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一搞社会主义，反而什么都没有

刘少奇：一搞社会主义，反而什么都没有_颜昌海的博客_凤凰博报
刘少奇：一搞社会主义，反而什么都没有

2011-11-06 17:24:46 浏览 608 次 | 评论 1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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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挤出农产品以供出口，毛泽东在1953年秋制定了“统筹统销”政策。喉舌宣传说 这是为了粮食分配更公平合理，以免有人食不果腹，有人囤积居奇。还说国家只是购买 余粮，农民会有基本口粮留下。这一政策实际上是把农民的产品全部拿走，只留下维持 生存和再生产的部分。毛泽东定了个人均“口粮”标准，依据的是传统南方农村“不饥不 饱”的水准：4百斤“贸易粮”。但这个标准很少达到。毛泽东去世那年，人均口粮仅为38 1斤。对农民的口粮，毛泽东说：“有些地方只要280斤粮食就够了，有的只要220粮食” 。

民盟中央的周鲸文下乡调查，问起北京西郊一位老农民收获的情形。老农说，“收 成还不错，那有什么用，收了多少自己也吃不饱”，“土改分地以后，我分了这块地，一 年忙到死，也混不了一家几口人的生活。未等秋收先把你的粮叫政府号下了。先交公粮 ，然后统购，给你剩下的粮食简直不够一家人吃，一年至少缺三个月的粮，全家是吃稀 粥，煮点野菜，杂七杂八混吃一顿。统购卖粮所得的那点钱，还不够完杂税，和各样官 派的开销，什么冬学费、清洁费、村公所办公费、报纸费、买公债等等，这些费用是说 不完的。你想卖点余粮的钱能够用吗？”在毛泽东的故乡湖南乡下，一个军属说，“表面 上每家每人有三四百斤口粮，实际上谁也没有那么多”，“到头来我得挨几个月的饿…… 不但我一家如此，我的邻居，他们也是这样。”国家对农民说，粮不够吃的可以买“返销 粮”。返销粮远不能满足农民的需求，毛泽东还不断告诫干部们，“有的地方粮食销多啦 ！”对农民挨饿，毛泽东的答复是要农民用喂猪的“薯叶填补”，1955年8月3日他批示道 ：“教育农民吃少点，吃稀一点，国家则要尽可能减少销售，以免在一般农民有粮季节 吃得过多”。

薄一波后来说：“国家征购过头粮的现象比较普遍，农民生产的粮食，大多都给收 购上去了，所剩无几。”他还说：统购中“乱批乱斗、逼死人命等现象部发生过”。这样 的暴力早在毛泽东预料之中，他和征购政策的策画人陈云1953年10月1日在天安门城楼 上特地讨论过这项政策的严酷后果。第二天，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征粮是打仗 ：“一面对付出粮的，一面对付吃粮的”。毛泽东要以农民为敌，特别说，“马克思、恩 格斯从来没有说过农民一切都是好的。”陈云接着向各省管粮食的传达毛泽东的指示， 要他们准备全国一百万个村子有十分之一，即十万个村子，出现“逼死人或者打扁担以 至暴动”。陈云叫在座的放心，这是不会危及共产党统治的，他举例说：满洲国也搞过 严厉的强行征购，“但就是这样，如果苏联红军不出，满洲国还不倒”；换言之，共产党 垮不了台，不管它怎样对农民巧取豪夺。

征粮制度实行一年之后，到1955年初，全国已是一片天怒人怨。无数报告飞向毛 泽东的案头，报告说农民如何“吃树皮、草皮”，如何“卖子女”，如何“老弱者躺在床上饿 死”。中共设有若干从基层收集反映的管道，毛泽东要控制这个大国，必须随时了解真 实情况。中央警卫团战士回家探亲，毛泽东要他们写报告，讲村子里的情况。他们笔下 出现的是一幅幅黑暗的图画。有的说：“缺粮户达到百分之五十。今春没有东西吃，只 好吃树叶。”有的说：“每人每天只能吃到一两米，完全靠上山挖野生植物吃，有人因此 中毒身亡。”

各地的反应还有：“社会主义在哪里呢？现在就不给油吃了！”“光叫生产加油，没 有油吃还加油呢。”“共产党把我们当鱼鹰，脖子一压，大鱼小鱼都吐光了。”当时在广 东省任职的赵紫阳，在调查报告里描述基层干部如何用捆打、搜屋，封家等办法逼着农 民交粮。有一个村子“将一老妪封在屋内，至上吊自杀”。在他调查的高要县，“全县因 逼粮造成的自杀事件111起。”

一些有正义感的人上书毛泽东和中央政府。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黄炎培给毛泽东写信 说，他的江苏家乡，“一般居民生活苦，尤其是农民特别苦，农民说：我们吃不饱，哪 有力气去种田呢？”但毛泽东不为所动，反而整黄炎培，说：“黄炎培，得意得不得了， 整了他一下。”毛泽东还理直气壮地说：“缺粮户，也不是一年到头都缺粮，顶多缺四个 月”，“顶多六个月”。有的高级干部用“良心”这个概念恳求毛泽东手下留情。毛泽东斥责 他们说，“在这件事情上，我们是很没有良心哩！马克思主义是有那么凶哩，良心是不 多哩”，“良心少一点好。我们有些同志太仁慈，不厉害，就是说，不那么马克思主义。 ”

为了便于征粮，1955年中期，全国农村实行合作化。没有合作化，个体农民是先 收获，再上缴给国家。这就使农民可能藏粮。中国农民有几亿，要挨个检查谈何容易。 合作化后，收成从田野里直接到国家手里，再由国家分发给农民，国家对收获全盘控制 。

合作化对毛泽东的另一个好处是能监督农民劳动。个体农民出工收工、干多干少是 自己的事，合作化后就身不由己了。1956年元旦，《人民日报》社论要今后农民干活 时间加倍，妇女下田做工：“农村中的男劳动力，在黄河淮河一带，有些地方，从前每 年只能做工一百多天，合作化之后，可以做工两百多天，女劳动力过去不使用或较少使 用，合作化之后就使用上了，也可以每年工作一百多天或二百多天了。”为了强行推行 合作化，毛泽东提出：“反革命五年抓150万，每年30万”，“我主张多抓”，“大捉特捉是 重点”。

农村合作化是中国完备极权体制的重要一步。工商业国有化也同时进行。对城市工 商业者，毛泽东没有像对农村地主富农那样狠，原因是实际的。毛泽东说：“资产阶级 要比封建地主有用的多，有技术和管理能力”。尽管这些能力在他统治下大都被浪费掉 了。中国灿烂的手工业像霜打的鲜花一样萎缩，维修保养等服务行业大批关门。

用刘少奇的话来说：“我们一搞社会主义，反而什么都没有了。”

为了使城市里的人规规矩矩，毛泽东搞了个运动叫“肃反”。1430万人受到“审查”， 方式是“坦白检举”，既有精神恐吓的公审大会，也有肉体折磨的所谓逼、供、信。办公 室、住宅楼、礼堂、书斋都成了关人的地方。毛泽东说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占受审查人的 大约百分之五左右，下指示说超过比例须得到批准。也就是说在这场运动中，至少有7 1万5千人被打成反革命。

和肃反运动一起来的是对文艺自由的进一步封杀。毛泽东掌权以来已以他特有的彻 底性搞了一个又一个摧残文化的运动，像“思想改造”、批判电影《武训传》等等。仅就 电影业来说，1950年还有39部剧情片出品，1952年就只剩5部了。1954年，毛泽东搞 了一场批判胡适等流亡海外、深具影响的中国文人的运动。1955年，他转过头来对付 留在大陆的、保持着独立精神的文化人。毛泽东选中了胡风。1955年5月，胡风被公开 批判，投入监狱。直到20多年后毛泽东死了，才重见天日，但耀神失常。给胡风定罪 的重要依据是胡风和朋友之间的来往信件，里面有书生议政，有牢骚怨言。毛泽东把这 些放在报上发表，以此说他们是“反革命集团”，吓得人们不敢在通信中谈论国事。1956 年初，毛泽东说，“1955年上半年是那样的乌烟瘴气，阴霾满天”，“到处骂我们，党内 党外都说我们不行，就是为几颗粮食，下半年不骂了。下半年有几件喜事，丰收和合作 化是两件大喜事，还有肃反也是喜事。”

在毛泽东亲自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中，刘少奇被打倒并惨遭迫害，这其中有何历史 因缘？我们从毛泽东发动“文革”时，在题为《我的一张大字报》的文件中，指斥中央有 一个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 ，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联系到1962年的右倾（意指该年召开的 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因到会者约7000人又称“七千人大会”）和1964年形‘左’而实右的 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以及江青在“文革”初期所称：“七千人大会憋了 一口气，直到文化大革命才出了这口气。”人们或许能从中寻出刘少奇被打倒的缘由之 一。

在1958年开始的三年“大跃进”中，国民经济陷入了非常的困境。为了克服严重的经 济困难，1961年1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九中全会正式通过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 方针，开始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但调整措施并没有得到切实的贯彻，整个经济状况仍 很严峻。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决定召开“七千人大会”来统一思想，克服困难。

当时人们思想认识上的分歧主要表现在对过去几年，特别是对“大跃进”以来的成绩 和错误的看法，以及对当前经济形势的估计上。由于多年搞“大跃进”和“反右倾”的影响 ，一部分干部和党员认为，当前把困难看得过重了，他们在等待形势好转后继续大干， 再重新“跃进”；一部分干部虽然认为需要调整，但惧怕因此而犯否定“三面红旗”（即建 设社会主义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错误而犹豫不决；还有一部分干部则在困难 面前悲观失望，产生怨气。

“大跃进”中的错误是严重的，毛泽东对此也有较充分的认识。在1961年5月召开的 中央工作会议上他曾说，违反客观事物的规律，要受惩罚，要检讨。我现在受处罚，土 地瘦了，牲畜瘦了，人瘦了，“三瘦”不是受惩罚是什么！但他仍认为，过去几年，包括 “大跃进”三年，总的来说，我们办的好事是基本的，“三面红旗”是正确的。所以发生错 误，主要原因是缺少一整套适合情况的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现在把这些缺点错误 总结出来，就有可能制定一套合乎实际的正确的具体政策，我们的工作一天天就会走上 轨道。1961年9月在庐山开会时，毛泽东在周恩来发言中也曾插话说，错误就是那么一 点，有什么了不得。1961年12 月20日，毛泽东在与邓小平等谈话时又说，去年（1960 ）、前年（1959）心情不那么愉快，今年（1961）很高兴，因为具体政策都见效了。

由于刘少奇深入湖南农村进行了44天的调查研究，更多地了解到真实情况，因此 对1958年以来的错误另有一番认识。在1961年5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刘少奇在 分析经济困难时说：“这几年发生的问题，到底主要是由于天灾呢，还是由于我们工作 中的缺点错误呢？湖南农民有一句话，他们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山西、河北、 山东、河南的同志也是这样说的……是不是可以这样讲？从全国范围讲，有些地方，天 灾是主要原因，但这恐怕不是大多数；在大多数地方，我们工作中间的缺点错误是主要 原因。有的同志讲，这还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问题。现在看来恐怕不只是一个指头 的问题。总是九个指头、一个指头，这个比例关系不变，也不完全符合实际情况。”刘 少奇在肯定这些缺点错误并不牵涉到“三面红旗”本身后又说：“如果现在我们还不回头 ，还要坚持，即便不是路线错误也要走到路线错误上去。”时任总书记的邓小平则以他 特有的简捷方式明确说，恐怕我们工作上的毛病（包括若干政策）是主要的。

看得出在重大挫折面前，不仅一般干部中有着各种思想认识，中央最高领导层内部 也存在不同观点，而类似种种必然要在会议上表现出来。中共中央希望通过召开工作会 议，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统一全党的思想。

但由于毛泽东的态度，会议对经验的总结，就只能在坚持“三面红旗”前提下进行。

根据中央政治局会议的精神，1961年11月5日，刘少奇宣布由陈伯达牵头，胡绳和 吴冷西等参加，担负具体的报告起草工作。第二天，邓小平来到钓鱼台8号楼召集起草 报告的会议。他提出报告分为四部分（后改为三部分）：第一部分讲形势和任务，现在 农村情况开始好转，工业生产下降已基本控制，因此应该在坚持 “三面红旗”的前提下， 贯彻“八字”方针，争取三年调整好；第二部分是关键，主要讲加强中央的集中领导，克 服分散主义，这也是会议的主题；第三部分讲改进党风，贯彻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和走 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第四部分讲基本经验教训。

刘少奇审看报告的初稿后，11月22日专门到钓鱼台找陈伯达、吴冷西等谈话，提 出修改意见。刘少奇开门见山地说，报告的起草，还是1959年庐山会议讲的那两句话 ，一是成绩讲够，二是缺点讲透。他特别强调，过去四年的缺点、错误要摆开讲，有多 少讲多少，放开讲，不要吞吞吐吐，重病要用猛药，要使人出一身汗，这才能接受教训 ；这几年的错误中央负主要责任，要在报告中代表政治局作自我批评，否则下面不服。 一年来中央逐步改正错误，要求各地、各部门也改正错误，不能自行其是；报告对集中 统一还强调不够，没有把分散主义的种种弊端写得触目惊心；关于分散主义要列举表现 事实，每个省、每个部都要有例子，一个也不能缺，这种现象太多、太普遍了。

刘少奇还说，对形势的估计不能助长过分乐观的思想，要保留一点，因为目前情况 还没有完全摸透，尤其是工业、财贸；“15年超英”的口号是否仍提，要好好考虑……这 一点，他讲得很慢，字斟句酌。谈话结束前，刘少奇又嘱咐了一句：“大家不要怕这怕 那，要放开手脚写，要敢讲老实话，讲过了头也没有关系，反正是草稿，中央政治局还 要讨论，错了政治局负责。”此后，刘少奇又多次参加报告的修改、讨论，他反复强调 要科学分析当前严重经济困难的原因，主要不是天灾，也不是赫鲁晓夫撕毁全部协议和 合同，而是我们工作中的错误。这点报告中要讲清楚，使干部群众有信心，只要我们能 改正错误，就定能克服困难。

经过反复修改，1962年1月初报告写出了第一稿，共三个部分：（一）目前的形势 ；（二）反对分散主义，加强集中统一；（三）党的问题。报告在肯定“三面红旗”基本 方向和主要原则是正确的前提下，指出这几年我们的“成绩是伟大的，缺点和错误是第 二位的，而决不是相反。”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不是路线性质的错误，而是具体执行 中的问题。缺点错误主要有四条：第一，工农业生产的计划指标过高，基本建设战线过 长，国民经济比例关系严重失调；第二，人民公社的工作混淆了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 制的界限，急于过渡，违反了按劳分配和等价交换的原则，犯了刮“共产风”和其他平均 主义的错误；第三，不适当地要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许多完整的工业体系，权力下放过多 ，分散主义严重滋长；第四，对农业增产的速度估计过高，对建设事业的发展要求过急 ，引起城镇人口过量增加，造成城乡人口的比例同当前农业生产水平不适应的状况。

为了鼓舞人心，报告还提出了1963年到1972年国民经济发展的设想目标。

按照刘少奇“缺点讲透”的精神，报告比较全面地总结了“大跃进”几年以来工作中的 经验教训，但也基本体现了毛泽东的意图。1962年1月7日，刘少奇将报告第一稿呈送 毛泽东，准备在毛泽东审阅同意后，再召开政治局全体会议正式通过，然后向大会报告 。

但1月9日晚刘少奇到毛泽东那里开会时，毛泽东却说报告稿很长，还没有看完。 但不要等他看完，也不等中央政治局通过，索性现在就发给噎到京参加大会的所有同志 ，征求意见。理由是“参加会议的有各方面人员，多数接近实际和基层，能够从各个角 度提出意见来，能更好地集思广益。”毛泽东的话说得很婉转，实际上表明了他对这个 报告并不很满意，最主要的是报告对形势的估计违背了他的基本看法。不过这个意思当 时他没有说出来，而是希望通过会议代表说，可是这必然会将两种意见的分歧表面化。

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原来设想为三级（中央、省、地区）干部会。后来毛泽东说，根 据最近几年的经验，这种一般规模和开法的工作会议，尚不足以最有效地把中央的精神 与要求全面地贯彻到县一级，达到统一全党思想和行动的目的，他建议扩大为四级（增 加县级并包括相当于县级的工矿企业和军队的负责人）干部会，并要求在 “中央工作会 议”之前冠以“扩大的”三个字。于是中央决定这次扩大的会议参加者有各中央局、中央 各部门、省、市（地）、县、重要厂矿的负责干部及解放军的一些负责干部，共7078 人，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次空前的盛会。

然而，也就是因为这次会议，埋下了刘少奇在文革中被清洗而惨死的种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