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06-15 12:03:34
近读全国政协常委、原深圳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市长厉有为文集“议政篇”中《把老百姓的事当成大事来办——纪念胡耀邦同志诞辰90周年》（见本博2012-06-14的转载的同名博文），深感胡耀邦虽然已经离开我们23年多了，但胡耀邦的光辉仍旧照耀着中国。
胡耀邦，湖南省浏阳市中和乡人，字国光。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80年2月在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总书记，1981年6月在六中全会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1982年9月在十二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1987年1月，因“资产阶级自由化”被迫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辞去党中央总书记职务。1989年4月15日在北京病逝，其骨灰被安葬在江西共青城。
在其主政期间，胡耀邦按照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精神，组织和推动了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为冲破“两个凡是”的严重束缚，重新确立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作了理论准备。胡耀邦以非凡的胆略和勇气，组织和领导了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的大量工作，使大批受到迫害的老干部重新走上领导岗位，使其他大批蒙受冤屈和迫害的干部、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得到平反昭雪、恢复名誉。胡耀邦重视调动八亿农民的积极性，主持制定和执行了农村改革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推动了我国农村经济的迅速发展。胡耀邦重视调动我国工人阶级的积极性，参与主持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推动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他为扩大沿海地区的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倾注了大量的心血。胡耀邦尊重知识、尊重人才，重视党的科学工作、教育工作、文艺工作和新闻工作。他先后主持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和《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为了加强党的思想、作风、纪律和组织建设，推进各级领导班子的年轻化和干部制度的改革，他作了坚持不懈的努力。胡耀邦把毕生精力献给了中国老百姓，他深深地热爱人民，人民也深深地热爱他。他的一生是光辉的。
在长达60年的光辉生涯中，他始终如一地人民忠心耿耿，呕心沥血，艰苦奋斗，立下了不朽的功勋。因此，他得到全党、全国人民的崇敬和爱戴,人们赞之曰“一身正气深得人民敬爱,两袖清风堪称为人楷模”；“说真话人民知音,办实事一代伟人”。1980年代初，对于中国许多中层干部是令人兴奋和难以忘怀的。那时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浪潮，拍打着曾在文革中上下流动的众多中年轻人，众多中青年才俊因之得以在政治上提升，胡锦涛、温家宝、厉有为等很多人就是其中佼佼者。胡锦涛1982年出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青联主席；1984年担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温家宝1983年担任地质矿产部副部长、党组成员、党组副书记兼政治部主任，1985年春天，温家宝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厉有为在1983年出任湖北省十堰市委书记、市长等，不久后担任湖北省副省长。……
胡耀邦生前，自说有两个没想到：没想到能担任那么高的领导职务；没想到退下来后，声望不降反升，人民群众对他还是那么好。胡耀邦身后，还有两个想不到：1989年4月15日，他的去世，在神州大地引起那么大的轰动；23年后，国人对他的思念，还是那么绵绵不尽……。《左传》云：“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胡耀邦的立德、立功、立言，是几代中国人景仰的楷模。
胡锦涛对胡耀邦一直怀有知遇之恩：1993年4月15日清晨7点多，胡锦涛来到江西共青城的胡耀邦陵园，在墓前肃立良久，突然大声呼喊道：“总书记，今天我是来还愿的！”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一般前往吊唁的人都不敢再称呼胡耀邦为“总书记”。
温家宝曾在《再回兴义忆胡耀邦》文章中深情地说，他到贵州黔西南察看旱情，走在这片土地上，望着这里的山山水水，我情不自禁地想起24年前随胡耀邦在这里考察调研的情形，尤其是他在兴义派我夜访农户的往事。每念及此，眼前便不断浮现出胡耀邦诚挚坦荡、平易近人的音容笑貌，胸中那积蓄多年的怀念之情如潮水般起伏涌动，久久难以平复。……
“晚上十点多，我们赶回招待所。我走进耀邦的房间，只见他坐在一把竹椅上正在等我。我向他一五一十地汇报了走访农户时了解到的有关情况。耀邦认真地听着，还不时问上几句。他对我说，领导干部一定要亲自下基层调查研究，体察群众疾苦，倾听群众呼声，掌握第一手材料。对担负领导工作的人来说，最大的危险就是脱离实际。多年来，耀邦这几句语重心长的话经常在我耳旁回响。”
“耀邦根据自己13天沿途调查的思考并结合有关汇报，在干部大会上作了即席讲话。他特别强调，中央和省级领导干部要经常到群众中去，到基层去，进行调查研究，考察访问，密切上级与下级、领导机关同广大人民群众之间的联系。这样，不仅可以形成一种好的风气，产生巨大的精神力量，更重要的是有助于实现正确的领导，减少领导工作的失误，提高干部的素质，促进干部特别是年轻干部健康成长。”……
“耀邦离开我们21年了。如今，可以告慰胡耀邦的是，他一直牵挂的我国西南贫困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竭尽毕生精力为之奋斗的国家正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阔步前行。……1989年4月8日上午，胡耀邦发病抢救时，我一直守护在他身边。4月15日，他猝然去世后，我第一时间赶到医院。1990年12月5日，我送他的骨灰盒到江西共青城安葬。胡耀邦去世后，我每年春节都到他家中看望，总是深情地望着他家客厅悬挂的胡耀邦画像。他远望的目光，坚毅的神情总是给我力量，给我激励，使我更加勤奋工作，为人民服务。”
这些天，中央电视台正热播连续剧《知青》，而此前胡耀邦长子胡德平曾披露胡耀邦对知青的深情关怀。1979年是全国上山下乡知青返城的洪峰年，人流滚滚，怨气难平，西双版纳农场知青下跪请愿，群体卧轨，7万人罢工事件，震惊了中南海。当时，华国锋和胡耀邦对下乡知青是十分同情的，但在解决问题时，刚开始还停留在怎样改进工作，加强领导，制止干部违法乱纪的思路上。当年5月29日，胡耀邦在听取宣传口和政法口的工作汇报时，触及到知青返城问题，他立即和全国的就业问题联系起来。他说：“要下决心解决就业问题。有关这方面的好经验你们要登报。要不厌其烦。不惜篇幅。”6月13日、14日、15日三天，胡耀邦抱着“要把就业问题说到家”的态度，一口气谈了三次就业问题，其中的思想在今天看来，仍有着十分惊人的前瞻性和准确的判断力。
在30年前改革开放尚未完全启动的时候，他就一针见血地指出国有企业不如民营企业(当时叫集体企业)对就业的贡献大，并要求大力发展服务业，实为高瞻远瞩之见。
文革结束以后，党中央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在胡耀邦看来，全国的总劳动力应在各生产部类重新分配，因为现代化的工业势必要大量减少工人数量，他说：以后，我们现代化工业是要搞的，煤的现代化工业，油的现代化工业，钢铁的现代化工业，电的现代化工业，越是现代化，人越要少——绝不能糊里糊涂在现代化、自动化工业里增加很多人。”他又举宝钢为例：“我们的宝钢，九年建成后，全部工人只要三万人”。“钢铁工人三百多万人，多了。煤也是三百多万人，多了。重工业的人是多了，不是少了，还挤在那里干什么？还挤在那里领工资去，就是新的祸国殃民。”
还挤在那里，“就是新的祸国殃民”！这话太刺激，这话不是针对广大就业群众说的，也不是对重工业产业里的产业工人说的，而是对当时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说的。对我国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来说，经济体制、经济制度决定了人们的就业门路和思想意识。在胡耀邦看来，这种就业制度，既害国又害民，所以他说这是祸国殃民的，是使人民不幸的就业制度。1949以后，大陆采取了一种“两个人的饭，三个人来吃”的政策，也就是两个人的工作，三个人去做。这反映了我国经济制度着力追求“人人有工作，人人有饭吃”的社会平等思想。它可以见效一时，但和现代社会化大生产的经济理论是相背离的。胡耀邦认为，这种就业制度是大大过时了，他说：“你们是搞理论工作的，要想一想这个问题，要开动脑筋呐，把这个观点讲清楚，要彻底转变我们这种就业思想。一律到全民所有制去，到工厂去，这是过时了，这是思想僵化了，这是不合时宜了，不把这个思想彻底打通，我们就业顾虑多得很。”
既然全民所有制不需要那么多人，大量上山下乡的青年人的就业出路何在呢？胡耀邦认为：“我们的同志们要彻底想清楚这个道理，就是搞轻工业、就是搞手工业，就是搞服务行业，我们有许多同志思想不对头，把服务业搞臭了，手工业低人一等，服务行业更低人一等，集体所有制又低人一等。”在胡耀邦看来，以上这些行业可以容纳大批的劳动力，而且对国家和社会的贡献也是很大的。他说：“我觉得我们现在有许多集体所有制实际上比我们全民所有制企业进步得多，积累多，对国家贡献大。他们自负盈亏嘛！他们的劳动生产率高嘛！所以我主张要彻底为手工业恢复名誉，为集体所有制恢复名誉，为服务行业恢复名誉。”
现在人们看到的厉有为文章，就是描述这个时期胡耀邦解决这个问题的。
过去，人们把公有制企业里的分配方式，如生产定额、平均主义、鞭打快牛等做法形象概括为大锅饭、铁饭碗。胡耀邦认为这种现象的背后，还有国家体制方面的原因。他说：“一说就业，就讲厂房、投资、全民所有制，这不行嘛。不要强调全民所有制。全民所有制本来应当是先进的，但我们搞起来却比集体所有制落后，吃大锅饭。”“过去宣传不够，说国营比集体先进，集体是半社会主义，自己背个包袱。现在少搞全民所有制，全民所有制比集体所有制落后很多。要批评全民所有制‘铁饭碗’，吃社会主义。”如果脱离了生产力、经济基础的客观现实，认为大公就是社会主义，小公就是半社会主义，个人就是资本主义，那就太幼稚、简单了，正如胡耀邦所言，不经意中自己背上了越来越重的包袱。
经济活动是人类最基本的实践活动，人类要生存，就要生产，要消费就要就业。一个社会不能解决就业问题，上层建筑就要考虑经济体制和经济关系的变更，这就是改革。如果就业问题引起全社会矛盾的激化，上层建筑还纹丝不动，就将引起动乱或革命。胡耀邦从就业和一系列的问题开始认识到这一问题。
胡耀邦在青年人就业问题上发挥的作用，是在党中央领导下实现的。这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面对、参与的第一个经济问题，社会效果是很好的。从知青就业问题出发，他直言不讳地谈到四个现代化中，国营企业生产效率和用工流向的问题；社会总劳力在国民经济生产各部类如何重新分配的问题；广开就业门路和支持青年人搞活经营的问题；全民所有制企业和集体所有制各自优势比较的问题；摆脱过时观念和树立光彩就业观念的问题；最终归结到对党中央提出的经济体制改革的宏观战略思考上。
我国现在就业的主渠道已是多种所有制企业。绝大多数保留下来的国有企业也进行了改制，其中的职工比1970年代还减少了二千万人。人们就业的领域大大拓宽了，众多行业不仅使大量城市人口就业，还造就了一个新的社会群体——农民工。尽管有这样骄人的成就，但我国13亿人口的就业还是社会最重大的问题之一，仍是人们的最大需求。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就是在这一民生理念的指导下，把多方面的体制改革进行下去。
1980年2月底，胡耀邦在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此后，在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几年时间里，胡耀邦多次深入西藏、青海、甘肃、贵州、云南等西北、西南地区考察。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他从当地的实际情况出发，率先提出了开发我国西部的战略构想。
1983年，胡耀邦在对青海、甘肃进行了比较广泛的考察后，在青海省领导干部大会上说：青海的面积相当于7个江苏，比四川还大1/4多。青海虽然干旱，但许多地方有丰富的地面水和地下水，一旦开发就可以变成绿洲。全省处于高寒地带，虽然给生产和生活带来许多困难，但正因为高寒，才有牦牛、藏羊、虫草等特有的动植物资源，而且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可以减轻高寒的消极影响。青海拥有丰富的能源资源，可供开发的水电装机容量达2000万千瓦，太阳能和风能资源得天独厚，煤、石油和天然气的储量也很大。青海如此，新疆、甘肃、宁夏、陕西这些省区，也都各具特有的优势，都是未来开发的宝贵财富，必将为国家的四化建设作出巨大贡献。胡耀邦在对上述省区的考察中，每到一个地方，都详细了解当地实情，进而提出改革和发展的方针性建议。
近十几年来，城乡拆迁是不稳定因素之一。但胡耀邦早在1952年就指明了稳定的方向。当年1月，时任川北区党委书记的胡耀邦到南充市市政府办公楼及工人俱乐部施工工地视察时，许多拆迁户围住了他，纷纷诉说拆迁中的问题，批评市政府的一些做法。胡在现场耐心听取群众的意见，发现工地拆迁民房过多，当即指示停止施工，不准拆迁。并于1月10日致信南充市长，要求在南充市召开的人民代表会上宣读这封信。信中说：“一年多来，公家修建房屋不仅浪费很大，而且因为收回了大量国有土地，购买了大批民房，特别是将其中一部分拆掉，使政府财产与政府威望遭受了许多损失。在这个问题上，我犯了官僚主义错误，应向人民群众做检讨。”胡在信中还说：“所购买的民房，有没有全部合理地给足购买金，所收回的国有土地户，有没有全部妥善安置，如发现有，务必由修建机关立即并合理地予以补偿和安置。不办或拖延者，以违纪论处。”
群众曾向他反映，市内民房不足，一些拆迁户还租不到房子。对此，他在信中明确规定：“1.自即日起，一切机关、部队、团体均不得再购买一间民房，违者以违纪论处；2.在15天内，腾出150间公家房屋，以稍低于市价房租，租给无房可租的市民；3.公家新建居民区的房屋租金是否偏高，如偏高，应即再降低一点。”胡耀邦在解放初就能如此善待拆迁户，与如今野蛮拆迁中，被拆迁户手持“物权法”与地方官员抗争，甚至以身殉法的悲剧，形成鲜明的对比。
1952年，胡耀邦在川北区党委书记兼行署主任任上，奉调进京。6月7日，中共中央西南局转达中共中央组织部电报：“调胡耀邦来中央工作，务于7月底抵京。”这样，胡耀邦于7月下旬带着秘书曹令中、警卫员小蓝和长子胡德平，一行四人来到北京。他们的行李只有三只木箱，胡耀邦两只，曹令中一只。到京后，当晚住在北京饭店，第二天搬到了中央组织部在东华门附近的翠明庄招待所。
胡耀邦上调中央，原定是任建筑工程部部长的。胡耀邦对中央安排他去建工部工作是很高兴的。他打了二十多年仗，非常渴望搞建设，他说：“这下可以大搞建设了，可以盖大楼了。”他甚至把建国前二十八年概括成两个字，叫“革命”；建国后他也概括成两个字，叫“建设”。他这样概括，在“文革”中遭到严厉批判，说是“阶级斗争熄灭论。”
胡耀邦是性情中人，酷爱读书，每有会意，辄欣然大笑。“文革”中，胡德平一次下班回家，听到屋内传来胡耀邦的笑声，胡耀邦的笑很特别,是那种在嗓子眼发出的笑声。胡德平心想：“和谁聊得这么开心？”进屋一看，却发现房内只有胡耀邦一人，手中举着书，笑得前仰后合。原来，胡耀邦正读到鲁迅杂文《透底》中的一段：“凡事彻底是好的，而‘透底’就不见得高明。因为连续的向左转，向左转，结果碰见了向右转的朋友，那时候彼此点头会意，脸上会要热辣辣的。”时值极“左”横行，胡耀邦读到这里，忍俊不禁，大笑起来。
1966年初夏，《北京日报》上发表一篇社论，题为《游泳也要突出政治》。社论很短，主要内容是提醒中小学生暑假游泳要注意安全，这同突出政治沾不上边儿，反而使人感到滑稽可笑。胡耀邦听说这事后，嘻嘻一笑，脱口而出，说：“游泳突出什么政治！游泳应该突出鼻子，不然就会呛水！”
胡耀邦总当年在川北行署工作的两年半时间，作为一段最美好的时光回忆。那是国民经济迅速恢复，建设新中国的起步阶段，整个中国一片红火，人民群众扬眉吐气。作为红四方面军的老革命根据地和朱德总司令的故乡，川北人民更是欢呼雀跃投入生产建设事业之中。怎么治国？这个道理十分简单，人民为革命流血牺牲，就是要换来一个越来越富足、美好、幸福的生活。胡耀邦也坚信富民为始这个道理，如果背离这一方向，那么革命的目的又何在呢？！
我们改革的目的是什么？很早以前，胡耀邦对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是很明确的：“藏富于民，让人民富起来。”一直以来，他既不认可苏联和东欧那种加重群众负担的高积累模式，也不赞成高度竞争追求高额利润的资本主义模式，而是希望中国走出一条以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来推动农、轻、重生产为序的社会主义新模式。记得1982年5月19日，胡耀邦召集了一次研读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的讨论会。在这次讨论会上，对消费问题的意见虽不能完全一致，但已引起党内高层的注意，并产生积极影响。胡耀邦主张在新形势下，既要刺激消费，又要引导消费，这是改革开放面临的一个新课题，他不主张城乡居民的收入过分集中在储蓄方面，不同意过分地强调积累，“按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劳动者创造的国民收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积累基金，另一部分是消费基金。……个人储蓄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应当起什么作用？如何起到这种作用？”他说了自己的意见：要研究一下，这两方面的比例关系怎样处理比较适当。如果处理不当，也不利于我们发展生产。
1983年12月22日，胡耀邦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审议《中共中央关于1984年农村工作的通知》时，提到管子讲：“治国之道，必先富民”，后来司马迁的《史记》把这句话改为“治国之道，富民为始”，对此，他做了认真比较，他认为这种古典的经济思想是对的，需要我们很好地借鉴发挥。他说，苏联为什么几十年富不起来？就是苏联领导脑子里没有老百姓，光搞钢铁，扩充军备，争霸世界。他认为，要想办法使人民用智慧和劳动的双手富裕起来，国家就强大了，就能抵御一切风浪，立于不败之地。
胡耀邦提倡消费，同时也提倡艰苦奋斗的精神，他反对不合乎生产力水平和豪华奢侈的高消费，他更痛心疾首地反对生产领域中的浪费。对浪费资源、盲目投资、不计成本、没有效益、不惜民力、长官意志的经济增长模式，他有着一种天然的恶感，并把它归之于体制问题。碰到一些反反复复、劳民伤财的胡子工程，他总爱说一句话：“张书记挖，李书记埋，王书记上台又重来！”
胡耀邦也接受了中国古代文化“立德、立功、立言”的思想，他希望真正的共产党员能为人民的事业立德、立功、立言。他说：“我们共产党员要时时刻刻为人民着想，使人民尽快富裕起来。只要人民富裕起来，我们就有办法了。决不能把人民的利益同国家的利益对立起来，国家的利益离开了人民的利益，就是抽象的，没有意义的。试想，离开了人民，还有什么国家？”
胡耀邦走到哪里，都对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有帮助，因为，他对当地人民的心愿有了解。胡耀邦说过，“到下面去是第一步，第二步要认真听取群众的反映和呼声，第三步要研究群众的经验，同群众一道商量解决问题的办法”。
在川西北，胡耀邦给马尔康人出主意：“林区的人民要富起来，只有四条出路：一是营林；二是加工；三是采矿；四是修建。什么修公路、建水电站，都让老百姓去搞。还有商业、运输、旅馆、饭店，也让群众去办。总之，东方不亮西方亮嘛！”在云南省中缅边境的德宏，他和傣族、景颇族人合计：“群众家家户户房前屋后都可以种些木瓜、香蕉、菠萝、芒果等热带作物”；在云南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当自治州州长说由于当地搞不了大的工业，所以人均收入还不到240元时，他说：“不要老是盯着大工业，哪里来那么多的投资？要搞乡镇工业，特别是家庭工业，联户工业，几户人家联合起来搞，来得最快。”在推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胡耀邦对于大量出现的自谋出路、自主创业、乡镇企业、长途贩运、私营服务业和个体工商户，一直很赞赏、很爱护，并把它称为“光彩事业”。
让老百姓和生产资料结合起来，在结合的过程中如何让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利益结合起来，这是需要我们来动脑筋解决的复杂问题。
胡耀邦曾经说过“党的富国富民政策，是最大的群众观点，不领导群众勤劳致富，是最没有群众观点的。什么怕失控、失灵呀，根本的问题是有些同志，就是抓住瞎指挥权不放，或者是抓住谋私的权不放。因为一办起家庭农场，他就不能瞎指挥了，也就没有谋私的权了……目前，办家庭农场，群众说是‘上面放、下面望、中间有个顶门杠’。就是怕有顶门杠，你们有中梗阻没有？你们的顶门杠拿掉了没有？不行的就是要调开，拿下来。”治国之道，必先富民。这正是改革的目的。胡耀邦当年的这一观念十分牢固。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富民政策”宣传得最得力，几乎绝大部分省都打出了兴省富民的口号。
胡耀邦是个闲不住的人，1987年，他不再担任中央的重要工作以后，他说他自己一生中有两大遗憾，一是不懂外语，二是不会中国古诗词的平仄格律。他选择了古诗文的习作。一类诗词是他送给他的老战友、老同志、老朋友的诗，如他在读完萧克将军《浴血罗霄》小说以后，给萧克将军写下这样一首诗：
寂寞沙场百战身，青史盛留李广名；
夜度将军罗霄曲，清香伴我到天明。
一类是给他的老熟人、老部下写的，如给魏巍的诗：
禹域乾坤变，人间爪鸿新。
樑音千百啭，此曲最牵情！
还有一种情况：他还写过一些诗词，赠送的却是他一面未识的同志，如甘肃作家姜安。姜安是一位坚强与疾病顽症做抗争的女作家。胡耀邦有感提笔而做，并且连作三首诗，最后一诗是这样写的：
沧桑变化寻常事，人间悲欢最牵魂；
谁能偷得蟠桃果，怜取卿卿锦绣文。
当然胡耀邦的诗词，也有对当时不良风气，腐朽意识的批评，他认为不好的事情绝不同流合污。1988年8月，他在烟台休息，胡德平带着两个孩子去看他，他乐呵呵地拿出李白的一首诗诵读，边读边笑，边称赞，以后他作了一首《饮酒歌》，前四句就是引李白的原诗：
天若不爱酒，酒星不在天；地若不爱酒，地应无酒泉。
天地既爱酒，爱酒不愧天；酒价年年涨，酒瘾月月添。
量小非君子，醉昏才算仙；滚他妈的蛋，为政在清廉。
笔者这篇博文之所以取名“胡耀邦的光辉照耀着中国”，是因为胡耀邦的精神作为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不仅影响着当代，也将激励着后人。
（注：此文为读厉有为文集随感之17：读厉有为《把老百姓的事当成大事来办——纪念胡耀邦同志诞辰9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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