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07-09 16:13:45
“1979年12月3日，一个风雪交加的冬夜，天气异常寒冷，在加拿大多伦多一家老人病院的病床上，一位老人忍受着严寒的侵袭。身边没有护士，也没有亲人。他就这样凄惨地客死异国他乡。他，就是中国现代史和中共党史上的一位特殊人物，中共创始人之一，中共一大13位代表之一，中共早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后来另立‘中央’与党中央分庭抗礼，最后投向国民党怀抱进行反共的张国焘。”据现今可查阅的资料，张国焘是1979年年底在多伦多一家养老院溘然去世的。时值冰天雪地，天气奇寒。那天晚上养老院突然停电，没有了暖气，当时他已是中风的孤独老人，夜里毛毯从身上滑下来，他行动不便，被活活冻死了，死后就葬在多伦多松山墓园里。这是目前海内外最为流行的坊间故事，起源于张家友人蔡孟坚在台湾《传记文学》1980年发表的一段回忆录，真伪难辨，描述了与张国焘夫人杨子烈的越洋电话内容，时值张国焘去世的第二天。
其实，张国焘举家移居加拿大后，刻意回避公众视线，淡出江湖，从不张扬，他去世后，张家后人更是销声匿迹已逾三十年，根本就不可能接待海内外访客。自国内记者的所谓报道始，后来的各种转述以此为本，大同小异，但价值取向完全一致，例如张国焘“被冻得瑟瑟发抖”，“他现在只有寒风中等死了”等等描述。事实上，这是典型的历史误读。1976年前后，时任加拿大总理的特鲁多在多伦多开会，曾在没有预约之下特别前去探望张国焘，时间不是很长。三年后82岁的张国焘走完了他坎坷而又传奇的一生。1994年，在丈夫去世15年后，杨子烈以92岁高龄故去，二人合葬于多伦多松山墓园。
加拿大是一个自然资源很富足，高福利的国家，每个人都有生活无忧的社会保障，老人与妇女儿童更是各级政府部门历来最为关照的。尽管张国焘后来远走天涯，彻底退出了中国政治舞台，晚年不免心态失落，但是生活充裕，著书立说，坚持数年，写成了洋洋大观的《我的回忆》，是现今中共党史研究不可多得的珍贵文献资料。夫人杨子烈是1921年入党的中共第一任妇女部长，夫妻恩爱，患难与共达大半个世纪之久。更有三个儿子皆有出息，分别为加拿大医生、工程师和大学教师，属于中产阶级家庭。张国焘晚年西装革履，祖孙三代个个喜气洋洋。张国焘去世后，后事处理十分低调，原始墓碑上连正式的姓名都没有留下，家眷也随后销声匿迹。所谓张国焘因贫病交加被“活活冻死”，是以讹传讹，子虚乌有。
张国焘最后栖息地松山墓园，位于多伦多郊外东北方向，距离市中心约30多公里。但是墓园管理处的电脑系统里根本就没有张国焘的中文字样，或近似的英文拼读字母的任何相关记录。由此可见，大多数来访者因查不到张国焘的姓名，无果而返。但职员在电脑系统里找到了一位英文拼读为Kai—YinCheung的先生：“就是他，就是他！”这是海外流行的威氏拼读祛，恺荫就是张国焘的字号，正如仲甫即是陈独秀，润之即是毛泽东。
松山墓园很大，占地约有3000多亩，埋葬着数万魂灵，估计是多伦多最大的墓地。其中有几个墓区，主要以华人碑林为主，放眼望去，满眼皆中式碑文，仿佛置身于中国墓园。在墓园的第五、第九和第十区的三角地带，一排碑林的背面，其中一块墓碑上赫然镌刻着“张公国焘”四个苍劲的魏体汉字！
近年来，张国焘鲜有见之于报端，描述张国焘墓碑的文字和图片，仅有的几段文字多以竖立墓碑为张国焘唯一的墓碑，其实大谬。这块碑文上书“张公国焘”和“张杨子烈” 两人姓名，后者按照香港和老一代海外华人的习俗，女子出嫁后随夫姓，这完全符合当时的情理。显然这是张国焘夫妇的合葬墓碑。碑文上除了两人的姓氏用汉字镌刻，其他皆为英文表述，杨子烈的生卒日期为“DEC.9.1902——，MAR27.1994”(即1902.12.9—1994.3.27)从这一细节，可知此张国焘夫妇合葬墓碑的立碑时间应在1994年3月27日之后，也就是杨子烈去世后，晚于张国焘去世时间1979年12月3日整整15年。
那么，张国焘的早期下葬地点和墓碑究竟在哪里？按照中国传统的殡葬习俗，以张国焘的身份，应该至少还有一个独立的原始墓碑。显而易见，此碑非彼碑，合葬墓碑并非原始墓碑。事实上，原始墓碑并不在这里，而是距离它约7米以外的一块地碑，只有砖头大小，呈灰褐色，全英文，上书字母KaiYinCheung，立碑人以及立碑的年份。立碑人是一位牧师，而非15年以后去世的张国焘原配夫人杨子烈。可以想象，在那个非常年代，如同张学良晚年在夏威夷信奉了基督教，王明晚年在莫斯科常去天主教堂，张国焘下葬时由牧师主理并立碑文，顺理合情，同时也为夫人杨子烈避嫌。
为了不再受到意想不到的政治恩怨与情仇骚扰，从此隐姓埋名，淡出江湖，悄然安息在那里，不能不说是来自家庭与牧师的精心设计。
为何一碑两用？为何张国焘夫妇的合葬墓碑与所有其他逝者墓碑朝向不同？在过去年代里本是同样正面位置，现在却变成了另外一对夫妇？那对夫妇的碑文立于2000年2月，完全是新刻。根据时间顺序推理，晚于张国焘夫妇合葬墓碑6年，显然是采用先者的墓碑背面刻上了后者的碑文。在中国墓葬文化里，一碑两用，这一作为不仅犯忌讳，也是大不吉利，极少有亡者后人采用。据墓园管理人员说，多年前应家属的要求，这块两面碑在原地曾换了一个朝向，原来的正面成了反面。或许这是张家后人低调行事，为的是避人眼目，刻意让一般的造访者不能轻易地发现，如今这一效果已经达到了。绝大多数墓碑都只有一面碑文，通常扫墓者看碑文只看正面，很难会想到这块竖碑还另有玄机，背面还刻有中文方块字？难怪探访者按图索骥，即使走到了墓碑前也找不到。
仔细观察松山墓园里坟墓的布局，目前尚存的地碑已不多，并且完全没有按编号排列，显得有些散乱无序，看得出当年下葬还没有纳入统一管理，逝者后人选址的随意性颇大。因此，可以推论，张国焘的原始地碑及冥坟从1970年代末起，就应该没有被挪动过，保存完好。人们只知有竖碑存在，殊不知地碑与竖碑之间存在的重大历史误读。因此，地碑旁应该才是张国焘的真实冥坟，三尺泥土之下，埋葬着他的魂灵，而非现在人们所看到的合葬墓碑处。后者只是1990年代中期，杨子烈去世后，杨家后人再做的第二个墓碑，并按照墓园的统一管理，整齐排列，安放在附近不远处。
张国焘墓的方向始终是向着东南方向，向着中国，向着他的家乡江西萍乡。
张国焘与杨子烈结婚后，育有三子张海威、张湘楚、张渝川，三位皆在美国与加拿大发展事业。一篇文章透露说，经周恩来总理特批，张湘楚50年代在广州中山医学院学医。张国焘夫妇1968年来到多伦多时，长子张海威在加拿大多伦多教数学，二儿子张湘楚在美国纽约当医生，三儿子张渝川在加拿大多伦多当工程师。张国焘夫妇虽说不上大款，儿子也不是官二代富二代什么的，但晚年生活总还是其乐融融儿孙满堂享受天伦之乐。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比在大陆被整死的刘少奇，可以说张国焘一家过着的是幸福美满的生活。
话说当年在延安，有一晚大家去看戏，戏演的是“唐僧取经”，毛泽东坐在那里，志得意满，心情很好。忽而竟因戏中的情节触动了他的妙思，他对身边的一个民主人士自问自答：“唐僧西天取经谁最坚定？唐僧。谁最动摇？猪八戒。”说着，他努了努嘴，指着坐在他左边仅隔一个座位的张国焘国焘说：“他就是长征路上的猪八戒。”张国焘闻此言，忍无可忍，哐当一下站了起来，向剧场外走去，回过身来骂道：“无耻。”毛泽东面不改色，静穆地坐在那里看戏。只听见又是哐当一声响，一个身材高挑的人从座位上腾地站起来，追尾着张国焘的背影厉声喝道：“你住嘴！”众人睁眼看去，此人正是刘少奇。
毛泽东为什么这样当众污辱张国焘呢？一句话：“宿恨难消。”当年，同在北大，张国焘是堂堂北大学子，活跃并知名，后来成为五四运动的领导者之一；而毛泽东不过是一名默默无闻的图书馆管理员。当张国焘积极组织读书会、演讲会，出刊物时，毛泽东在那里整理架上的图书和报纸，填写新书卡片。毛泽东知道有张国焘，张国焘不知有毛泽东。中共建党之后，张国焘的地位也始终居于毛泽东之上。一大时，陈独秀并没有到会，会议的实际召集人，组织者就是张国焘，而毛泽东不过是一名普通与会代表。一大结束，陈独秀当选为总书记，李达是宣传部长，张国焘为组织部长，是位列三甲的领导人之一，相当于后来的政治局常委。毛泽东则没有被委以任何要职，回到湖南地方上工作。从一大到六大，虽党内是非斗争不断，人事更迭频繁，但张国焘始终占有极高的地位，即使不是政治局常委，也是委员，而毛泽东不过是候补委员。最为严重的是红一、四方面军会师时，毛泽东领导的红一方面军只有1万多人，啃树皮，吃草根过来的，一个个面黄肌瘦，衣衫褴缕，比叫化子还不如。而张国焘领导的红四方面军有8万多人，人多枪多，兵精粮足，咄咄逼人。其时之张国焘，不要说是自立中央；真要是狠下心来拿下毛泽东、洛、周、博，取而代之，也是易如反掌的。
不过，张国焘始终下不了决心，主要是担心在共产国际那儿无法交待。最根本的还是他的心肠不够黑，手段不够狠。毛泽东曾经是那么地恨他又怕他，不得不让周恩来将红军总政委的宝座让了出来给张国焘坐。
毛泽东后来回忆说这是他革命生涯中最凶险的时刻。既然给他带来最凶险的危机，当然就是最凶险的敌人，这怎能不令他刻骨铭心。曾几何时，张国焘南下打了大败仗，由红四方面军组成的西路军全军覆没于祁连山麓，张国焘的几个亲信将领如黄超、李特之流也被打成托派杀了。如今毛泽东，昔日北大图书馆的管理员，是毛主席了。终于可以对昔日神气活现的北大学生崽、昔日人多枪多、威风八面的张国焘主席肆意“加辱”了。
在毛泽东的字典里是从没有尊重对手，尤其是尊重对手的人格这个概念的。得胜了的毛泽东不仅有恣意发泄的快感，又有“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的观念。毛泽东对被打倒了的敌人和对手是从来不发慈悲的；从不沽小名钓小誉；从来主张国焘要将他们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他们永世不得翻身的。他虽说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其实常常是“人不犯我，我也犯人”，还要加上两句“我既犯人，一犯到底！”
此前，张国焘 “认赌服输”了，也对老毛泽东表示了臣服。他虽常以“凤凰落架不如鸡”、“虎落平阳被犬欺”自嘲，但也常以“人在矮檐下，不可不低头”自戒。可他毕竟是一个出生于大地主人家的知识分子，理智告诉他要服软，性格却常常违反理智不肯服软。他做不到事事、时时服软；尤其做不到像一只狗似的服软。一不小心，他那根知识分子的桀骜不逊的狗尾巴就翘起来了。
倘若此时，张国焘能有韩信忍“胯下之辱”的气量，对毛泽东“主席教训得极是，我就是长征路上的猪八戒”，那么毛泽东或许能对老张国焘网开一面。可是，张国焘还是不能忍，终于爆发了。
“忍”字心上一把刀，不好忍啊！尤其难在贯穿始终。往往是许多时候的许多事情都忍了过来，天大的事情上也都忍过来了，最后却在一件芝麻大的小事情上不能忍了，前功尽弃，枉为了半世修行，实在可惜。但这却是历朝历代的中国知识分子改不了的老毛病。
面对张国焘的反抗，满场大员，并无一人站出来说话。就连毛泽东本人都未来得及变态作色，或许他自己也会感到刚才的话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当此寂静之时，刘少奇却跳了起来。文革中，红卫兵常常将他的名字写成“刘少狗”。
不错，张国焘是骂人了，可毛泽东也骂人了，而且毛泽东骂人在先，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在这样看戏娱乐的大众场合，用如此尖酸刻薄的比喻，随意凌辱一个正在受批判，低头认错了的共产党的曾经的领导人之一。人非草木，人非猪狗，有几个人能受如此羞辰？何况张国焘。张国焘的嘴薄如纸，毛泽东的嘴比纸薄。但这是毛泽东、张国焘之间的事，刘少奇大可不必跳出来的。
不过，凡一集团，一单位，各有各的道德底线，什么时候该出手，也是各有各的算计的。这时候，周恩来为什么不出手，张闻天、博古、任弼时、王稼祥、朱德都没有出手，唯独刘少奇少奇跳了出来呢？因为周、张、任、王都当不了接班人，只有刘少奇当了接班人。
毛泽东淫威在前，刘少奇助纣在后，张国焘的日子一天不如一天，就找了个“祭黄帝陵”的机会只身逃离了陕甘宁边区。共产党在大陆胜利后，张国焘躲在香港，写书回忆，赚取点生活费。对昔日的同事和战友，当今的共产党政要们，骂是要骂的，但总的说来，还算客气，也比较客观。唯独提到刘少奇时，他骂道：“刘少奇是毛泽东的功狗。”这也是当年延安看戏一幕的宿恨难消。
“功狗”的发明权属于汉高祖刘少奇邦。刘邦打得天下后，封萧何为“赞侯”，食邑8000户，地位最高，待遇最厚，于是引起一些将军不服气。他们说：“我们的功劳都是拿脑袋换来的，箫何仅凭一张嘴，一枝笔，说几句话，写几个字，地位反倒比我们高，凭什么呀？”刘邦说：“你们见过打猎吗？有一种狗是专门用来在猎场上追赶野兽，并将它们叨了来的。谁能说这些狗没有功劳呢，当然是有的，可称为功狗。可是指挥功狗的人有没有功劳呢？当然功劳更大，那就是功人。你们哪！都是功狗，萧何才是功人。功狗怎能与功人相比呢？”
将军们听后，这才知道他们在皇帝心中的地位不过是一条狗而已。尽管伟大领袖污辱了他们的人格，却一个个都夹着尾巴不敢作声了。从此，“功狗”一词就在中国政坛流传。按说，刘少奇在毛泽东手下，虽不是一个独挡一面、领兵打仗的将军，却也不是一个只会干些下贱力气活的人。刘少奇也是满腹经纶的，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论党》都属于大著作，精妙得很。刘少奇长期从事白区工作，有自己庞大的山头，在中共内部占据很重要的位置。毛泽东铲除政敌，也得力于刘少奇的助手。从各种角度上，刘少奇都不应该属于“功狗”类型，而是“功人”。有人甚至将刘、周、朱比作汉初三杰，而刘少奇对应的角色就是萧何。但是如果换一个角度，即人格的角度，刘少奇吹喇叭，抬轿子，堪称能手，看毛泽东眼色，品毛泽东之意，衔毛泽东之命，追人咬人整人的事干得确实不少，如延安时期狂整张国焘、张闻天、王明、博古，甚至周恩来、柯庆施也挨过他的整，从这个角度上看，他还真就是一只“功狗”。
对此，挨整的张国焘有切身体会，所以才会说出如此精妙的判语。
多少年来，张国焘的“叛徒”是铁论。还幸灾乐祸地嘲笑他晚年孤独地生活在加拿大科伦多的养老院中是晚景凄凉，被冻死了，是叛徒的可耻下场。今天来看，张国焘最后的决策还算是聪明的。他如果不走，苟活至文革，很可能就被红卫兵打死。虽说最后他以八十岁高龄在加拿大多伦多养老院中“冻死”，那也是好死，比刘少奇之死得幸运多了。而且，他还比刘少奇多活了十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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