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昌海：改革开放的重要幕后推手习仲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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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昌海：改革开放的重要幕后推手习仲勋

热度 1 已有 61 次阅读2011-11-29 14:03 | 系统分类:春秋纪事

文革结束之后，被监禁了16年的习仲勋终于复出，主政广东。 习仲勋到广东时，正是广东偷渡外逃最严重的时期之一。经过十年动乱， 民生凋敝，很多人以命相搏，到异地寻求“乐土”。当年八月，全省就发现 偷渡外逃六千七百零九人。习仲勋多次深入到宝安和香港边界视察。根据 当时的规定，被抓的偷渡者要统统送到收容站。习仲勋实地察看收容站 时，时值盛夏，收容站条件很差，看到这些偷渡不成反被关押的农民，习 仲勋哭了。他说：“这个不怪你们，是我们没把老百姓的生活搞好。而且， 这是人民内部矛盾，不应该用一种敌我的态度来对待他们！”习仲勋女儿齐 桥桥曾回忆说，父亲到沙头角，看到香港那边灯火辉煌，而我们这边却一 片荒芜，十室九空，只剩老弱妇孺，感到身上的担子更重，觉得一定要搞 经济特区，一定要把老百姓的生活搞好。否则，老百姓就要“用脚投 票”了。 近几十年的广东历史上，发生过多次大规模的逃港潮。 在民国时期，广东香港之间的边界只是象征意义的，没有围墙，没有边防 巡逻，内地人要去香港，只要一个简单的手续。至于广东本地人就更容易 了，因为民国政府一贯认为香港仍然是广东的一部分，只需凭广东居民证 即可出入香港。1949年后，中国大陆就开始发生逃港潮。1950年深圳“解 放”后，逃港潮陆续不断；到了1960年代初，由于毛泽东大跃进人民公社三 面红旗，广东大量饿死人，于是逃港潮就更大了。 当时，广州盛传英女王生日，香港大放三天，于是五千人聚集广州东站， 以强登火车赴港。当时的大陆官方广州市委书记焦林义到场阻止，愤怒的 人群推翻了焦林义乘坐的吉普车。自此之后，港英政府在边界构筑了围 墙，为了面子，大陆官方也在深圳一侧构筑围墙，于是中国也有了自己的 柏林墙。之后的文化大革命开始，由于逃港的人太多了，大陆军队无法一 一捕获，于是就一律用机关枪扫射。当时一些香港电影也记录了这个血腥 的恐怖场面。香港外海时常有大量漂浮的尸体，那就是顺着珠江从广东漂 流下来的。 最初的逃港者是从陆地过去的，收买当地渔民弄个边防证，在深圳(当时叫 宝安县) 待上两三天，然后侍机翻越围墙。不过这种办法的最大威胁就是警 犬，几乎没有人能躲得了警犬的追捕。于是奇怪的事情就发生了。一天早 上，广州动物园负责打扫老虎笼子的清洁工发现他今天不必打扫粪便了， 因为老虎粪便在晚上就被某些不速之客拿光了。狼狗害怕老虎，一嗅到老 虎身上的气味，警犬就逃之夭夭，而老虎粪便又是最容易到手的东西，于 是就成了抢手货，后来广州还有人出售老虎粪干，按斤两计价。 但是，陆地过去毕竟太冒险，成功率很低。于是就有了海上的“丝绸之 路”。当年，大陆的水上巡逻力量还不强，游泳过去的确会提高成功率。下 水地点有东西两侧，分别是在现在的大亚湾和盐田港。当时已经有半导体 收音机了，把半导体天线对准香港商业电台，就不会游错方向。为了躲避 大陆官方巡逻艇，一般都是在晚上下水，在头上套一个烂西瓜，就可以瞒 过巡逻艇。但最难对付的就是鲨鱼，当时香港有一部电影“投奔怒海” ，就 是记录一对逃港的姐弟，他们多次躲过了大陆官方巡逻艇，却没有躲得过 鲨鱼。弟弟死了，姐姐抱着弟弟的尸体终于踏上了香港的土地。…… 习仲勋之所以到广东，当时高层是有考虑的。因为广东是早期国民党的革 命根据地，是民国政府留下许多成绩的地方，民国时期的广东人备受尊 重；这一点，不可能不对广东人的心理产生影响。广东海外华侨多，港澳 关系多，受“资产阶级思想影响” 多，这也是大陆官方不信任广东人的重要 原因。历任的中共广东大员，都不会任用广东人，只用外省人，尤其是跟 广东毫无渊源的遥远的北方人，这样镇压起广东人来才不会手软。中共广 东大员都把消灭广东文化为己任。今天的广东，已经是大陆诸省的龙头老 大，GDP达到12%，将近全国的八分之一，全国运动会上也年年拔头筹。 但是广东人的地位，至今很低。不错，大陆官方也重视广东，那只是重视 广东的财富，而广东的人则是不值一提的。GDP占八分之一，按理说，中 央大员里头也应该有八分之一的广东人吧？官方历来分配多少个官员名额 给妇女，分配多少个官员名额给少数民族，以证明官方是如何重视平等人 权。可翻开中央大员的长长名单，里头竟然没有一个广东人，甚至没有一 个广西人和一个海南人，因为在官方眼里，那些地方人都是“非我族类” ， 不能任用的。 广东，在1970年代就有了电视，家家户户都竖起鱼骨天线(甚高频天线) ， 以收看香港电视，但是大陆官方多次下令拆除，轻者罚款，重者坐牢。改 革开放前，全国每年只允许50个人去香港，分到宝安县，连一个名额都没 有，但宝安县至少有20万人的亲人在香港。有的是父母，有的是丈夫、儿 女。所以老百姓就只有“逃”。 当地的县委，就只好搞一些“土政策”，划出十四个公社的范围，允许老百 姓去香港做些生意，也允许逃过港的人带物资回来，并允许他们回来办工 厂，解决农民就业的问题。1960年代，逃港者回乡主要是带食品，猪油、 面粉这些生活必需品，后来慢慢地开始带回来糖果、时装、香烟，能够提 高生活品质的东西。到了1970年代末，“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 开”，在香港已经成为小老板的逃港者，纷纷回到宝安来开办来料加工厂， 比如胶花厂，把塑料的叶、花瓣，一片片地成箱从香港运过来，再用这边 便宜的人工，把它们组装成花束。 这些由逃港者们带过来的小型企业，说是工厂也行，说是车间也行，就是 内地“引进”的第一批外资。就是说，在1978年12月安徽省的小岗村农民要 求“包产到户”之前，宝安县的农民早已经在搞“引进外资”办三来一补企业 和养鸡养鸭养鱼出口香港了。这样，生活改善了，老百姓也不往香港跑 了。宝安县的这些“对外开放”的土政策，1960年代得到了陶铸的支 持，1970年代得到习仲勋的支持。1978年的7月，习仲勋来到了宝安县的 中英街，观摩这些由逃港者办起来的胶花工厂，这时的胶花厂已经在使用 工缴费、计件工资这样的劳动付酬方式了。带他去的是“冒险”在宝安县搞 改革开放“土政策”的县委书记方苞，习仲勋不但没有批评方苞，还肯定和 支持了宝安县委大胆搞起来的“土政策”，并叫方苞打报告交省委讨 论。1979年3月，广东省委正式以《关于发展边防经济的若干规定》批准 了宝安县的做法。后来，习仲勋去北京向邓小平汇报工作，才决定在宝安 县创办深圳经济特区。 从1950年出现逃港现象起，1957年、1962年、1972年和1979年，深圳历 史上总共出现过4次大规模的逃港潮，如果没有习仲勋等领导人体恤民意、 顺应世情，逃港潮可能还有第五次，逃港者肯定还会流更多的血，深圳特 区何时设立也在未定之天。 官民上下良性互动是百姓之福，顺应民心和历史潮流的改革转型是国家之 幸。《古文观止》中《过秦论》与《治安策》作者西汉的贾谊，在其《新 书》的“大政”篇说：“自古至今，与民为仇者，有迟有速，而民必胜之。 ”这话当然很正确很有威慑力，但迟速之间可能就是几十年，“俟河之清， 人寿几何?”中青报的“冰点特稿”曾有一篇题目为《人民会用脚投票》的文 章，取意曾主政广东的习仲勋同志参加深圳特区成立10周年庆典说的一番 话：“千言万语说得再多，都是没用的，把人民生活水平搞上去，才是唯一 的办法。不然，人民只(就)会用脚投票。”这段话说得十分恳切，值得所有 掌权者奉为座右铭。 说到底，习仲勋讲的也是政治常识。两千多年前的经典《尚书》的“蔡仲之 命”篇就有言：“皇天无亲，唯德是辅；民心无常，惟惠之怀。”深圳人冒死 逃港，主要是因为物质生活贫乏难挨，马思聪等外地人偷渡香港，是因为 政治上、精神上受迫害。所谓“只会用脚投票”，在那时是万般无奈中的赌 命一博，与今天通常意义上的“用脚投票”不可同日而语。据说，用脚投 票，最早由美国经济学家Charles Tiebout提出，指在人口流动不受限制、 存在大量辖区政府、信息完备等假设条件下，各地居民自由选择那些最能 满足自己偏好的地方定居。所谓“用脚投票”当然是比喻，是相对于“用手投 票(选民的选举票，股东或自治组织的表决票等)”而言。“投票”权就是选择 权，就是民主或自由的意思。在封建专制时代人们没有“用手投票”的权 利，当然只有“用脚投票”，即《诗经·硕鼠》篇所表达的“三岁贯汝，莫我肯 顾。誓将去汝，适彼乐土”。今天，广义的“用脚投票”就是在诸多产品和服 务供给者之间自主选择。在这个意义上，人们“用脚投票”的次数总是大大 超过“用手投票”，比如今天你出门乘哪种交通工具，到哪家店铺午餐，到 哪家银行存取款，到哪家超市购物，就都是用脚在“投票”，选择支持较中 意的那家。 有人举例说，公元前494年，一大群平民喊着：“永别了，罗马!”要去东郊 的圣山建立自己的城市；贵族害怕平民大量出走，造成生产停顿、兵源匮 乏，派代表追到圣山找平民谈判，最后谈出了保民官制度。“这是世界历史 上最有收获的用脚投票”。但这种“用脚投票”在我国先秦也早已有之。《孟 子》第一章第三节，梁惠王就在请教于孟子：“邻国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 不加多，何也?”孟子则教他如何吸引别国的百姓投奔梁国。 只是到了闭关锁国的明清，“中国”人这种“用脚投票”的权利才受到严格限 制。明代实行严格的海禁，片帆不许下海，于是东南沿海许多渔民只有投 靠倭寇谋生，或假扮倭寇与官府作对；清代沿海甚至内地一些贫民“闯南 洋”或被“卖猪仔”到美洲谋生路，朝廷视他们为自我流放蛮夷之地的弃民， 乃至丢我天朝颜面的逆贼，根本不愿为之提供外交领事保护，更谈不上像 梁惠王那样，想着如何吸引他们回到自己的国家。显然，30多年前当局 对“用脚投票”逃港者的态度，沿袭了“天朝”思维，再加上较量政治制度优 越与否的冷战思维。 移民出国在今天已不是“叛国”，不仅正大光明，甚至成了炫耀的资本。国 庆60周年献礼影片《建国大业》里众多明星，其实已是外国公民。想出 国，关键只在于别人要不要你。但在境内，农民工及其子女或者其他什么 人，却还不是卷起铺盖“抬脚就走”那么简单：拥有一些地方的户籍跟加入 香港的“优才计划”一样难，“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呢;城里人 要在农村建房依法只有“小产权”。在这点上，显然不如梁惠王那时有“用脚 投票”的自由。好在，据报道，全国城乡一体化试点城市成都，其域内户籍 人口已“法古”成功，实行了迁徙自由，即“用脚投票”合法化。 在经济领域，按说搞市场经济，是最需要也最便于实行和保障“用脚投 票”的。但是在强势的行政垄断和政府管制之下，人们很难“用脚投票”来达 到优胜劣汰的效果。比如，有些人有机会出境，带回在中国制造却比国内 售价便宜很多的iPad，3000多元货物海关却要按5000元征税，甚至到香港 购放心奶粉也受阻。 在教育与学术领域，古代最有名的“用脚投票”是“三盈三虚”的故事。东汉学 者王充的《论衡》记载：少正卯在鲁与孔子同时讲学，孔子的门人除了颜 渊都多次离开孔子，跑到少正卯门下。据说后来孔子主管鲁国的政法时， 就找由头把少正卯诛了；——这个故事是否真实却没有其他典籍佐证，不 排除王充的杜撰，但按中国古代的官学考证是“就近入学”，民办的书院却 是“用脚投票”的。而今天的民办学校显然还不成气候，谈不上让学生在所 有学校之间“用脚投票”；不过现在的官方在表现上，就很“尊孔”，不准“用 脚投票”。 在文化娱乐领域，自古以来有“唱对台戏”的传统，电影《梅兰芳》就有这 种情节，那就是观众“用脚投票”。今天我们虽然不像“文革”年代只准看听 唱“革命样板戏”，没有无处不在的“高音喇叭”叫人“无所逃于天地之间”，人 们“用脚投票”的权利仍然享受得很不充分。这样看来，仅仅用习仲勋改革 开放的思维，先求扩展我们“用脚投票”的国民权利，不论在社会经济还是 科教文领域，都还有很多事情可做、要做。 在大陆官方残酷的党内斗争中幸存下来的习仲勋，是广东改革的倡导者， 也是党内少有的开明派元老。在胡耀邦被非法罢黜的时候，他是惟一为胡 耀邦辩护的元老；在1989年春夏中，他也坚决反对镇压行动。可见，主政 广东时看到被抓的偷渡者要统统送到收容站，习仲勋哭了，是一贯的真情 流露。习仲勋的眼泪是真诚的眼泪，不像有些作秀官员的眼泪，比香港三 流演员的眼泪还不值钱。习仲勋的眼泪里有真情，有怜悯，有愧疚，有羞 耻。一个政权无论如何高举革命的旗帜，无论如何宣扬爱国的道德，却连 民众的生存权都不能保障，民众没有用手投票的权利，便只好用脚来投票 了。 其实，在中国大陆的历史上，不仅出现过难民涌向香港，以及从新疆逃入 苏联的诸多重大事件，而且中国公民偷渡到欧美发达国家，在统治者宣 称“大国崛起”的今天，仍屡禁不止。英国多佛尔海滩中国偷渡客集体死亡 事件震动英伦三岛，英国民众纷纷前往事故地点献花纪念，而大陆使领馆 却为了“面子”而保持沉默。但习仲勋，则是少数将民众生命看得比国家的 面子更重要的大陆高级官员。 习仲勋之子习近平，不知他是否具有乃父的心肠，不知他是否会像乃父一 样流泪。当然，仅仅流泪是不够的。习近平的地位远比父亲高，施政空间 也远比父亲大。他若能顺应历史潮流，像他父亲一样。那么这个国家必能 长治久安；他若能不仅发展经济，且推动公民社会的壮大，不仅注重民 生，且尊重民权，那么他在历史上的地位则有可能超过乃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