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文豪雨果曾在《悲惨世界》中写道：“地下水道是城市的良心”。近日，北京一场特大暴雨，几乎淹没京城，曝露出这座现代化国际城市不堪一击，再次引发人们对北京城市排水系统及抗灾能力的质疑。
2012年7月21日起，北京遭遇特大暴雨，京城犹如汪洋，许多汽车和房屋被大水淹没，官方声称暴雨致37人死亡，190万人受灾。但重灾区房山区情况仍危急，官方统计的死亡数字，并未完整包括尚在统计中的房山区。一场大雨曝露出北京市政建设许多弊端，如城区多处积水严重，路面交通中断，部份地铁停运，超过500架次航班取消或延误等，这事实引起民众对当局基础建设的不信任。
有民众质疑，一个举办过奥运会、花了几百亿美金打造的现代化国际城市，城市排水系统为何如此脆弱。
而青岛由德国人盖的的现代排水系统一直沿用到现在；巴黎的下水道历经数百年依然完好；江西赣州市的宋代福寿沟城市排水系统，有专家评价，以现在集水区域人口的雨水和污水处理量，即使再增加三四倍流量都可以应付。而北京紫禁城、北海团城也都安然无恙。
北京律师李和平表示，中国很多城市一遇暴雨就积水成灾，这几年表现得特别明显，北京市的排水系统存在问题，在城市建设中，当局对于冠冕堂皇的外在形象非常重视，对于内在的排水系统这样的基础设施却注重程度不够，导致城市遇雨就涝。李和平非常幽默的比喻，在美国有执政党和在野党，供水系统就如城市里的地上执政党，排水系统是地下的在野党，两个必须全面的配合。一年中，排水系统总有那么几天占据着最重要的位置，也执政了，如果在野党发育不全，不成体系，那要引起整个城市的不稳定，受害的是整个城镇，包括台上的。
据《21世纪网》报导称，针对全市共90座立交桥，已经制定了“一桥一预案”，并有大型抽水泵车做到“车等雨”。这样看似“完美”的预案仍没有阻挡住这场特大暴雨给京城带来一片汪洋。
北京市排水集团总经理陈明这样解释北京城市排水系统问题，他声称，京城有90余座下凹式立交桥只能靠雨水泵站进行抽水，这些雨水泵站建于上世纪，技术是向前苏联这样的干燥国家学习的，制定的标准很低且不科学。北京地区排水系统设计标准大部份是“三年一遇”水准。有民众表示，北京立交桥多建于20世纪90年代，中苏彻底交恶于60年代初，1991年，前苏联解体。因此陈明的解释显然站不住脚。有民众表示，不是怪美国就是怪苏联，都把责任推给别人，北京市政府应该反思给人民道歉。
北京作家郑渊洁在微博上调侃道，昨晚北京暴雨俺家进水，娘提议让我给她洗绿色环保脚：用雨水洗脚。还说不用花水费，不用麻烦计算器算计阶梯水价。我说下水道是城市真正的形象工程。娘说没错，人的大肠比双眼皮重要。
国内桥梁工程专业的高级工程师游精佑表示，北京的排水系统存在很大的问题，雨量大时就积水，这是市政建设规划的问题。这次暴雨，车子开在城市里，人被淹死就是一种悲剧。他说：“现在政府官员只做政绩、面子工程，地面上看的到就做的很漂亮，地下排水的东西看不到，就不重视。一旦发生灾难性事件，防灾系统、避险体系失效，抗灾能力不堪一击，但后果都是普通民众承受，这是漠视公共安全、生命的行为，网络上有人调侃说‘61年一遇的大雨，我们一遇63年的腐败政府’。”
广州民众“独树临风之人”：应将责任推到国民党统治时代才好！报上不是说改革开放30年来北京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吗？自己打自己的狗嘴！
北京“老衲65”：陈明狡辩啊，尼玛的立水桥才建了几年？京港澳高速才建了几年？改革前可以说跟苏联学的，之后竟然还说学的前苏联？尼玛，看看故宫、看看团城，怎么不继承中国古代建城经验啊。
民众“直言文化”：推卸责任，争功抢赏，颠倒黑白，这是他们的一以贯之的作风。
民众“凤眼小蝌蚪”：北京故宫经历的多少年啊，咋不见它淹死人！我靠，老祖宗的优良都抛弃了，尽搞歪门邪说！
北京“西园二姑”：你还能学点什么有用的吗？正经的学不到，贪污受贿没人教都会，这些官员愚蠢的都让人不知道怎么骂他们好了。闭嘴吧，求求你们别再丢人显眼了。
上海“行者无疆mike”：承认错误就这么难，好不好不能怪别人，难道当初就没动脑子想想，拿纳税人的钱不当钱，不好好反思自己，一出事情就把自己撇的一干二净，真叫人恶心。
江苏民众：责怪老天爷几十年不遇的暴雨，现在又责怪前苏联的标准低不科学，什么时候能学会自我批评啊!……
中国北京、广州等城市用靓丽的现代建筑让纽约、东京等城市相形失色，但中国城市下水道系统却时常掀开中国现代化的光鲜裙裾，暴露出内在的种种不堪。
最近20多年，是中国城市飞速扩张时期。由于公共工程沦为政府官员寻租重地，地面的道路、桥梁、建筑物成为豆腐渣工程成为司空见惯的现象。但中国城市生态系统最脆弱之处，却是下水道系统的落后。每次暴风雨来袭，许多城市都会沦为“泽国水域”。中国当局每遇这种情况，总是喜欢用“百年一遇”、“几十年一遇”这种说法表示这是大自然的不可抗力，以此推卸责任。
著名经济学家、时政评论家何清涟对此指出，中国城市下水道系统的落后，凸显了城市生态的脆弱。一个现代化的多功能的城市，其城市建设是个庞大的系统工程，涉及到近30个专业领域，如城市规划、勘测、设计、建设管理、环保、园林、消防、道路、地上、地下管线等等，其中下水管道的设计，与一个城市的规划者是否具有长远眼光及政治责任心极有关系。美国与欧洲各国的城市，在城市规划中，下水道系统的设计放在举足轻重的位置，极有前瞻性，设计时考虑的承载能力至少按当时规模的十倍以上。
何清涟说，纽约、伦敦等城市至今使用的下水管道都建于一两百年以前。由于设计时具有长远眼光，考虑到城市及人口扩张，以及维修的方便，其基础非常牢固，人可以在里面直立行走还有裕余，直到今天仍在有效运转。西方各国的城市能有今天的发展，靠的就是这样的坚实基础。更重要的是，西方各国极为重视城市建设档案的收藏，许多百多年前的城市档案至今仍完好无缺，遇有改建维修，这些档案发挥极为重要的作用。但下水道在今天的中国城市建设中，几乎被放置在一个无足轻重的位置。这与中国政治文化的特征，即只注重“面子工程”有关。
城市下水道不在地面，与“面子”无关，因此最容易被地方官所忽视。因了这一“中国特色”，中国北京、上海等城市的规划永远把表面光鲜放在第一位，强调街道的宽直、地标建筑的光鲜靓丽，但在城市排水系统设计上却降格以求，据说现在仍然基本沿用前苏联模式，下水管口径比西方国家小很多，遇到流量大就无法及时排水。例如广州排水管道当中有83%就是按照一年一遇的防洪排涝标准建设的。
对下水管道系统持如此敷衍态度的中国，在城市建设档案的管理上当然也非常落后。在中国各大城市当中，上海原来是各国租界所在地，租界工部局按西方惯例，保存有城市建设档案。因为有此遗泽，上海率先在1987年建立了城市建设档案馆，但中国建设部办公厅则迟至1992年才成立了“城建档案工作办公室”，此后全国100多个城市相继设立了城市建设档案馆，但管理水平参差不齐，水平较高且能够提供功能性服务的有上海、广州与深圳等城建档案馆，北京市虽然成立了城建档案馆，但连一个像话的专业网站都没有。许多地方的城建档案馆的负责人写文章谈城建档案管理的重要性时，还停留在空泛的文化价值、历史价值及审美价值层面上，未能意识到这种城建档案馆的核心价值在于功能性服务。
说起来，中国近现代城市建设与管理也曾有过道地的西方元素，比如英国在鸦片战争后，根据中英《南京条约》对香港岛进行殖民统治，在它的经营管理下，有了近现代香港城市。青岛由德国占领，旅大由日本占领，两地城市建设讲究长远规划，建市之初即在道路、交通设施等方面考虑到城市规模扩大的问题；市政工程与公用设施受到重视，上、下水道齐全有效，道路系统布局合理，有煤气、电力供应，讲究绿化。上海、汉口等城市的租界，各国殖民者也刻意经营，城市规划、居住区、道路系统、市政工程与公用设施等方面均很有章法。与其母国一样，各租界的殖民者注意保存城市建设档案，因为这是城市管理中相当重要的一项基础工作，城市的扩建、维修，几乎都离不开城市建设档案。
以农民为主体的中共建政后，中国的城市管理极为落后。当意识到需要建立城建档案时，许多资料已经缺失。有些城市如深圳市在城市档案的征集与补救工作上做得比较好。何清涟曾采访过深圳档案馆馆长（城建档案馆是其中一个馆），据他讲述，在1990年代中期以前，深圳市也没有城建资料报备制度。尤其是旧城区的地下管道系统陈旧，迳流量小，每逢暴雨，以东门为中心的旧城区必成泽国，必须改建维修。但因没有地下管道的档案，为改建带来极大困难。为此，深圳城建档案馆启动城建档案征集工作，对于80-90年代前期的建筑，想办法找到原来的设计施工图，图纸如果散佚，则找到当时的设计人员追忆绘制。对于旧城区地下管道图纸的补救方法是：每逢旧城区挖开地面维修，档案馆专业人员到场画图，补充备存。到1990年代末期，据说已经将缺失的城市档案补充到60%左右。这项工作对于消防、城市排污防涝、旧城区下水管道改建起了很大作用。
城市的生态系统虽然离政治较远，但中国城市生态系统如此脆弱，却很能体现中国政府那好大喜功、罔顾民生、官员均以公共工程渔利自肥的腐败特色。这种“中国特色”，正是使中国大陆“良心”坏了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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