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昌海：自认“叛徒”的红色领袖瞿秋白

颜昌海：自认“叛徒”的红色领袖瞿秋白
颜昌海：自认“叛徒”的红色领袖瞿秋白

已有 212 次阅读2011-11-17 17:14 | 系统分类:春秋纪事

在毛泽东没有成气候之前，还是十分推崇自由的。这个时期，他推崇自由性交、自由言论、自 由结社、自由组党，自由地分裂统一的国家，甚至自由地武装暴动。比如，毛泽东在创建“新村 主义”与“湖南共和国”都走不通之后，在1920年12月1日给挚友蔡和森等人写了这样一封信：“目 的——改造中国与世界——定好了，接着发生的是方法问题，人们到底用什么方法去达到“改造 中国与世界”的目的呢？”和森信里说：“我现认清社会主义为资本主义的反映，其重要使命在打 破资本经济制度，其方法在无产阶级专政”。和森又说：“我以为现世界不能行无政府主义，因 在现世界显然有两个对抗的阶级存在，打倒有产阶级的迪克推多，非以无产阶级的迪克推多压 不住反动，俄国就是个明证，所以我对于中国将来的改造，以为完全适用社会主义的原理与方 法。……我以为先要组织共产党，因为它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 “据和森的意见，以为应用俄国式的方法去达到改造中国与世界，是赞成马克思的方法的。而子异则说：“世界进化是无穷 期的，革命也是无穷期酶，人们不认可以一部分的牺牲，换多数人的福利。主张温和的革命，以教育为工具的革命，为 人民谋全体福利的革命。以工会合社为实行改革之方法。颇不认俄式——马克思式——革命为正当，而倾向于无政府一 蒲鲁东式——之新式革命，比较和而缓，虽缓然和。”…… “如此，共产党人非取政权，且不能安息于其宇下，更安能握得其教育权?如此，资本家久握教育权，大鼓吹其资本主义， 使共产党人的共产主义宣传，信者日见其微。所以我觉得教育的方法是不行的。我看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 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 和毛泽东一样，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的瞿秋白也崇尚革命和自由。只不过，在其临死之前，他对自己的革命已 经怀疑甚至动摇了，并自认红色革命的“叛徒”。早期，发表了《谁的利器》、《付过工钱之后》、《劳动的福音》、《伯 伯尔之泛劳动主义观》、《世界的新劳动节——中国的新劳动节》等文章，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私有制和国家 的产生和消亡的学说；改变资本为公有才能创立社会的新基础。他指出要创造新社会，必须实行“激烈的改革运动——革 命——根本的改造”。瞿秋白曾经深受托尔斯泰主义的思想影响，这时，他已经认识到托尔斯泰思想的谬误：托尔斯泰的 学说，大概是消极的、破坏的、批评的性质居多，而积极的、建设的、讨论的性质较少。托尔斯泰“想以模范的宣教改革 社会”，这是“托尔斯泰的谬误”。人类的贫困和罪恶，不再是以“绝对的爱”作为“永久的固定的标准”，而是“因为资产阶级 的掠夺”造成的。只有马克思主义的激烈的革命，进行根本的改造，才能消灭资产阶级的垄断精神财富。 是瞿秋白，第一次把俄国十月革命后的状态报导到中国；他还主编了《新青年》、《前锋》；创办主编中共第一张机关 报《热血日报》；被俘前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红色中华》报总编，是当之无愧的第一红色报人。然而，这个宣传马、 列、斯、毛，两度成为中共最高领导人的瞿秋白，在临终前，留下遗书《多余的话》，深刻剖析了一个知识份子如何被 共产主义终极理想所吸引走入共产党，之后在真实的现实中，面对共产党残酷的对外对内斗争，在党的忠诚、服从原则 下灵魂分裂，直至成为放弃独立思想的“演员”，一边宣传着共产党的主张，一面怀疑着用阶级消灭阶级，用不美好到达美 好的逻辑，厌倦阶级性否定人性，最终，反省自己的精神历程和生命轨迹，否认自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身份，否定 自己是布尔什维克，而自我认定为一个“文人”。期待“但愿以后的青年不要学我的样子，不要以为我以前写的东西是代表 什么主义的。所以我愿意趁这余剩的生命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写一点最后的最坦白的话。” 瞿秋白认为自己卷入政治，完全“是历史的误会”。 1917年，“为谋一碗饭”，瞿秋白学习俄文； 1919年，对共产主义最终 理想发生好奇心和研究兴趣而参加李大钊发起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1920年，作为《晨报》、《时事新报》特派记者 而来到俄国，私下里想看一看那个“新国家”，尤其好好研究一下俄国文学；在俄国饿了几个月之后，瞿见到了演讲的列 宁，为“应付报导”，很用心的看俄共的报纸，“并没有想加入共产党，更没有心思要自己来做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当俄 国为中国共产党在东方大学开办中国班，却找不到一个俄文翻译，于是瞿秋白变成了包括刘少奇、张太雷等人的老师和 翻译，张介绍其加入共产党。为了教学，开始“不得不”研究马克思主义。1922年，陈独秀到俄觐见，瞿做翻译，受陈邀 请回国。在国内写文章，介绍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与斯大林，又在中国上海大学社会学系主讲马克思主义。起初尚有余暇 研究文艺，后来越来越多的投入政治工作，对此，瞿秋白自述心情“怅然若失”。1927年7月至1928年5月，俄国特派员认 定中国第一位总书记陈独秀“右倾”，被赶出党内，瞿秋白主持工作，他只管讲主张，具体军务、事务一概放手，这大概在 全世界共产党领袖中独树一帜。1930年，他也因没看清李立三而被免除中央领导职务，1931年6月在最高领导出事后， 再次成为“代头”，后再度赴俄，回国后在上海做了一段惬意的文人，1934年，受命来到江西，在毛泽东第一个分裂统一 的中国、颠覆国家政权、甘做外国傀儡的卖国机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抓教育。但他身上的文人特征，仍无法为共产党 所容，终于，在红军长征时，高度近视、患肺病咳血的瞿秋白，被强留在江西“打游击”，没有悬念的落入国民党之手，最 终拒绝劝降而从容赴死。 瞿秋白祖籍江苏宜兴，瞿家是一个书香门第，世代为官，瞿秋白的父亲瞿世玮擅长绘画、剑术、医道，然而生性淡泊， 不治家业，经济上依赖在浙江做知县的大哥瞿世琥的接济。母亲金璇，也是官宦之女，精于诗词。瞿秋白是家中的长 子。由于家庭陷入经济困境，1915年冬，因交不起学费，瞿秋白被迫辍学。农历正月初五，母亲金璇服毒自尽。瞿秋白 一家人分别投亲靠友，1916年年底，瞿秋白得到表舅母的资助，西赴汉口，进入武昌外国语学校学习英文。1917年进 京，在外交部学习俄文。 在他少年时，读的是十三经、二十四史、子书、笔记、丛书、诗词曲，十六、七岁开始读了些老庄之类的子书，随后是 宋儒语录，随后是佛经、《大乘起星信论》——直到胡适之的《哲学史大纲》、梁漱溟的《印度哲学》，还有当时出版 的一些科学理论、文艺评论。马克思主义的非马克思主义的。二十一、二岁，瞿秋白从托尓斯泰式的无政府主义转到了 马克思主义。中国的文化中有大同社会的理想，马克思主义的共产社会同样是无阶级、无政府、无国家的最自由的社 会，瞿秋白认为这同自己无政府主义、和平博爱世界的幻想没有冲突。“所不同的是手段。马克思主义告诉我要达到这样 的最终目的，客观上无论如何也逃不了最尖锐的阶级斗争，以致无产阶级专政——也就是无产阶级统治国家的一个阶 段。为着要消灭“国家”，一定要先组织一时期的新式国家；为着要实现最彻底的民权主义（也就是所谓的民权的社会）， 一定要先实行无产阶级的民权。” 最初，这“自相矛盾”的马克思主义所谓辩证法——只是使瞿秋白觉得有趣，而现实中，共产党“杀人放火”的行径，与党内 激烈的斗争，完全违背了传统文化和西方正统文化的价值观。违背了瞿秋白心中的理想：“和和气气的过日子”。在十五年 后，瞿秋白清醒的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是什么？是无产阶级的宇宙观和人生观。这同我潜伏的绅士意识、中国式的士大 夫意识、以及后来蜕变出来的小资产阶级或者市侩式的意识，完全处于敌对的地位。”暴力革命与阶级斗争，与“凡是人， 皆需爱”的儒道，慈悲为怀的佛家，与博爱宽容的基督精神是对立的；绝对服从的共产党组织原则与庄子的逍遥、西方的 人权、自由精神，与传统文人的风骨、西方知识份子的独立思考是对立的。由此，共产党本能的把知识份子视为敌人。 瞿秋白被捕后，却表现出了一个民族知识分子的高尚气节，他深刻而坦白的剖析着自己，不为辩白，也不为求生；这没 有任何现实目的的解析，只为灵魂——被共产党所否认的东西，最终安宁。自我反省中，瞿秋白万分疲惫；在精神的二 元冲突中，他曾以“放弃思想”消极对待，“我在十二分疲劳和吐血症复发的期间，就不再去‘独立思索’了。1931年初，就 开始我政治上以及政治思想上的消极时期，直到现在。从那时候起，我没有自己的思想。（我以中央的思想为思想。） 这并不是说我是一个很好的模范党员，对于中央的理论政策都完全而深刻的了解。相反的，我正是一个最坏的党员，早 就值得开除的，因为我对中央的理论政策不加思索了。偶尔我也有对中央政策怀疑的时候，但是，立刻就停止怀疑了 ——因为怀疑也是一种思索；我既然不思索了——自然也就不怀疑。”至此，作为马列主义信徒的高级知识份子瞿秋白， 精神“死了”。然而，历史的玩笑使成为囚徒的瞿秋白精神再度复活了。 被捕后，瞿秋白看起了诗词，也开始回看自我。“虽然我现在很容易装腔作势慷慨激昂而死，可是我不敢这样做。历史是 不能够，也不应当欺骗的。我骗着我一个人的身后虚名不要紧，叫革命同志误认叛徒为烈士却是大大不应该的。所以虽 反正是一死，同样是结束我的生命，而我决不愿意冒充烈士而死。” “永别了，亲爱的同志们！——这是我最后叫你们‘同志’的一次。我是不配再叫你们‘同志’的了。告诉你们：我实质上离开 了你们的队伍好久了。” “唉！历史的误会叫我这‘文人’勉强在革命的政治舞台上混了好些年。我的脱离队伍，不简单地因为我要结束我的革命，结 束这一出滑稽剧，也不简单地因为我的痼疾和衰惫，而是因为我始终不能够克服自己绅士意识，我究竟不能成为无产阶 级的战士。” “永别了，亲爱的朋友们！七八年来，我早已感觉到万分的厌倦。这种疲乏的感觉，有时候，例如一九三○年初或是一九 三四年八、九月间，简直厉害到无可形容、无可忍受的地步。我当时觉着，不管全宇宙的毁灭不毁灭，不管革命还是反 革命等等，我只要休息，休息，休息！！好了，现在已经有了‘永久休息’的机会。” “我留下这几页给你们——我最后的最坦白的老实话。永别了！判断一切的，当然是你们，而不是我。我只要休息。”（备 注：上述文中引文均出自瞿秋白《多余的话》。） 在人生的最后，他没有推荐任何马、列、斯、毛的学说，而是推荐了包括《红楼梦》、《安娜‧卡列宁娜》的几本文学 作品和中国白色的豆腐。…… 瞿秋白没有出卖任何人和情报，他只是在内心与共产党决裂了，历史证明这个决裂坦荡而清醒。 但故事并没有在瞿秋白死后完结，因为《多余的话》瞿秋白在死后曾被打成叛徒。被他称为“生命伴侣”的妻子杨之华——瞿是她的入党介绍人，没死在国民党的枪下，而是在“文革”中被逮捕，1973年被迫害致死。女儿瞿独伊在新华社任记 者，1968——1978年，蹲牛棚十年。害死瞿秋白“生命伴侣”的妻子杨之华和关押瞿独伊十年的，当然是毛泽东。但推波 助澜集大成者，却是周恩来。 瞿秋白的女儿瞿独伊曾为文说，是“四人帮”为了改写整部党史，不顾事实，才硬把她父亲打成“叛徒”，使瞿秋白的英魂在 九泉之下遭受莫大凌辱的。但这样的定论，依旧当时为了“政治正确”沿袭老一套概念化、公式化的政治结论，生拉硬扯， 牵强附会，缺乏说服力，也直接影响了这篇文章的力度与可信度。 历史不容戏说，中共在对瞿秋白评价问题上，是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这天壤之别的褒贬损誉，有著其深刻的历史 背景。据《瞿秋白年谱》记载，1945年4月20日，中共六届七次扩大全会作出《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其中对瞿 秋白作出高度评价，称他的“无产阶级英雄气概，乃是永远值得我们纪念的。”1946年3月21日，周恩来在一封信中，热情 颂扬瞿秋白革命的一生，给他以崇高的评价，信中说：“秋白同志毕生服务人民大众，卒以成仁。耿耿丹衷，举世怀仰。 ”1955年6月18日，是瞿秋白殉难二十周年，由周恩来主祭，中共中央在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举行瞿秋白同志遗骨安葬仪 式，周恩来亲自抬著瞿秋白的骨盒，放进墓穴内。 然而，到了1962年后，重提“阶级斗争”的毛泽东先后在香港出版的司马璐所著《瞿秋白传》附录上看到瞿秋白的《多馀 的话》，以及在《历史研究》上看到戚本禹的《评李秀成自述》，便急切地想把这两者与他要解决的“党内叛徒问题”紧密 联系起来，作出异乎寻常的重大政治判断。于是，便有了流传甚广毛泽东的“白纸黑字，铁证如山；晚节不终，不足为 训”的最高批示。他质问道：“《多馀的话》看不下去，无非是向敌人告饶，自首叛变。为什么不宣传陈玉成而宣传李秀 成？为什么不宣传方志敏而宣传瞿秋白？” 这时候，马上站出来讨好和迎合毛泽东旨意、将这一事件推波助澜并往瞿秋白头上大泼污水的，不是别人，正是在历史 上与瞿秋白过从甚密的周恩来。1967年3月15日北京师大井冈红军编写的《瞿秋白批判集》，内中详细记载了周恩来在 不同场合中提到瞿秋白是叛徒的几次谈话，兹摘录如下： 1964年6月，周恩来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首次揭发了瞿秋白投敌变节的事实。说：“抗战初期曾经有人问我们买不买瞿秋 白的《多馀的话》，当时我们认为是伪造的，没有买。现在了解，瞿秋白确实写过这篇文章。”到了这年7月中旬，周恩 来在一次会议上讲到李秀成问题时说：“瞿秋白也有这个问题，也是晚节不终。”这时，毛泽东插话了：“《多馀的话》我 看不下去！以后宣传烈士不要宣传瞿秋白了，要多多宣传方志敏。” 1965年10月，经中央军委批准，军事博物馆撤掉了瞿秋白的照片。 1966年5月21日，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时提到：盖棺不能定论，火化了也不能定论，像瞿秋白就是一 个叛徒，他临刑前写了一篇《多馀的话》，这篇文章在香港的一个杂志上发表了，意思说我不应该参加政治活动。李秀 成也是一个叛徒，李秀成的自供状就看出了。我提议把瞿秋白从八宝山搬出去，把李秀成的苏州忠王府也要毁掉。这些 人都是无耻的。 1966年8月30日，周恩来在接见中国科学院双方代表时讲话指出：瞿秋白出身大官僚资产阶级，晚年写了一篇《多馀的 话》，表现不好，晚年叛变了。我在政治局做了一个报告，还未发表，红卫兵知道了，就去八宝山公墓把碑给砸了。在 知识分子官僚家庭出身的瞿秋白，像李秀成一样，晚年变节了。瞿秋白被敌人抓住了，卑躬屈膝，最后还是被国民党杀 掉了。 :1967年11月6日在接见广西联指时，周恩来仍提到，“就拿中国共产党来说吧。前五代的领导人都有问题，这不影响我们 党的光荣、伟大、正确。第一代陈独秀是托派，是反革命；第二代瞿秋白，是个叛徒，我还要写篇批判文章。”…… 可见，在不到三年多的时间里，周恩来在不同场合下曾多次提到瞿秋白，每次都说到瞿秋白是叛徒，而且言之凿凿，直 言不讳。文革期间，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里的瞿秋白墓地被红卫兵砸毁，尸骨无存，周恩来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因为 他的多次谈话与提议，对无法无天的红卫兵来说，就是最大的动员令。而当其时，“四人帮”这个所谓的反革命政治集团还 没有形成，除去毛泽东的夫人江青之外，王、张、姚还未进中央，何来的如瞿独伊文章中所称的“叛徒”帽子是「四人帮」 强加给我父亲的？ 冤有头，债有主。如果说有人“强加”的话，那只能是毛泽东、周恩来个人强加的；如果追溯历史责任的话，源头正在毛泽 东、周恩来身上。而周恩来之所以非要把叛徒的帽子扣在瞿秋白头上的目的，一是逢君之恶，投其所好；二是撇清自己 在历史上与瞿秋白的亲密关系。而这段史实，对周恩来个人的负面形象来说，也许正是另一种“白纸黑字，铁证如山”！ 历史真相，就是如此无情，从来就不会为大人物们有所粉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