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前8月的一个下午，东德的一个青年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奔向分隔东、西柏林的铁丝网。三名东德警察追上他，把他打倒在地。但青年不知怎地又突然站了起来，夺了警察的枪，继续奔跑。警察也奋不顾身，追上去扭打起来，一刀刺进青年的膝盖。
就在青年行将就擒之际，西柏林的民众齐声怒吼，吓懵了警察。他们以为自己追人过界，进入西柏林地盘，于是丢下青年跑了回去。青年这才得以拖着残腿，进入了资本主义的西德，实现了自己投奔自由的梦想。
这是围绕着柏林墙发生的无数血腥、悲壮、离奇的逃亡故事中一个很普通的例子。
自从柏林在二战后被分割为东、西两个部份到1961年共产党东德建立柏林墙，前后有大约250万东德人冒着生命危险逃入西柏林。柏林墙建成以后又有5043人成功出逃。他们采用的方式稀奇古怪，如游泳、挖地道、乘气球、跳楼等等。
成功的是幸运儿，但很多人则没有那么幸运。他们为了自由的梦想而把鲜血洒在投奔自由的道路上。在翻越柏林墙的运动中，3221人被逮捕，239人丧生，260人受伤。
今年是柏林墙倒塌22周年。1989年11月9日，东德政府在强大的民意面前被迫开放柏林墙边界，大批东德民众蜂拥穿越柏林墙，投奔民主自由的西柏林。柏林墙的轰然倒塌加剧了东欧巨变的进程，也是自由战胜暴政、共产专制倒台的又一次历史见证。
在重温22年前的这段历史时，中国大陆再次成了人们共同关注的焦点，因为当今的中国仍然存在各式各样的“柏林墙”，风起云涌的抗暴浪潮正在指向同一个目标：推倒专制“红墙”，推动人类历史，再创华夏文明。
柏林墙是1961年8月13日东德政府下令在一夜之间建造的，目的是围堵西柏林，阻断东德人通往自由的最后一个窗口。柏林墙从最初的路障逐渐演变成 3.6米高的钢筋混凝土铁墙，总长162公里。墙内设置监视塔302座，配备警犬、路障、地雷、自动射击步枪。
森严的戒备并未阻断东德民众投奔自由的决心，他们采取挖地道、游泳、跳伞等各种方式逃往西德，很多人付出了生命。当时谁也不觉得28年历史的柏林墙真的会在1989年倒塌。毕竟几个月前，坦克和机枪压下了追求民主自由的呼声，血腥似乎让当时的东德共产党总书记昂纳克对东德“铁打的江山”信心十足，信誓旦旦地说柏林墙“将存在50年、100年”。戏剧性的是11月9日晚，当时东德的中央政治局委员沙博夫斯基将一份本计划次日公布的“旅行条例草案”，无心地在一场国际记者会宣布，允许东德公民前往西柏林和西德其他地区自由旅行，并称“立即执行”。这一阴差阳错的发言竟然为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沙博夫斯基几年前接受专访时说：“每个诚实的人都能够明白，共产党作为一个政党在政治上已经彻底失败了，东德共产党的手上还沾着在边境被打死的年轻逃亡者的血。这个党的领导者应该彻底地反省自己”。
于是，东欧共产党体制纷纷被民众推翻、土崩瓦解，最先在波兰出现，接着扩展至东德、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保加利亚、罗马尼亚等前华沙条约组织国家，这也被称为“东欧剧变”。直至1991年12月25日，社会主义的“老大哥”苏联也以解体告终。在苏联解体20年后，今年初始于突尼斯的“茉莉花革命”，在埃及、利比亚、也门、巴林、阿尔及利亚、约旦、阿曼等周边独裁国家，人民追求民主自由的渴望形成“燎原之火”，突尼斯总统本‧阿里流亡沙特，后遭缺席审判，埃及独裁者穆巴拉克被囚铁笼抬上法庭，利比亚强人卡扎菲被从下水道中搜出并击毙。
有专家分析说，从东欧剧变到茉莉花革命的一个共同点是，追求自由的民众首先推倒了自己心中的“柏林墙”，摆脱了对专制的心理恐惧，共同走上了街头，最终迫使一个个共产独裁政权解体。对于独裁体制解体的原因，俄罗斯第一任总统叶利钦此前接受《俄罗斯报》专访时说，原因很简单：“这是一个已经被确定了的历史过程，一个无法逃脱的过程”。
1989年10月9日以来东德以工人为主的第二大城市莱比锡，7万人走上街头示威游行。随后多个大城市先后出现数以10万人计的游行示威活动，要求政治民主、自由选举。
10月18日，东德统治者昂纳克下台。各地民众抗议游行继续，他们表示对新政府的不信任。
10月20日，东德历史上首次发生执政的德共成员在现场转播的电视讨论中面对东德市民，讨论给与全体公民同等的旅游权力的必要性。
10月25日，西德政府代表团访问东德，与东德共产党总书记进行分裂以来的首次政治会面。
10月27日，东德政府宣布大赦所有被判处“企图逃离东德”罪的在押市民。
11月4日，在东德的艺术家们号召下，东德出现二战以来最大规模的民主示威活动，近百万人游行支持东德实现民主。
11月7日，东德政府部长会议全体成员辞职。
11月8日，东德共产党政治局全体成员辞职。同天选出新政治局，克伦茨当选为总书记。大规模抗议示威仍继续。新的旅行法草案被人民议会的宪法委员会否决。
11月9日，政府几乎处于瘫痪状态，在频繁抗议的亢奋中突然失去目标的东德，东德共党政治局委员沙博夫斯基在记者会上宣布，东德公民自由离境的新规定马上生效。东柏林市民一闻讯立刻涌到围墙边，边防士兵见到人山人海顿时手足无措。
到了深夜11时30分，一名东德军官在等不到上级指令的情况下干脆自己作主，下令开放连接东西柏林的波荷木铁桥检查哨，东西柏林之间所有的检查哨紧接着一座接一座放行，竖立28个年头的柏林围墙从此倒下。
一瞬间，柏林墙两岸人声鼎沸，心旌摇荡，激动的情感潮流如洪水决堤。人们相互拥抱接吻，相互重复诉告着那个刚刚发现的不可思议的事实。当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被拆毁的时候，柏林人悲喜交集，感慨万千。他们为专制的解体和自由的到来陷入狂欢，但同时又对失去的亲人和柏林墙上的斑斑血迹而悲恸不已。多少人在柏林墙下长跪不起。……
柏 林人的情感和柏林墙的故事对身处万里之外的许多中国人来说可能因为距离遥远而失去了几分真切感。但殊不知，柏林墙并不是东德独有的，它是专制制度的产物。 只要是存在专制的地方，无论是在“铁幕”之下还是在“竹幕”之后，都会有“墙”。这墙可以是有形的，也可以是无形的。在中国，虽然没有柏林墙，但是有深圳 河。1949年后，中国政府封锁广东到香港的边界，形成一道无形的柏林墙。从1950年代年到1980年代，有无法估计的人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千方百计从中国大陆偷渡到香港，形成所谓的逃港潮，其中许多人因此丧失了生命。在柏林墙倒塌纪念日这天，人们回顾逃港潮，并纪念那些为了追求更好，更自由的生活而牺牲的人。
在距离柏林8900多公里的中国深圳，那个年代也发生过类似的事件。大批的中国民众不计一切要逃离共产专制，投奔资本主义的香港。这些群体事件被历史称作“逃港潮”。其规模、其惨烈、其震撼丝毫不亚于柏林大逃亡。
深圳著名作家陈秉安的长篇报告文学《大逃港》显示，从1954年到1979年的25年间，深圳附近就发生过四次大规模的逃亡香港的浪潮，分别是在1957年，1962年，1972年和1979年。共计56万人，成功逃出者14.7万人。如果把小规模的出逃计算在内，从1950年代到1980年代，逃港人数多达百万。
逃亡者虽然主要是深圳附近的民众，但也有许多逃亡者来自广东、湖南、湖北、江西、广西、海南等全国12个省，62个市县。他们中有农民，但也有很多城市居民、学生、知青、工人、甚至军人和干部。 那个时代信息封闭，中国逃亡者绝对没有可能跟东德逃亡者交换逃亡经验，但是他们之间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这就是玩命!
逃港者大体通过三种途径实施他们的逃亡计划：走路，泅渡和坐船。
偷渡者多数选择泅渡。他们从蛇口出发，经深圳湾，顺利的话，游泳一个多小时就能够进入香港新界的北部。但是这一个多小时的泅渡对体力和游泳技术要求很高。许多家庭都是从小就培养孩子练习游泳，为的是将来可以逃到香港。
除了体力和技术外，偷渡者在寻找救生设备方面是各展奇才。有人用汽车轮胎，有人用救生圈，有人用乒乓球，还有人为了躲避搜查而把上百个避孕套吹起来挂在脖子上。
无论采用何种方式，出逃都是以生命做赌注的一次冒险。中共当局把逃港者视为“叛国投敌”，不听边防军命令的随时都可能遭到击毙。
1987年，一位港商在深圳罗湖区的酒店落成典礼上讲话的时候泣不成声，用脚跺着地告诉人们，20多年前，他的父亲背着他逃港，眼看就要过河了，但是一颗子弹打来，父亲倒下了。为了纪念父亲，这位港商把酒店开在了父亲遇难的地点。
不能游泳的人只有选择陆路。为了躲避官府的尾追堵截，逃亡者往往要走偏僻而艰险的路道。据当事人回忆说，1962年逃奔香港的数千人走到一个山涧时刚赶上暴雨。山洪过后，只有200人侥幸脱险。香港物业大亨叶小明当时就在其中。11岁的叶小明随妈妈一起逃港。妈妈把他托上树杈后落入洪水而亡。叶小明为了不负妈妈的期望而改名为叶争气，经过艰苦奋斗，终在香港业界取得了成功。
逃亡之路洒满了血和泪。东德是这样，深圳也是这样。是什么原因把人们逼上了这条不归路？原因其实很简单。一是贫穷，一是没有自由。邓小平和当时广东省委第二书记的习仲勋——也就是习近平的父亲，都知道，大规模的逃港风潮主要是贫穷造成的。
在50年代，毛泽东的农村集体化运动剥夺了农民所有财物和劳动致富的渠道，最终导致了大饥荒。那年代，深圳一个农民一天的收入约为7毛钱，而香港农民的收入是70港币，相差100倍。到1978年，深圳农民的年均收入是134元人民币，而一河之隔的香港新界农民的年收入是1.3万港币，相差还是100倍。
人 是会劳动、会创造财富的高级动物，仅仅是贫穷还不至于把人逼上绝路。真正让人感到绝望的是共产党剥夺了广大民众的几乎所有个人权利和自由。他们中很多人就 是因此而陷入绝望，决心铤而走险。由陈秉安撰写的《大逃港》提到中国著名音乐家马思聪逃亡香港的典型例子。马思聪的出逃掀起了持续10年的以知识青年为主体的知识份子逃港浪潮。
逃港潮随着中国的开放和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而终于结束了。
但 是，逃港潮和柏林墙所揭示的道理并没有过时。经济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只是中国走向繁荣与稳定的重要条件之一。中国要长治久安，人民要安居乐业，还必须 进行政治改革，让人民真正享有宪法所规定的言论自由、结社自由、罢工自由等各项权利。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纪念柏林墙倒塌22周年和回顾逃港潮的前因后果才具有了时代的意义。
22年前的1989年11月9日， 柏林墙倒塌了。前苏联也随着倒塌。不过，人们并不能因此掉以轻心，专政的墙依旧在这个世界存在着。俄罗斯在形式上已经算是“民主化”了一轮，中国大陆现在 还在坚持所谓“社会主义道路”。这两国，最近几年在一件事情上殊途同归：其社会成员只要具备一定的经济条件，就千方百计要移民。
先说中国大陆的移民。近两年以来，关于中国人移民的话题越来越多。有严肃的调查，如滙丰银行调查报告（2010年）称，月收入在1.2万元以上或流动资产在50万元以上的中国内地富裕人群中，60%都计划在未来十年移民；中国银行和财富研究公司胡润百富于2011年10月下旬公布的调查报告称，资产1000万以上欲移民者达一半以上；也有真假无法查证的，比如微博上流传移民谘询公司的广告词是“如果你有1000万，不移民对不起你全家人”。据坊间流传，讨论移民已经成了熟人聚会的互相问候的话：“你准备移民了吗”据说一些朋友或要好的同事相约一道移民，有可能在同一区域或者相邻区域买房，好互相照应……。
还有一张让人笑不出来的恶搞广告画：右下方配有李连杰微笑着的照片，上面配的词竟然是“有权有势的中国人移民，无权无势的中国人偷渡，这是一个国家还是一个监狱？——国家有这样的吗？当然是监狱，要不然，为什么人们不管有钱无钱，总想逃离这个国家——你 听说过有美国人偷渡吗？”对于这种移民潮产生的原因，大陆官媒分析强作镇定，闪烁其辞地说大多数人移民主要是为了孩子的教育与成长，他们人虽然入了外国国 籍，财富都还留在国内，因为他们习惯了中国的商业环境，有这边的社会关系网路，无法割舍。但很多人私下里表示，他们对中国的社会问题越来越担心，比如独生 子女政策、食品安全、污染、贪腐、教育质量差和薄弱的法律制度。最近中国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李稻葵在接受采访时说了句真话，认为要改善对财富创造者的 社会环境，让他们的心留在祖国。
再来看看曾充当中国共产革命教师爷、已在政治民主化上先行一步的俄罗斯精英，为何要移民。据俄罗斯科学院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研究所最新统计称，最近3年以来已有120万俄罗斯人移民海外。全俄公众舆论调查中心最新民调结果显示，有22%的俄罗斯公民想离开俄罗斯到外国定居——1991年苏联刚解体时，“想到海外定居”的俄罗斯居民只占全国人口的5%。这一轮“移民潮”还具有以下特点：打算移民海外的俄罗斯人身份“高端化”、“精英化”，大多是受过高等教育且具有专业特长的人才，以及身价不菲的中产阶级，他们带走的正是俄罗斯国家发展所急需的高科技和资金。
俄罗斯人移民的理由有许多与中国人相似，比如为了孩子，为了学业。但由于他们享有中国人没有的言论自由，因此说出了中国人不愿意明说的理由——
企业家担心不安全。在俄罗斯创办一家企业要花费相当大的财力和精力，但财产所有权没有保障。伦敦有很多这样的俄罗斯商人：当他们自己或他们的政治庇护人不受政府欢迎时，他们不得不立马搭乘英国航空的航班来到了英国。
社会上升管道梗阻。中产阶级普遍认为，在俄罗斯成熟壮大的国家资本主义制度断绝了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上升的途径。
生活品质糟糕。无论是精英还是中产阶级，都认为俄罗斯的教育体系已接近崩溃的边缘。从入学名额到大学文凭，什么都可以用钱来买。他们认为自己有责任给孩子提供在海外生活和工作的选择。
中 俄两国人民想移民的理由只有两点不同，俄罗斯人提及了一个重要的政治因素，即他们讨厌普京的独裁与政府的舆论控制。一些受过良好教育的俄罗斯人认为，政府 控制下的电视新闻、电影甚至流行音乐领域让他们与国际社会脱节。这些在政府控制下的电视新闻从不批评普京或梅德韦杰夫，每天重复说西方国家是我们的敌人。 他们看不到俄罗斯短期内能从普京的新的独裁下解放出来。对政治制度与媒体控制的批评，在中国有关移民的调查中未曾提及，不知是调查者有意回避这一点，还是 移民者对专政体制并不痛恨。但中国人都提及他们担心中国可怕的环境污染。这一点则是俄罗斯人未曾担心的。也就是说，中国人移民的理由主要在生活层面，俄罗 斯人多点权利意识。这与当年两国改革的动力类似：俄罗斯人需要言论自由，中国人需要吃饱饭，前者是满足口的社会功能，后者是满足口的生理功能。
想走的人，在接受调查人群当中，俄国占62.5%，中国接近60%。
作为一位生活在专政下的中国知识分子，都能充分理解中俄两国人士为逃脱社会主义魔咒而采取的移民行动。只是，世界各国不可能无限制地接纳移民，俄罗斯人口少还好办，中国人口众多，移民潮起的结果必将会使各国关闭正在变得狭窄的移民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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