颂这些河流的文学作品，歌颂她们养育了世世代代的炎黄子孙，可是现在呢？她们带给沿岸的人不再是‘鱼米之乡’，而是一个个渐渐死去的‘癌症村’，到底有多少这样的村庄？谁也不知道。还有曾经响遍大江南北的人工河，是当地人抗拒艰苦自然环境的自豪、是引来甘泉的传说，而如今这些坚韧勤劳的农民，欲哭无泪，怎么也想不明白，这些自己用双手挖出的水渠流淌的水怎么会变成了通向地狱的黄泉水，他们喝了这些毒水，再也无力抗拒，只能等死。他们是新乡市共产主义渠、武穴市的红旗渠。还有很多你没有听说过河流，比如沙颍河、洪河、黑河、大沙河、横石河、榕江、小东江、磁河、滏阳河、乐安河、奎河……在地图上，也许你都找不到她们，还有无数的名不见经传‘小沟小河’，她们毫不起眼，但对于当地人来说，是生命的大动脉，她们默默地流淌着、慢慢地变黑变臭，变成在这里繁衍生存的人们的噩梦，又带走了无数病痛折磨而早逝的生命。”
生命离不开水，尤其是中国这样一片历史上以农耕立国的土地，河流两岸一般都是经济繁荣地区。而这些哺育了中华民族无数世代的母亲河，在短短二、三十年间，就变成了毒河、癌症河，这真是世界史上找不到先例的“伟大创举”。如果中国的政治、经济制度不发生根本性转变，换句话说，如果产权清晰的私有制、和三权分立、新闻自由等等普世价值，仍然在中国受到排斥，这种从癌症村走向癌症河的趋势还要加快；现在活着的这几代人，一定能亲眼看到癌症大河、癌症水系等等更加悲惨、绝望的景象。
而地下水的情况，所有的人都很关心，因为这是人类基本生存条件中最基本的条件。地下水与我们每个人、每个家庭、以至于整个民族的生存，都有着直接的利害关系。目前，除了没人烟的地方，中国大陆的地下水几乎没有不污染的，而且绝大部分是严重污染。这个道理很简单，是一连串的因果链。
在60多年前，中国大陆生态环境优良，地表水不仅丰富、而且还很洁净。我们的直接前辈也就是父祖辈，一般饮用的、使用的是地表水。长江、嘉陵江、汉水、松花江等河流里的船家，就是直接从河里头舀水做饭。那时候也用井水，都是在取水不方便的地方或者是某些干旱的地区，但没有“超采”这一说。浅的井，弯下腰，就能打起水来；深的井，不过也就是用辘轳、一、二丈的井绳。水位基本稳定，年年都是那样。毛泽东1949年建政，不多的几年过去，这个公有制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就开始显露了。既然是公有的、国有的，也就不被看作是自己的，谁都可以破坏，谁都不管。当然有些事情是被迫的，比如1958年毛泽东要大跃进，超英赶美，大炼钢铁，一个命令就把全国村庄周围的树砍了个精光。
到了1970年代，大陆人就已经感觉到水资源的紧张；到1980年代，已经呈现出危机；再往后，就一年不如一年了。世纪之交300米的深井，在全国还十分罕见，是说明水危机的一个极端性的例子；现在不过是过了十来年，300米就不算什么了，700、800米的深井有的是。井为什么要打那么深？一个是没有水，大量的长期地超采，形成大面积的地下水漏斗。跨黄河、越淮河、过长江，几万、几十万平方公里地连成一大片，地表水几乎是毫无例外地全部污染，没法用，而且渗入地下。接下来，就只有追着打深层、更深层的地下水，灾难就越发失控了。
有很多企业竟然直接把污水打到地下，简直是为富不仁。除了企业，农民也有一份贡献，化肥、农药的大量使用，也污染了地下水；然后再把浅层的污染水抽起来用，自己成为最直接的受害者。
民间环保人士霍岱珊多年来一直致力于揭露和防治淮河流域水污染，据他披露，由于淮河出现各种化学和重金属的污染，淮河两岸不仅出现癌症的高发村，当地村民不孕、不育的现象增多，而且后代还有不少的畸形儿。他说得很直白，现在污染关乎的已不是我们下一代人强壮不强壮的问题，而是能不能保住下一代的问题。北京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则认为地下水污染难以治理，如重金属难以降解，尤其是深层的地下水一旦被污染，治理起来需要千年的时间。多年来我一直在大声疾呼，地下水污染难治理，至少要经历上百年、上千年，甚至要经历一个地质时期，现在终于看到了完全相同的意见。
还有一位叫郎洪刚的专家、河北省水文水资源勘测局水资源处处长，他说得更悲惨，深层地下水几乎不能恢复，恢复至少要等上万年。他说的可能是事实。形象地说，中国地下水污染和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灾难有一比，都是祸害子孙的浩劫。有人估计完全消除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爆炸对自然环境的影响，至少需要800年；而治理中国地下水污染，至少是1000年。所不同的是，切尔诺贝利事件是发生在明面上，我们的可能更为深重的灾难是藏在地底下，而且所影响的面积和人口是他们的几个数量级。
最近世界银行警告说，不断减少的水供给将激化中国的贫富矛盾、城乡矛盾；如果不大力改变用水方式，在未来的10年里，将有数千万中国人成为环境难民。
在这个警告中所提到的仅仅是水资源的减少，还没有涉及到更为严重的水污染、也就是水质性缺水。所以这“数千万人将成为环境难民”的估计，是相当保守的。眼下联合国难民署估计全球范围的环境难民总数为1920万人，是不是另一类种族歧视呢？完全没有考虑到中国。中国的情况如何呢？据中国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介绍，70%到80%的癌症和环境污染有关；有22个省市、1.86亿居民因生态压力，将被迫迁移；其它省市大约只能收纳大约3300万人，这就意味着中国将出现1.5亿环境难民。
这个1.5亿的数字远远高过世界银行估计的几千万，更高于联合国难民署估计的全球1920万。实际上，潘岳心里的数字远远不是这1.5亿，只不过在他的这个位子上，不便于公开发表会被别人攻击为耸人听闻的言论罢了。
《凤凰周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就是借用潘岳的这句话“中国将出现1.5亿环境难民”。由于各种化学和重金属污染，淮河两岸不仅涌现癌症高发村，当地村民不孕不育现象增多，而且后代中出现不少畸形儿。“现在污染关乎的已不是我们下一代人强壮不强壮的问题，而是能不能保住下一代的问题。”这篇文章的开头写得很好，请注意“中国有90%的地下水遭到了不同程度污染，其中60%污染严重”，地表水呢？没有说。连地下水都污染尽了，地表水不提也罢了。在描述了中国整体环境污染之后，文章接着说：“这种不计成本、不惜代价的增长方式造就了GDP数据的一时繁荣，但国人正在为这种‘繁荣’支付不能承受的代价——当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健康都随时随地受到威胁时，当生我养我祖祖辈辈的土地变得不再适于生存时，口袋里多出的那点钞票，又有什么意义？那些不惜代价追求政绩的地方官员、那些不择手段牟取暴利的企业家，他们损害的，是我们所有人的潜在生命；他们牺牲的，是支撑我们基本存在的神态系统；他们挥霍的，是我们的今生和子孙后代的未来。他们所谓的发展，无异于谋害；他们口中‘造福社会’的功绩，其实是在犯罪。”“在‘GDP压倒一切’的指导思想下，在‘一切向钱看’的社会意识下，近十多年中国采取了一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经济增长方式。”
应该说文章写得不错，有事实、有分析、有义愤，但它所批评的“GDP压倒一切”、“一切向钱看”却落入了官方语言的陷阱。表面上看，官员们都在追求GDP，而接下来再问一个为什么，就明白哪里有什么GDP？那是蒙我们老百姓的。在骨子里，他们所追求的还是千百年来的老一套：权力、金钱和女人。这根本不是什么指导思想问题，是刑事犯罪问题。还有，“一切向钱看”也没说到点上。中国的环境灾难是权力介入、权钱交易。几个小小不起眼的厂子，年利润不过几百万、几千万，但竟然可以污染一条河流、毁掉上百、上千平方公里的土地，在经济上完全是大大的赔本买卖，怎么能说是“一切向钱看”？！这真的不能用经济规律来解释，这不过就是倚仗权势的公开抢劫。而所谓“环境难民”，就是连土地、空气、水等基本生存环境都被这些匪盗抢劫殆尽的失去家园的人们。
中国有90%的地下水都受到不同程度污染。专家警告，尤其是深层地下水一旦被污染，治理需要千年的时间，“但是我们却没有管理地下水环境的法律，只有管理地表水的”。环保人士也向国际先驱导报警示，现在污染关乎的已不是下一代人强壮不强壮的问题，而是能不能保住下一代的问题。
中国地下水开采量以每年25亿立方公尺的速度递增，由于地下水占水资源总量1/3，全中国近70%的人口饮用地下水，因此地下水也是重要的饮用水水源。但污染正加剧中国地下水危机，尤其化肥、农药大量使用污染农村地下水源，农村已成地下水污染直接受害者。中国的地方病普遍、分布广、病种多，主要与环境地质因素有密切关系，尤其是地下水，如高氟、砷水是地氟、地砷病最主要、最直接的致病原因。
如此严重到整个民族存亡的大问题，却在环保部眼里成了“轻度污染”！环保部的谎言能说到几时？难道真要等到中国大陆人都死光了，谎言欺骗的官方癌症才能不治而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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