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上流传一条热帖，一些农民工代表为讨回在洛阳洛宁县打工的工钱，特意到洛阳伊川县范仲淹墓前跪拜，祈求范公显灵，帮他们要回血汗钱。
据中国网河南频道6月13日报导，照片显示位于伊川县范仲淹雕像前，共有9人，其中2人拉起“求范公显灵，让洛宁还民工血汗钱”的字样，其余7人进行跪拜，范仲淹墓前的台阶上放有祭拜用的纸、鞭炮以及水果等物品。据发帖人介绍，他们是2011年6月到洛宁县打工，在该县永宁大道南侧、建设东侧的盛德国际小区干活，干的5号楼和6号楼的主体工程，去年中国过年前，在大家的强烈要求下，甲方洛阳格盛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才给了他们一点工钱，有的人因为家是贵州等地的，路太远，钱给的少，就没回老家过年。如今又过去半年了，他们就当初干活的工头洪坤付要钱，洪坤付说这两栋楼大概干的活就是14000多平方米，还有190多万农民工工资开发商拒绝支付，开发商负责人还说，“还得继续干活，不干活让你们一分钱拿不到，滚出洛宁县。”
发帖人表示，“现在屋子基本建好了，开发商洛阳格盛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一直不给我们工钱，眼下，麦收时节到了，他们急着回老家收麦子，麦子都烂在田里，父母要吃饭，孩子要上学，但他们讨不来血汗钱，没脸面回家。”
至于为什么想到要跪拜范仲淹以讨要工钱，发帖人说，曾经听说有人在郑州拜河神讨要工钱，他们实在没法了，找政府也不行，最后决定找个比较近的地方跪拜。后来有人想起为政清廉、体恤民情的北宋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范仲淹就葬于洛阳伊川县，伊川县万安山距离洛宁县很近，于是为了实现讨血汗钱的最后一丝希望，他们经过集体商量只能前来跪拜范仲淹老人家，求他显灵，哪怕托梦给洛宁县建设局、劳动局等有关部门领导也行呢，让这些领导们真正为农民工“担忧”，帮农民工讨要血汗钱。
范仲淹逝去一千多年了，在追求物质生活金钱权力至上的中国，大概很多人早已不记得范老先生了。可农民工兄弟竟然还没有忘记。他们在范仲淹墓前上演了堪称“全球最疯狂讨薪手段”：他们扯起书有“求范公显灵让洛宁还民工血汗钱”横幅，跪拜范公雕像，祈求讨回自己辛苦一年，有的连过年都未回家团圆而挣的工钱。这种事情我们还是头一次耳闻。虽然中国新奇事层出不穷，但以此种方式讨薪，的确属于创举。人们经常见到的都是被政府视作比较“极端”的讨薪方式：或走上高楼，或爬上高压电线杆，或干脆抱起炸药包准备同归于尽……，结果可能非但薪没讨成，还会遭受公安以“要挟（威胁）政府”之类罪名拘留。只不过这一次9个农民工们比较文明，转而祈求古人，祈求神灵。
范仲淹作为北宋一代名臣，搞改革雷雷风行，不仅在当时赢得了声誉，没曾料想还能造福我们1000年后今天的农民工兄弟们，算得上“古为今用”了。虽然有人不赞同这种方式，还有的说这是“唯心主义”，但不管怎的，还是管用了：在洛宁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下，甲方洛阳格盛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所欠188.4万工程款，有望近日全额而迅速地支付！估计范公实在看不过眼，真的是“显灵”了一把。看来，在神灵面前，党和政府也不能不低头啊！放在过去，说不定给你弄个“封建迷信”或“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的帽子戴一戴。
祈求神明能够讨要出工钱，还管它唯心唯物干什么？有人把它总结提炼为是农民工朋友搞的“行为艺术”，其实我看农民工兄弟们大抵没几个能懂得这些现代的新名词，他们只是抱有朴素的一念：既然正常渠道走不通，法律不能做主，“找政府也不行”，又没有其它办法，我们找找范仲淹先生总是可以的吧，让他给我们做做主总是不违法的吧，未成想还真的如愿以偿。
欠债还债，欠账要还这是天经地义之举，任何人都明明白白。洛宁县9位农民的遭遇只是中国万万千千事件中的一个而已。所以，我们中国人都需要用心思考一个并不复杂但又可能生死攸关的问题：是继续受谎言愚弄被骗上当，还是幡然醒悟？走向新生，历史的选择，历史的机遇都摆在今天。人的善念，人的正信，人在关键时候的正义选择必定决定着自己的未来。《西游记》里曾说：“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善恶若无报，乾坤必有私”。此为至理名言，值得吾辈熟记。
近读全国政协常委、原深圳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市长厉有为《解决“三农”问题的出路在城市》，感触很深。文章开宗明义地指出，没有农民的小康，就谈不上中国的小康，没有农业和农村的现代化，就谈不上中国的现代化，“三农”问题已经成为我国奔小康和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上的关口。
尽管党中央、国务院采取了重大举措，减免农业税收，对种粮农民实行直接补贴，放开粮食市场，增加对农业的投入等等，这些政策进一步加强了农业的基础地位，并已初见成效。但是距“三农”问题的解决，仍然有相当大的距离，有相当繁重的任务。厉有为认为，解决“三农”问题的出路在城市。因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的接收地点主要在城市，农民增加收入的主要来源是外出到城市（镇）做工收入，农产品的主要消费市场在城市，农业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来源，主要在城市，农业技术人员的培养，农业科学技术的研究开发，信息技术、遥感技术、生物技术、节水灌溉技术等在农业上的广泛应用，都基本依托城市，提高农村人口素质，必须提高农村的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而师资的培养和来源也主要在城市，目前出现的圈地现象，使不少农民失去赖以生存的土地，究其原因主要在城市，目前严重存在的农业生态环境恶化，其污染源头也在城市。总之，我国要贯彻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必须放开眼界，城乡统筹解决“三农”问题。
他建议，在加速推进城市化的过程中，要稳步发展特大城市和大城市，积极发展中、小城市，有重点地发展小城镇，注重发展区域性城市群体，使各种城市协调发展。经过20年左右的努力，使我国城市化水平与我国工业化水平相适应，与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水平相适应。不要限制大城市发展。克服城市版图盲目扩张的速度高于城市化速度的倾向。然而，我们看到，我们国家和城市政府并没积极采取措施，创造必要的条件，使进城做工的农民及其子女享受到与城市居民同样的国民待遇。没有快速改革城乡割裂的户籍政策，更没有积极解决培训进城做工人员、建造廉租房、使打工者的子女就近读书及医疗、养老保险等问题。乃至农民工至今连工资都难以讨要，甚至不得不求助神灵！
在中国大陆，各级政府并没有每年列出相应经费预算，并没有建立城市政府与农村政府对口帮扶机制，双方劳动部门联手合作，按照国家计划要求，培训农村外出打工者，给农村劳动力顺利转移创造条件。至于应依法给打工者强制建立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养老保险，即使是在最早实施这一政策并卓有成效的深圳，也留有不少死角。
厉有为指出，农村资金在很多地方只流出不流入，没有为农民服务的金融现状，使农民生产、生活中需要的小额贷款十分困难。应组建农民互助合作性质的金融组织，认真改造已经银行化、行政化了的农村信用合作社。按照组织上群众性、制度上合法性、经营上自主性和管理上民主性进行改造，使其实现服务农民、服务农村、服务农业的宗旨，解决入社社员一时生产、生活上资金需要周转的困难，增进农民社员的利益，推进农业生产发展。中央银行要给予人员培训、政策支持、经营指导和服务监督。大幅增加政府的支农资金，由以往支农资金平均占农业总产值的6％左右，提高到发展中国家的15%左右。
可是近年来，财政专项资金重点加大了城市建设、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生态环保和新农村建设等方面投入，为推动地方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体现了“集中财力办大事”的主题思想。
财政专项资金在管理使用方面存在以下几点问题：
一、专项资金种类多、数额大、用途过宽，预算编报不全面。从中央的政策来看，随着中央财力的增强，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不断增长，专项转移支付项目又比较多，几乎覆盖了所有预算支出项目，并且补助对象涉及各个行业领域。从上级转移支付补助资金构成看，专项补助资金占地方财力的比重呈递增趋势，地方财政依靠上级专项补助资金来维持运转的局面在短期内难以改变。从财政预算和决算编制来看，由于地方政府在年初编制财政预算时无法全面掌握上级转移支付专项资金的规模和种类，导致预算编制不完整。有的因年初预算未反映上级专项补助，在决算报告中也不反映这项资金，致使决算编报不真实。
二、专项资金管理方式不利于国库监管。预算专项资金本来是国库资金的一部分，对预算专项资金的管理问题，既是财政部门的资金管理问题，也是人民银行国库资金的管理问题。一方面，专项资金来源主要是通过国库拨付形成，但国库拨出后，游离于国库监督管理之外，财政专户除上解下拨和日常拨付外，尚有一块较大的余额在财政预算暂存款挂帐，有的长年不清理，挂帐数额甚至比财政收入还多，专户资金结余多，影响了资金使用效益。另一方面，基层商业银行为完成存款任务，纷纷向财政部门争取存款，造成财政存款搬家，由预算外资金帐户把资金存放在各商业银行帐户，由于款项额大、频繁地在帐户之间转存，不利于商业银行资金来源的稳定和运用，给专项资金在使用过程中带来风险隐患。
三、配套资金不到位，挤占挪用专项资金。由于基层财政资金来源相对匮乏，地方税源受到经济限制，有限的可用财力，基本上只能保证政府机构运转和事业单位人员工资支出，有的将专项资金用于发放工资或弥补经费不足，有的偿还历年欠债。由于项目小而散，专项资金安排投入又少，致使政策效果不明显。
四、工程建设项目不注重预算约束，管理不严。有的工程建设项目论证不足，审批不严，随意超概算，最终导致工程资金缺口，项目支出长年挂账，财政专项资金的投入难以达到预期效果。随着政府建设项目的不断投入，造价大的工程项目，以及点多、线长、面广的道路和管网改造等工程，滋生腐败。
厉有为还指出，农民拥有集体土地所有权，已名存实亡，因为农民对土地的处置没有知情权、发言权、参与权和决定权。因此，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应采取立法形式落在实处，除各级政府公用事业建设用地依法必须征用以外，凡商业开发用地，必须经村民集体按民主形式做出决定，并用市场机制运作，充分体现土地的宝贵价值，充分体现村民集体占有土地所有权的民主权利，充分体现按市场经济规律办事，使村民的利益得到合理维护。
然而，在中国权贵主义者看来，没有拆迁就没有新中国。在拆迁问题上，官员与百姓永远是站在敌对的两条线上。比如在大陆闹得沸沸扬扬的宜黄“9·10”强拆自焚案，引发了当地一位匿名官员的网路绝句：“没有强拆就没有新中国。”尽管95％的民众都炮轰此“强盗逻辑”，不过它却道出了今天大陆强拆的真实情况，里面的曲折故事更是让人领略了中国权贵主义官僚是如何信口雌黄的。
强拆和血拆，被形容为一场战争，一场普通百姓抵抗权贵暴政的战争。
因为，无论强拆之地用于楼堂馆所还是学校机场，无论从最底层的村干部强制征地，还是各乡、镇、县、市、省、乃至世博会等，强拆的核心决策层都是各级政府，可以说这场强拆之战的发起者就是权贵主义极权，权贵主义是战争的发动者和入侵者。中国权贵主义与民众的对立已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如果说早年是权贵主义高层在偷盗、霸占和鲸吞国家财产、利用垄断来压榨民众，那今天的强拆就是权贵主义最底层官员模仿其先锋，想从最底层百姓那捞到最后一根稻草，比“卷我屋上三重茅”的八月秋风更加猖狂，让人无立锥之地。当“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的愤怒如同燎原的星火，侵略者何尝不在玩火烧身？
江西省抚州市宜黄自焚案就是个典型例子。1999年钟如奎一家13口在宜黄县凤冈镇东门郊外农科所23号拿到了三层小楼的房产证。2007年县政府提出要在其家附近一百米处修建新的汽车站，三年过去了，车站修好了，但政府还是逼他们搬迁，原来政府借口修车站路口，实质是用钟家所在地盖大酒店。
自焚发生后县委通报说，他们给钟家非常优厚的拆迁补偿，被钟家拒绝了，钟家被描述成了“人心不足蛇吞象”的贪婪之徒。但钟家称县委的说法纯属捏造。拆迁合同上只提了41万的补偿，政府的其它口头承诺都被证明是骗人的鬼话。钟家提出要在马路对面重新盖房，被政府拒绝了。官方称双方谈了五十多次都没达成协议，在经过法律程序后，县政府2009年11月19日批准依法实施强制拆迁，不过钟家不但不搬，还用汽油洒泼于地以阻挠调解工作的进行。但钟如奎表示，他们多次上访都没人理睬，2010年5月家里被断电，他们才被迫买了汽油发电机，此前他们从没用汽油威胁阻挠过谁。9月10日，宜黄县副县长、公安局副局长、房管局局长等人，带领一百多人来到钟家，说是做思想工作，但当地居民反映，以往强拆就是这样先把人控制住，搬出家具后就推倒房子。接下来的自焚现场，现场记者和官方的声明也给出了不同说法。记者称钟家59岁的母亲和79岁的大伯以及31岁的二女儿用汽油悲愤自焚，多名亲属想救人，却遭到政府工作人员的阻挡，救人者被扑倒在地，现场一片混乱。官方的声明却称：“钟家故伎重演，以浇灌汽油等极端方式对工作人员进行威吓，不慎误烧伤自己三人。”9月16日，钟家小女儿来到南昌机场，准备去北京上访，结果被44名赶来的宜黄县政府人员围堵，她躲进女厕所里，用手机向媒体求救。17日钟家大伯死在医院里，尸体却被县政府抢走。不久抚州市委罢免了县委书记邱建国、县长苏建国。不过9月20日抚州市委又改口称，县委全程没有出现违法违规行为。10月12日，署名“慧昌”的当地官员辩护说：“没有强拆就没有新中国。”
的确，在中国权贵主义看来，没有拆迁就没有现今的中国，不过许多民众表示，若这个新中国建立在违背百姓利益之上，“情愿不要这个新中国”。在拆迁问题上，官员与百姓永远是站在敌对的两条线上。
类似的事情发生在台湾却有了完全不同的结局。同年10月，台湾苗栗县竹南大埔农民因农地被县政府强制征收，群起抗争。后来双方达成协议，农民保留原屋，农地则“以地易地”的方式改变。在德国，即便法律授与政府部门土地征收的权力，政府部门也不轻易动用，反而是以市价购买、租赁或是透过以地易地的方式重新调整，完全没有大陆强拆出人命的血腥味。
民众对此案表示了极大的同情，有人建议说：“应向老祖宗学习，仔细研究下火药的原理，并增大威力；如果有钱的话，可以买到相应的现代武器，部队里倒卖这个的不在少数。”也有人说：“这样的制度，政府也在引火烧身。”……
再比如，在江苏苏州高新区一带，农民反抗违法征地已经近10年。2003年政府以高科技工业园区的名义，强行向农民征地，造成数万亩良田荒芜。2010年7月初，镇政府用数十倍的差价把从农民手中强征来的土地拍卖出去，在无数次到地方和北京上访都石沉大海之后，农民积压多年的愤怒终于爆发。7月14日，高新区通安镇上千农民来到镇政府门前讨说法，被官员激怒后，占领了政府大楼，官员逃走，政府一度陷于瘫痪之中。16日凌晨，当局调动防暴警察开始镇压，被激怒的民众则以砖块、啤酒饮料瓶回击，同时将当地的312国道作为维权活动的主战场，交通中断，现场抗议民众最多时达到二、三万人。
几乎每天晚上，成千上万的村民们都走上街头，和众多的特警、防暴警察、公安等形成壮观的对阵，双方还发生一些冲突。后来村民改用“敌进我退”方式尽量减少冲突，以免给官方口舌，他们准备采用当年对付日本鬼子的方式打持久战，将特警们拖累拖垮，直到政府给个说法。在通安镇群体事件持久战的影响之下，高新区的其它几个镇也发生了相似诉求的群体事件，人数上千至上万，规模大小不一。7月23日，高新区群体事件被苏州虎丘公安局定性为“海外势力”操控的政治事件，打压升级，暂时阻吓了民众的出门抗议。
在广西合浦县草鞋村，县政府派出上千公安和工作人员，出动救护车、殡仪馆车，在县委书记罗诗汉带队下，强行填埋了农民的耕地。又由副县长王逸带队五百多人想填埋村中仅剩的鱼塘，遭到村民的强烈抵制。二个村民钻车轮底下，多人被打被抓，当天数百村民赶往乡政府集会，抗议持续到深夜。
9月29日当政府人马再次进村时，村民手拿汽油瓶，并高举抗议横幅组成人墙，要与拆迁人员同归于尽。村民们的强烈气势再度击退对手，政府官员急忙通知几十辆工程车撤离现场。10月19日中午，政府派人挨家挨户恐吓，说再抵抗就得坐牢，不过村民表示，“为了基本的生存，不得不再次背水一战了。”……
在广西梧州市苍梧县龙圩镇，农民因当地政府开发人工湖而失去家园。很多人表示：“自己全部土地征完加起来的补偿款都买不起一套房，地没了，生活的最低保障也没有，叫我们农民怎么办？”村民和施工队数度发生冲突，有村民被增援的警力抓走。2010年10月13日，在放人要求被拒后，愤怒的村民们将八辆政府车（其中七辆是警车）砸坏、掀翻，几位政府人员和警察被农民打伤。当时现场有三千多村民，武警和特警及公安不敢轻举妄动，只能两次以催泪弹来驱散愤怒的人群，但村民还是没有离开，直到当局答应放人后村民才散去。有村民对记者说：“今天如果警察他们敢动手的话，肯定有人要被愤怒的村民打死的。现在因为征地问题，农民跟政府、公安对立起来了，矛盾激化越来越大。”……
中国的土地只有国家和集体两种所有制形式，没有私人占有土地的。商品房的业主只有土地使用权，农民的住宅和承包的农地也是属于人民公社集体所有。按照国际惯例，土地征收者应按照市场价对征地进行补偿，不过中国土地没有从农民或业主手中征收土地的一级市场，补偿多少完全由地方官员随意决定。
如《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七条规定：“征收耕地的土地补偿费，为该耕地被征收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六至十倍。”不过土地上种植的农作物不一样，其产值相差很大。比如在浙江，若种的是两季水稻，年产约2,400元／亩，若种三茬蔬菜，年产约8,000元／亩；若栽培葡萄，年产值高达2万元／亩。若按《土地管理法》，同样的耕地征收价格却差好几倍，这说明中国权贵主义官僚的极端无能，以及法律的形同虚设。近十多年来，由于权贵收紧了对全国税收的控制，各级地方政府主要靠出卖土地来获得资金，很多地方卖地收入占了地方财政的60％以上。为了维持庞大的官僚机构，同时也为了提升GDP，搞城市化的政绩工程，各级官员对土地的征收也就乐此不疲了，哪怕北京想让房地产降温，很多地方诸侯也不听中央调控了。由于地方政府靠土地卖出价和土地征收价的差价来谋得生存和发展资金，压低土地赔偿金额也就成了引发强拆冲突的关键原因：一般政府卖给地产商的价格，是给予拆迁户补偿价格的几倍甚至几十倍。
人们经常看到的拆迁户抵制拆迁，其实不是抵制拆迁本身，而是抵制补偿价格的极端不公平与不合理。如果说强拆是中国权贵主义辟向百姓的一个战场，那么今日中国权贵主义引来的是来自民间的四面楚歌、八面埋伏，一场全面铺开的战争已经打响……。
很多年前，为了保卫家园，百姓曾哭泣下跪，恳请入侵者能留下一点栖身之地；百姓也曾风餐露宿地去上访，希望入侵部队的高阶官员能管管前线士兵的胡作非为。当这些都失效后，面对越加残暴的侵略者，有人用自焚自残的方式拉响了警报，提醒更多人：“鬼子进村了！”更有人学做弹弓，汽油弹，或土制炮弹，开始了勇敢的反击侵略者之路。在这场自卫反击战中，反抗者有赤贫得只剩下锄头的农民，也有发了大财的富豪，有一字不识的文盲，也有学富五车的专家，有活够了的老者，也有不怕虎的初生牛犊。为捍卫老天赋予的最根本权利，他们站起来了，在勇敢者的游戏中，他们已把生死看淡。
反抗队伍虽然处在零星分散的游击战阶段，不过那种“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的愤怒情绪，却如同燎原的星火，正在干草丛生的中国大地迅速传播。
无论在素有造反传统的广西，还是东北、河南、四川、湖南、安徽，越来越多的民众联合起来“誓死保卫家园”，双方的战事也越发激烈壮观。
早在2008年9月，湖南吉首民众就把州政府的牌子取下来扔了，旁边数万群众大声叫好，同年11月，五万甘肃陇南村民包围了政府大楼，12月2日上百湖南耒阳公安砸了政府办公楼，人们的反抗目标直接针对了权贵政府。……
庆幸的是，中国大陆体制内还有不少象厉有为这样清醒的、有良知的官员，在为民鼓与呼。他们充当了这场战争的和平使者，也成为未来中国的希望。
（注：此文为读厉有为文集述评之20：读厉有为《解决“三农”问题的出路在城市——在全国政协会议上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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