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6月下旬，广东中山市沙溪镇发生农民工冲突，据悉当局调集逾千名防暴警察和武警到场，引发四川、重庆等外地民工强烈抗争，混乱至6月27日凌晨仍然没有得到控制。根据微博消息，6月27日情况严重到幼儿园和学校已经发出通知停课一天。沙溪四川民工为什么会一点就燃？“冰冻三日非一日之寒”，出外打工的农民受尽欺压和歧视，常年累月积累了大量的怒火。从制度上讲，土地和户籍制度是祸根。户籍制度造就2.6亿多人口家庭离散，5800万留守儿童；北京2000万人口就有800万外来人口。明朝末年与当今社会类似，土地兼并严重，丧失土地的农民四处流浪形成流民。最后，带领流民军的李自成推翻了明朝。……
不久前，温家宝总理在他的母校中国地质大学的一次即兴演讲中表示，中国政府已经实现九年义务教育、免除了农业税，并且说，“一个领导人不懂得农民、不懂得占全国大多数的穷人，就不懂得政治，不懂得经济。”这与一直以来政府对三农问题的关注是一致的。
三农问题攸关中国现代化的成败。在谈到温家宝所说要懂得农民、懂得穷人这个道理的时候，美国罗彻斯特理工大学教授朱永德表示，不懂得农民和穷人就不懂得政治和经济这句话，对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并不适用，但在中国却是颠扑不破的真理：“这个话在中国现在这个情况还是相当合乎实际的，因为中国农民跟穷人现在的素质，虽然国家的经济情况非常好，（农民和穷人）还是占多数。假如说一个领导人他不懂得大多数人的需要，当然他就不懂政治，这个很明显的。他如果是站在大多数人的需要来看，我想这句话可以接受。”
早在在2005年的两会上，全国政协常委、港澳台侨委会副主任厉有为就为“农民工”的问题提出了七个提案。其中《怎样认识我国的人力成本》提案中对“农民工”人力成本低下的观点让人耳目一新。
针对有些地方，不给“农民工”建立社会保险，认为这样能降低人力成本，同时增加了“农民工”的现实收入的说法，厉有为在提案中指出，“这是对‘农民工’人力成本认识的误解，是以损害社会和谐发展为代价的。”我国人力成本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是廉价的。造成我国人力成本低廉的根本原因在于我国初级人力供过于求，并且有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需要往非农产业转移。但如何处理好人力成本问题，却是一个摆在当政者面前的问题。
厉有为对那些不给“农民工”建立社会保险，以体现“区域优势”创造“好的投资环境”，取悦资本和吸引更多资本投入的做法进行了猛烈的批评。他说，为了降低所谓的人力成本，有些地方往往找出很多冠冕堂皇的理由，比如：给“农民工”建立社会保险“条件不成熟”，“会削弱我国劳动力的优势”；也有说城市社保体系不完善，城市下岗工人多、社保欠账很多，没有能力再让“农民工”参加社会保险；有说让“农民工”参加社保会大幅增加企业负担；更有人说，“农民工”收入低，再拿出钱来参保，会减少“农民工”的现实收入，“农民工”不愿意。这种种的理由都是站不住脚的，厉有为表示，不给“农民工”建立社会保险不仅违背了《劳动法》等法律法规，它更是以损害社会和谐发展为代价的。
给“农民工”建立社会保险是个大原则问题。之所以在这个大原则上也能出现这么大的差距，厉有为总结出三个原因。一是当权者认识的障碍。二是体制障碍。“农民工”与疾患经济时代形成的与城乡脱节的二元结构下的户籍政策相矛盾，由于“农民工”没有城市户口，往往被排斥在城市体制之外，并被逐步的边缘化。第三个原因是中央政府考核地方政府政绩主要依赖于GDP,吸引外资数额，财政收入等数字，而缺乏以解决“农民工”社会保障体系为评价条件，这样的结果就造成了相关的社会保障法律法规不能得到政令畅通的效果。
给“农民工”建立社会保障制度是一个艰辛的过程，还需要我们的地方政府真正把它当作一个值得做的事情来办。“农民工”参与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也应该分享相应的成果。“农民工”问题也是解决“三农问题”的一个核心部分，中国1.3亿“农民工”的安定，才会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的向前发展。解决这个问题不是没有办法，关键是要看我们的政策向哪个方向倾斜，就要看我们的财力主要向哪个方向投入。把解决“农民工”问题放在领导者的主要视线之内，就有可能把“农民工”建问题解决的快一些、好一些。
厉有为关心农民工尤其历史根源，除了他本身来自农民家庭不忘根本之外，还与其为官阅历有关。当年他在湖北十堰工作时，二汽初创阶段，招录的骨干职工全部是河南、湖北等地的退伍军人，大约15000名。绝大多数家属孩子都在农村，两地分居给生活造成极大困难，每到春种、秋收季节，这些职工要回家帮助种地、收割，对汽车生产影响很大。而且，十堰是由山村形成的“三线建设”新城，不少企业职工也都是农村户口。按当时的政策，没有落下城镇户口，供应口粮、就业、分配家属宿舍、甚至孩子入学读书等生活基本问题都解决不了。虽然市公安局每年有一些“农转非”指标，也是杯水车薪，这么大批量的农转非问题通过当时的正常渠道几十年也解决不了。
当时的十堰市长厉有为与市委书记王清贵一起商量解决这些人的户口问题，考虑到当时全国的粮食供应形势好转，国家可以供应议价粮，于是提出了“中小城市户口改革试点方案”的设想。方案提到省里，省政府负责人表示，要搞这样的试点，除非中央特批。
他们就以书记、市长两人的名义，给时任总书记的胡耀邦同志写信，请求把十堰市作为中小城市户口改革试点城市，在不增加国家粮食补贴的财政负担的前提下，解决工人家属的“农转非”问题，这部分人吃国家供应的议价粮。高出的粮价由职工个人负担。
厉有为回忆说，没有料到的是，这一方案完全符合我国的情况，胡耀邦总书记在报告上作了435个字的重要批示，认为这一方案一方面加快了我国城市化步伐，促进中小城市发展；另一方面在农村让出一部分耕地，让留在农村的人口占有更多的耕地，从而加快农业现代化和农村富裕步伐，这是个各方面都皆大欢喜的政策。此举施行，不仅解决了当时十堰几万人农转非问题，而且为全省提供了解决类似问题的范例。
然而在今天，中国城镇化建设中脱离了实际的需要，和胡耀邦、厉有为当时的设想背道而驰了。据美国之音报道，中国福建省一个县以高价把农田转让给房地产开发商，但是只给失去土地的农民很少补贴，大批村民失去生计，陷入贫困。罗源县松山镇位于福建省东部沿海，其管辖下有七个村的村民以在滩涂浅海养殖海带、紫菜、牡蛎为生。1993年，该县政府在村民投入大量劳动完成的围垦造田区建立了“农业综合开发区”，2010年11月为了在开发区内建设“罗源滨海海城项目”，将村民们赖以生存的6000多亩养虾塘收回，出让给开发商世纪金源集团，作为开发商品房用地。
当地村民说，他们世代从事养殖业，没有其他谋生技能，而当局给他们的每亩3400元补偿，连修造虾塘的成本都不够。许多人不得不背井离乡，外出打工，流落四方。
村民严书琼说，失地村民很多都是去外地承包滩涂地：“去年我们整个乡，很多人就逃到浙江、山东、江苏。去年，我们这些养虾的渔民亏了2亿5千万左右。今年还是向亲朋好友借钱，没有办法借到钱的人也不知道做什么了。去年亏了很多，因为地理环境、气候环境不熟悉。”村民们在申诉信中称，他们已经沦落为新时期的中国难民。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开始上访，去县里、市里、省里，甚至北京，还要组织一个100位60岁以上老人的上访团。
莫少平是松山镇七个村村民的代理律师。他表示，按照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但是罗源县政府征收村民的虾塘根本不是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而是基于商业目的出让给开发商建设房地产项目。莫少平说，罗源县政府既没有向村民公布国家批准的征地文件，也没有就土地征收补偿听取村民意见，极其严重地违反了《宪法》和《土地管理法》，剥夺了村民的基本生存权。他说：“不管怎么说，中国政府还有一个所谓的不能与民争利(的政策)。民生的问题是第一个大问题。可是政府为了获取所谓的巨额经济利益，把农民生存的基本的条件都不顾及了。”
据莫少平律师说，县政府给失地农民的补偿连他们从开发商那里得到的巨额利益的零头都不到。他说：“开发商和当地政府签的协议是，每亩地给政府53万元。起码得拿出一点让农民满意嘛，它没有。它每亩地只拿出3000多元钱就让农民走人。我们从律师的角度，依照相关的法律规定怎么来补偿呢，最起码每亩地应该补偿到3万多元钱，甚至更多一点，5万多块钱。”然而，罗源县政府方面的回应却很干脆。该县国土资源局在一份意见书中说，罗源湾开发区南片垦区，其土地权属是国有未利用地(滩涂地)，土地开发建设权利属于政府，不存在征地补偿安置问题。……
近年来，中国地方官员侵犯群众利益的事情频频发生，造成民众与政府的对立和政府诚信的丧失，加剧了社会矛盾和不满情绪，给社会稳定带来威胁。莫少平律师说，他们经手的案子很多都涉及强征强拆，“类似的案子在中国确实是挺多的。现在啊，上访的里面绝大部分是因为拆迁的问题、土地丧失的问题。这已成为中国一个很严重的社会问题。有的农民就采取了比较激烈的手段。”
据中国媒体报道，过去数年中，云南省巧家县频频出现征地纠纷。2010年4月18日，巧家老店镇村民丁发朝因抵制拆迁被殴致死。5月初，白鹤滩镇村民杨玉强在征收签字现场烧了自己的摩托车。5月10日，白鹤滩镇一个社区服务大厅发生爆炸，导致4死16伤。另据《现代消费导报》报道，河南省南阳市潦河镇政府工作人员，在无任何合法征地手续的情况下，强占辖区农民耕地。青苗被毁，80亩基本农田被占用。……
中国人民大学、美国农村发展研究所和美国歇根州立大学从1999年以来共同开展了六次有关中国农民土地权利的抽样调查。调查范围集中在中国17个农业大省和自治区（包括黑龙江、吉林、河北、河南、山东、安徽、福建、浙江、江苏、江西、湖南、湖北、四川、云南、广西、贵州和陕西）。这17个省和自治区拥有中国农业总人口的四分之三。最新一次调查于2011年夏季完成，覆盖了这17个省和自治区的299个县和662个乡镇，共入户访谈了1791名农民。报告显示，自上世纪90年代末期以来，43.1%的中国农民经历了至少1次征地，其中有12.7%的失地农民没有得到任何补偿，而9.8%的失地农民虽然得到了补偿承诺但还没有收到具体的金额。
法新社的报道指出，征地纠纷是最近几年来中国爆发群体性事件的主要原因之一，中国国内媒体明确指出，中国地方政府以出卖土地来解决地方财政支出这已经是一个公开的秘密。温家宝总理在广东访问时曾表示土地纠纷的起源是土地所有权问题，土地归农民所有，而农民的土地所有权没有得到足够的尊重。
而事实上，法新社就此评论说，中国农民并没有土地所有权，他们只有土地使用权。中国许多经济学家都认为土地所有权问题如果得不到解决将会严重影响中国农业现代化的进程。认为全面彻底解决土地制度问题已迫在眉睫，否则改革成本将越来越高。而2012年将是中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关键之年。
大陆近些年来的所谓结构性通胀，主要来自农业，特别是广泛急速的“城市化”贻害无穷，造成整体粮食种植面积减少和城市人口急剧增长，供应城市副食品的生产基地改在遥远的未开发区，加重了生产和运输成本，这些都成了这一轮CPI涨幅格外凶猛并持续蹿升的主要源头、祸根。
肥沃的珠江三角洲早已无田可耕、无菜可种。今天，连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农耕时代物产丰饶的杭州，也随着城市化而容不下一块菜地了。据杭州市农业局的统计资料显示，2005年杭州市主城区蔬菜种植面积22.33万亩，到了2008年，这一数字变为16.03万亩，平均以每年10%的速度在减少。在经济发达的长三角地区像杭州、苏州、嘉兴等城市的蔬菜自给率都不超过30%。在这种现实下，中国的食品物价能降下来吗？据《改革内参》载，在1980年至2005年中国城市急剧扩张期，GDP每增长1%，便占用农地2万公顷左右。而日本从1965年至1984年快速发展期，GDP每增长1%，占用农地仅2500公顷左右。也就是说，中国GDP每增长占地面积是日本的八倍！
正当一些发达国家人群开始出现由大城市向小城市、由市中心区向市郊分散化的趋向。正是人家避免人口过度向中心城市集中的时候，大陆官方竟反其道而行之，大搞人口高度集中的城市群。2003年，官方就鼓吹大陆的城市化水准已达到45%，提前六至七年实现原定城市化的目标，并已进入“加快发展期”。宣称至本世纪中期，全国“城市化”水准要达到65%至75%。在大陆官方狂热的推动下，数年来各地“城市大规划”达到了高潮，据不完全统计，至2010年有四十八个城市提出要建“国际大都市”。“大规划”之风不久蔓延到中小城市，一些市领导要求按现有人口和产业规模的2倍乃至34倍进行规划。大马路、大立交、大草坪、大广场纷纷上马。2010年八月的中国城市国际形象调查推选结果显示，655个城市正计划“走向世界”，2百多个地级城市中有183个正在规划建设“国际大都市”。而当“大跃进”之风刮到贫困县，“造城”盛况更发人深省。2010年五月，内蒙古清水河县历时10年“建新城”计划被曝光：这个财力只有三千多万元的贫困县，却计划斥资60多亿元建新城，结果留下了一堆“烂尾楼”……。
英国城市化水准从26%提高到70%用了90年时间；法国从25.5%提高到71.7%，美国从25.7%提高到75.2%，都用了120年。而大陆官方从1993年的28%提高到2003年的40.5%仅用10年，不说加快，即使用这样的速度，2020年左右就能达到60%，2035年以前就能达到75%左右。换句话说，大陆官方只用英国的一半时间，法国和美国三分之一的时间，就要走完同样的城市化进程，还美其名曰“跨越式”发展，大陆官方热衷“超英赶美”的劲头又上来了。高铁建设太超前，温州动车之祸都是这种思维的反映。当年毛泽东为了“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搞的“大跃进”饿死了四千万人，官方为了自身的利益，至今不愿正视并从中汲取教训。今天，“城市化”这种罔顾市场规律，通过很强的计划经济模式、很强的行政手段来推进设定的揠苖助长瞎折腾，又要走多远？！
中国是传统农业大国，向工业化国家迈进，还是近三四十年的事情，与工业化相伴随的城市化，从来就是一件任重道远之事，非常复杂，需要解决许许多多的前置性、伴生性和矛盾性的问题。将农地变成工地、将农民变成市民，完成了一次身份置换，只是城市化进程一个小小开头，还处于名义上的城市化阶段。还有一个二次城市化的问题，必须在收入和福利、保障等方面取得与城市化速度相并进的增长，并且使这个综合权益结构层面转变达到非常稳固的水平。本质地看，这才是城市化的终极要领。这是一项长期的工作，既是一个建构坚实社会福利的过程，也是一个培育消费能力的过程。绕开这些重要环节，凭空地、人为地要搞什么城市化的“大跃进”，灾难性的结果必然是难以逆转的。
2010年10月8日，广西北海市为了拆迁几个村庄，官方不惜动用防暴警员，于凌晨五点将睡梦中的村民铐上拖出家门，然后强搬东西、拆房。北海市政府还强行推出了“株连拆迁”措施，意为拆迁户若未签署协定，家属职业就会被暂停，彻底使强拆后的村民失去生计。江西宜黄农村，亦发生了一宗被强拆户自焚并造成一死两伤的悲剧，其中当地官员对拆迁户钟家姐妹的围追堵截和对死者的抢尸大战，在媒体曝光后震惊全国。而该县一位地方官员于事后却在媒体发表了一篇《没有强拆就没有新中国》的奇文，其文章和博客吸引了成千上万网民的关注和评论。这位化名官员的“直抒胸臆”，不仅为人们窥见地方政府的执政理念之一斑，也使人们反思大陆官方的历史。基于毛泽东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60年来无数人的身家财物被共产，不仅包括掠地强拆，一切都是强取豪夺而来。
中国几千年历史中土地都是私有制，无论是皇帝时代，还是民国政府时代。1978年，修宪加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为国家所有”的条文，城市化更进一步把农民的土地都以开发的名义转为“国有”。这是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国有化。“国进民退”将远远超过1950年代推行的强制性公社名义的国有化。因为当时私有的农地在集体化之后毕竟还是由农民集体所有，而在城市化的名义下发生的强征强拆，却代表了对一个为政权的建立做出巨大贡献的农民群体的所有资产权，彻底全面地被没收掠夺。这是国家垄断式的权贵资本主义，它靠垄断和掠夺，不靠竞争去掠取巨大的超额利润。庞大的权贵集团，全面地把持着国家的经济命脉，此举无疑开创了一项中国历史上最野蛮、最强横的剥削压迫记录，同时也必然是人类历史上的空前记录。
据官媒报道：目前中国失地农民累计不少于6千万人，仅“十一五”期间每年新增失地农民约2百万人。另据抽样调查，有60%失地农民生活困难，没因失地影响基本生活的只占30%；有81%的失地农民对未来生活担忧，其中担忧养老占72.8%、经济来源占63%、医疗占52.6%。受中国城乡分割以及户口制度的约束，大量入城的农民并不能同等享受到城市的各类公共服务，其收入水平、消费模式等远无法与有户口的城市人相比。天价的商品楼也使他们在城市买不起房子，高昂的住屋租金更令他们难以在城市长居，种种不公使他们不能融入城市而沦落为继下岗职工后出现的又一弱势群体。由于缺少技术专长，他们长期处于失业或半失业状态。绝大部分处境艰难。例如在深圳，人口有1200万，正式城市户口的却只有三百万，解决农民工居住、职业、社保、孩子上学等问题迫在眉睫。
国家统计局对2942个失地农户家庭抽样调查也显示，7187名劳动力中，征地安置就业只有197人，仅占2.7%；外出务工1784人，约占24.8%；经营二、三产业1965人，约占27.3%；从事农业1807人，约占25.2%；空闲在家1434人，约占20%。农民失去土地，就失去了根，失去了最宝贵的家庭财富，失去了安身立命、生存发展的就业岗位，失去了上能养老、下能抚幼的长期生活保障资源，而处于种田无地、就业无岗、保障无份、创业无钱的“四无”状态，流离失所，生活毫无保障。
回顾历史，酿成中国朝代更迭的因素，往往就是土地兼并导致大量农民失去土地，无田无家，成为流民，从而揭竿而起。而“民以食为天”，粮食对于华夏自古便是“悠悠万事，唯此为大”。今天，大陆的城市化、权贵资本主义的掠夺方式，无视为其政权立过汗马功劳的广大农民的根本利益，已使中国社会埋下了诸多不稳因素，星火燎原只是时间问题。
中国官媒报道称，根据世界银行的预测，到2020年中国市区人口超过100万的大城市数量将突破80个，届时中国的城市化率将远超过50%。但同时指出中国的有“伪城镇化”问题存在。另有三家机构亦指出现行户籍制度是制约城市化的一个主因……。
（注：本文为读厉有为文集述评之25：《关于我国城市现代化和农村城市〈镇〉化几个问题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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