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开放的桥头堡——深圳经济今年开始出现萎缩。今年前两个月，深圳的规模工业增加值为730.65亿元，同比减少3.0个百分点。如此大面积的负增长，为深圳经济特区成立以来的首次。以外向型经济为特点的深圳，进出口形势更是急剧恶化，今年前两个月进出口同比下降3.5%，其中出口下降6.0%，而2011年同期进出口则是增长了60.5%，出口增长高达62.6%。
深圳绝非个别现象，也并非今年以来才出现的新问题。早在2011年，我国对欧美等传统市场的出口增速明显下滑，其中对最大出口市场欧盟的出口增速从8月份的22.3%降至12月份的7.2%，12月份对巴西、俄罗斯和印度等新兴经济体的出口增速也比8月份分别下滑41、15、37个百分点。
在人们看来，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全面冲击开始真正出现。而消费市场只有美国1/6的中国并无能力消化已经形成世界级产能的“中国制造”，而扩张性货币政策和积极财政政策效果已经日渐式微，中国很可能迎来全面的经济危机。
实体经济的危机苗头已经清晰显现。今年前两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下降5.2%，而去年同期则是同比增长34.3%。尽管落差如此之大，但更可怕还在于应收账款和产成品资金的快速积压，因为这直接关乎银行业贷款资产的质量。今年2月末，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应收账款68187亿元，同比增长18.1%;产成品资金27098亿元，同比增长18.3%，持续了去年下半年开始启动的高速增长趋势。
工业企业的如此难堪表现显然与消费和出口的疲态有关。出口方面，海关统计显示，2012年前两个月我国出口同比增长6.9%，而去年同期出口则是同比增长21.3%。消费方面，今年前两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3669亿元，同比名义增长14.7%，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0.8%，持续了去年以来消费增速同比下滑的趋势。2011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现18.39万亿元，同比增长17.1%，扣除价格因素后实际增长11.6%，实际增速已创近六年新低。而今年前两月，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更是同比萎缩2.9%，居民消费在体育、娱乐用品也只增长3.7%，这意味着居民面对经济环境的恶化已无意于休闲娱乐，民生幸福感急剧下降，而不久前央行调查显示居民对未来收入预期的下降，正是这一现象的最好诠释。
然而，中国的房地产投资还在不断的增长。今年前两个月，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5431亿元，同比增长27.8%，增速只比去年回落0.1个百分点。不过，今年的房地产需求形势相比去年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2011年，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与销售额同比分别增长4.9%和12.1%;今年前两个月，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和商品房销售额同比分别下降14.0%和20.9%，这意味着单位房地产均价增长的势头已经逆转，也意味着投资形成对GDP增长贡献率的含金量已然打折，尽管房地产投资只占全部固定资产投资的20%，但其他如公路铁路等固定资产投资在经济滑坡之下难道还莫不如此?
由此可见，今年前两个月的数据表明，投资、消费和出口三驾马车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都已经全面下滑，而深圳更是中国经济全面下滑的一面镜子，如果连处于改革开放前沿集聚人才、资源、产业链和政策优势的深圳都扛不住，哪里还能扛得住呢?东南亚金融危机正是年出口增长率从22.8%下降到5.6%，泰国更是猛降到3%之后发生的，而今天深圳下滑了近70个点。
如此一来，中国经济的全面下滑已成大概率事件。而这必然会牵扯到银行业等金融部门，而2011年四季度商业银行不良贷款“双降”的势头即已逆转，今年银行业的不良贷款风险更会全面泛滥。担心中国因经济全面快速下滑而导致经济危机，这已不是杞人忧天。
世界上大多数人认为中国是坚不可摧的。中国摆脱了别处越陷越深的危机，实力看来似乎不断壮大，不论面对什么阻力它惊人的增长都能继续。看来，中国超越深陷债务和纷争的美国，成为世界上不可缺少的经济体系是必然的事。展望未来的商人和决策者相信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可能是一个经济组织在处理现代全球经济挑战的更好形式。但对所有这些论点，要再想一想。
说到中国会成为一个主要的超级经济大国，并且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对于这点没有怀疑。在许多方面，它已经是一个超级大国。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没有经济问题，其中相当数量的问题正是那个美国和欧洲的专家众口交誉的中央集权制度造成的。如果中国不大幅度改变航向的话，将经历经济危机。
要说明中国经济到底怎么了是很困难的。数据不是少见就是不可靠。而中国在经济方面而言是有某些独特之处的——规模这么大的巨头在全球经济中崛起得这样急速，历史上有过吗？有效的先例很难找到，而且还有时机的问题。要说中国将有一场危机并不难，但要说出可能发生的时间却几乎是不可能的。外国人在中国呆的时间越长，就越确信它目前的经济系统是不可持续的。专门研究中国的经济学家可以列出各种原因，说明为什么它就是与众不同，亦因此一般的经济学原则不一定适用。但有关经济学，数学是无法逃避的。如果数字加起来不对，那么不论经济规模多大、增长速度多快、又或是国家介入的程度有多深，都没多少意义。而中国有很多数字加起来就是不对。
那些加起来不对的数字有很大的一部分是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造成的。中国施行的是亚洲发展模式的一个形式，这模式由日本发明，而许多东亚的快速增长国家在不同程度上也依循它运作。很粗略的说，该模式这样运作：1）利用低工资通过出口及巨额投资达致迅速工业化来刺激增长，2）以国家的有形之手引领整个过程，3）运用产业政策和国家直接融资向更先进的行业进军。此系统在一段时日里会产生梦幻一般的经济增长水平，但最终它会崩溃。日本的崩溃在1990年开始（二十年后也没能走出来）；复制日本模式最彻底的国家——韩国在1997-98年度，经历过它自己的危机。
该模型建基于爱丽丝阿姆斯登对韩国经济研究所得的“价格错位”手法。为了刺激快速增长所需的巨额投资，该模式依赖国家直接补贴，使某些产业或界别对投资者而言吸引力更大和风险更小。国家为工业提供廉价信贷，或是直接下令把钱投资到某些心仪的项目。实行汇率控制，以鼓励出口商。推出了能源、出口等的各种补贴。银行并不以商业为导向，它们很大程度是政府发展政策的工具。所有这些方法把私人的和公有的钱都导向工业化，产生人们一次又一次在亚洲看到的天文数字增长率。但这里的问题是，要无限期地让价格错位并不可能，因为这样一来，市场会给潜在投资者发送适当的信号，让他们知道应该把金钱投入到什么地方。如果这些价格指标扭曲了，资源的流向也一样。左右价格的亚洲模式，最终创造了巨大的扭曲，导致资金虚掷、产能过剩。受资助的公司不用像没有补贴的企业那样产生回报，这使得他们的投资决策失误，建立不必要的、无利可图的工厂和建筑物。因此，贷款变成坏帐，银行界受累。这就是在日本和韩国都发生了的事。虽然两国危机的爆发方式非常不同，但它们倒塌的原因是相同的：脆弱的银行、负债的企业、愚蠢的投资。
中国和日本韩国一样沉浸于产能过剩，还有别的。中国的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近50％的，即使以亚洲的标准来说也是高的。为这种天文数字的固定资产投资辩护的通常说法是，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它需要所有正在建设的建筑物和道路。汇丰银行中国首席经济师屈宏斌在最近一项研究中提出的就是这一论点：市场上的流行观点认为中国投资过度，因此可以不再依靠投资来维持增长。但是，中国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进程完全了只有一半。它仍然需要更多的投资来应付日益增加的铁路、医院和工业厂房需求。最近的基建热潮提升了运输能力，但中国的铁路网络仍然比1880年的美国短。在经济方面，中国工人的人均资本存量大约只有美国的8％和韩国的15％。换句话说，中国的资本积累仍远未达到收益递减的阶段，国家需要加大投入，而非减少。然而，问题不在于中国是否需要更多的投资，问题是中国是否得到它所需的那些投资种类。事实上，投资水平如此之高，而经济在某些关键方面却如此不足。人们可以看到中国持续受产能过剩的问题困扰，一众企业从国有银行借款，然后发疯似的建设太多某些行业的工厂。比如，这情况在钢铁和太阳能电池板业就发生过。国家向高铁投资数以百亿计的美元，但高铁的门票价格超出了大多数中国人的负担范围。
这种方向错误的投资的一大部分似乎进入了房地产行业。房地产开发已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从理论上讲，中国的快速都市化使这些建设成为必需品—但那取决于正在兴建的是什么。在温州，一个房地产经纪人最近向任何购买高档公寓的人提供免费的宝马车——个过度建设的明证——然而大多数中国人负担得起的住房却显然短缺。更糟的是，中国的许多投资都由债务支持。中国经济中的债务水平一直以惊人的速度上升。评级机构惠誉Fitch估计，2011年的银行信贷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185％—仅仅三年便增加了56个百分点。债务的增幅虽然尚未对中国的银行构成显着的负面影响，许多分析师却担心银行最终会遇到不良贷款上升的问题。政府已下令银行滚存地方政府所欠的1.7万亿美元贷款，这告诉人们两件关键的事情：1）这些地方政府用从银行借来的资金投资的项目并不能产生足够它们偿还贷款所需的收益；而 2）银行账簿上的贷款质量比官方统计数字所示的更可疑。最重要的是，地方政府积累这么多债务的事实显示了中国的金融业全然缺乏规范。从技术上讲，地方政府是完全不可以借钱的。同时，政府实体耗用他们无法偿付的贷款，而许多小公司，尤其是私人企业却无法筹集足够的资金，并持续受资本短缺困扰。
所以，人们可以看到引发危机的条件一一出现：过量的错误投资，包括一个由政府官员决策和债务支持巨大的房地产热潮。令人寛心的是，至少有一些高层决策者明白有改变的需要。政府在一场接一扬的政策公报中，承诺改革。问题是，中国政府不采纳自己的意见。
中国的决策者为什么不追求更加根本性的改革？害怕增幅可能会减少。每一次增长率落在两位数字之下，领导人就恐慌了，然后又再次加快经济运转了。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在2011年第四季度上升了8.9％，但是这对中国领导人来说并不够快。他们已经开始放寛信贷—把更多的债务批量注入经济体系了。
诚然，近年来中国决策者在瞬息万变的经济管理上表现卓越。但是，任何股票投资者都非常清楚知道，过去的表现并不保证未来业绩。在1970、80年代时，西方分析师也认为日本的官僚能干得近乎超人。而现在日本的平庸官僚被视为经济复苏的主要障碍之一。中国官僚今天面对的问题和使日本官僚误入歧途的那个是一样的——他们相信可以用政令来管理经济。
终结了日本经济奇迹的就是这种态度，中国正走向同样的厄运。日本摆脱不了基本数学的力量，中国也一样，不论它的决策者有多么能干。日本和韩国都在实行亚洲发展模式后的35年左右遭遇各自的危机—1950年代早期实行那模式的日本在1989年出事，1962年始行亚洲模式的韩国则在1997年出现危机。把中国代入，那危机爆发的年份便大约是2014至2015年之间。
世界银行最近发表的一份报告警告说，中国不改革，可能会面临经济危机。
当然，不能说中国没有改革，社会没有进步没有发展。与几十年前相比，中国的确发生了很大变化，毕竟全球已步入信息技术时代。从前工资几十元，现在几千元；从前饭都吃不饱，现今普通人的生活都赶上过去的皇帝了。
然而，国际上对中国问题的观察，着眼点大多聚焦在经济领域，比较看重经济发展；这就出现一个问题，如果不能细致地深入中国实际，洞悉经济发展背后的本质，那么看到的大多就是表面上用数字堆积起来的所谓一个个经济指标。这些数据当然华丽，GDP、外贸总量、外汇储备、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等等，都位居世界前列；国内税收、财政收入连年高速递增，每年经济增长速度几十年一贯制10%左右，令国际羡慕。至于数字中掺杂多少水分、造了多少假往往就被忽略。
国际社会热议“中国模式”，前几年金融和经济危机时甚至把中国当作救世主一般，都希望中国能提供大把资金“救市”。其实，这个自改革开放30多年来所树立起来的“中国模式”，不过是举全国力量（包括人力物力财力、全部资源，大陆权贵称“集中力量办大事”）搞“GDP至上”，其实质就是驱使中国人民为权贵卖命的模式而已。得益于大陆权贵体制，中国确实有钱，金钱财富全部集中于政府手里，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维稳费用一年竟高达7000多亿元，任何一个国家都绝不可能做到。但另一方面，人民确实没钱，大学生就业都困难。
中国究竟进没进步，这应该由中国人说了算，中国人心里最有数最有感受。这30多年，单从物质生活上，中国确实进步了，大跃进饿死四千万，大陆权贵的血盟兄弟朝鲜现在还不断有人饿死，中国相比之下好多了。但这些，主要是时代发展的功劳，是中国人勤劳辛苦的结果。
中国人从经济发展中并未得到该有的应该得到的东西，许多本属于人们自己的都被大陆权贵剥夺了，所以才有“国富民穷”畸形现象的出现。黄赌毒横行、黑恶势力猖獗、社会风气恶化、社会秩序混乱，生活在这样的社会环境里，中国人能有多少幸福可言？！所以，发展是给权贵发展的，发展成果是被权贵独揽的，这恐怕才是“发展是硬道理”的根本所在。
时代在发展在前进，权贵手腕和统治方式在不断更新，但本质未变。权贵宣传进化论，人是猴子变的。但权贵会用什么方式、用多久，才能进化成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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