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家宝总理2012年7月7日才严申楼市调控不会放松，北京却在10日天价竟出一幅供作住宅用途的新地王，以楼层兴建面积计算，成为北京最贵的地皮，而倘若剔除拨归政府回购用作兴建补贴房的面积，该地皮甚至是全中国地王之中的地王。中赫置地在第46次出价时，以26.3亿元人民币，在公开投标中，投得海淀区的这块地皮，作价是每平方米3.3831万元，打破2009年北京顺义区平均每平方米2.98万元的价格。
由于中赫置地在上述地皮拨出16400平方米作为兴建补贴房之用，以余下的面积计算，这块地皮实际的价钱是每平方米4.15万元，应该是全中国最贵的住宅用地。原定于7月4日竞拍的北京市海淀区万柳地块，被有关部门冻结一周后，10日下午举行现场竞价，地皮出让起始价为18.66亿元，最终成交价为26.3亿元。剔除当中要由政府低价回购部分后，每平米单价高达4.15万元，在住宅类地皮排名中，不仅北京第一，全国也是第一。而地块周边二手现楼售价，目前也仅介乎每平米4万至5.5万元。
地产中介商中原地产北京分公司的主管表示，温家宝总理的楼价降温言论，似乎对发展商没什么影响。由于该地皮位于四环路地段，邻近颐和园以及北大及清华等名校聚集的大学区，质素难得一见，市场早已预见成各路地产商争抢之地。不过，为避免出现惊天高价，北京市国土资源局为此次竞拍特别设定了竞价上限。一旦报价超出上限，竞价便转为竞建回购房面积。参加竞价的地产商还包括了龙湖地产、华侨城集团以及融创中国控股等。
投得地皮的中赫置地，乃中赫集团全资拥有的子公司，中赫集团旗下还拥有中赫矿业和中赫技术，该集团创立于2005年，是一家专注于产业投资和战略投资的控股公司。中赫置地则专注于重点城市重点区域的高端地产项目开发和管理。迄今，中赫置地投资开发的代表项目包括北京市朝阳区“北纬40°”宜居精品住宅项目、海淀区“钓鱼台七号院”都市高端住宅项目、河北省唐山市商业核心新地标“新华贸”商业项目等。
如今，中国房市有如迷宫。1990年代末，以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为标志，旧福利分房模式的告一段落，住房货币化改革进程全面开始；进入新千年后，房价持续上涨成就富豪榜上多位地产富豪之余，也顺带成就了多空双方的各位名嘴，民众悲喜更是沧桑百态，电视剧《蜗居》、《裸婚》的热播不过其中一粟。近日媒体报道，大连每平米3万人民币的房价令某巴萨球星大为咋舌，据其经纪人透露，他在自己国家的房子附带游泳池，每平米不过4000元人民币。无论从相对价格还是绝对价格，中国房价可能率先实现“超欧赶美”。
是谁在推高中国房价？官员往往归咎于贪婪的开发商，开发商又说是精明的丈母娘，丈母娘们则埋怨黑心中介，而中介们都推给无耻的投资客——于是，几乎每个房价上涨故事中，不乏一个拿着破皮箱全款付清的外地口音形象闪现：这一形象一方面无可考证，另一方面亦无道德上的优势，换而言之，既方便上层推诿，也方便下层怨恨。于是乎，“史上最严厉”房地产调控走了计划经济的老路，“限购”、“限贷”之下，祭出“户口”之类手段，也见怪不怪了。以往数次中国房价调控，往往注重从供给端发力，而本次调控则从需求和供给两端发力，强制降温。饶是如此，房价仍居高位。根据相关数据，如以2010年新建商品住宅价格为基期，那么新建商品住宅价格相比，70个大中城市中，房价下降的城市不足10个，其余各大城市均有不同程度的上涨。
近期，这场旷日持久的调控也陷入拉锯战。一方面，温家宝总理多次重申促进房价合理回归，另一方则是房地产成交量与价格出现回升，两次降息也使得调控放松预期加剧，近期北京的北京万柳地块再出“地王”，折算之后，仅楼面价即高达4.02万/平米，可见“居长安大不易”的窘迫仍正在一二线城市蔓延。
房地产调控为何吃力不讨好？简而言之，这一政策的利益同盟过少，而对立面太多。其讨好的对象来自希望购房的人群，但这一群体人数并不占大多数，且心理预期阴晴不定；与此同时，地方政府、房地产企业甚至持有房产的人都因这场调控不同程度受损。受损方从以往调控经验出发，往往会以“以时间换空间”的策略应对，这也是地方政府一方面空喊保障房而另一方面不时放松的现状写照，至于房地产商，也往往宁愿惜售也不肯大幅降价，甚至继续高价拿地。
或许，这是一场从开始就注定无果而终的战役，无论目的还是手段。经济学认为资源永远都是稀缺的，如何分配将成为关键，这决定了长期来看，市场价格最终是由需求决定，自发交换往往是最优效率的一种方式，短期的人为干扰只是扰动，管制需求更是缘木求鱼。
如果房子少了就限购，车子多了就限行，人多了就计划生育，那么空气不够又将如何？任何困境，都一个“限”字当头，即使短期之内可以控制局面，却无改需求不平衡本质，甚至造成房价报复性上涨的预期，这也是为何当前调控不仅未能改变房价只涨不跌预期，而且也未能撼动当前房价根基。
中央政府希望房价合理回归，但是多少合理呢？房价高低的衡量标准，通常用的标准就是房价收入比，也就是房价与居民家庭年收入之比，就是多少年收入可以买一套房。国际水平一般在3到6之间，超过7就要引起警惕。根据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发布的一份名为“全国35个大中城市房价收入比排行榜”报告,，2011年中国总体房价收入比为7.4，东部城市集体偏高，第一名深圳为15.6，上海12.4名列第四，均超过12，北京以11.6排名第五。为什么看似如此之高的房价收入比，却没有如预言家所言走向崩盘？这一方面源自收入统计的缺失，譬如兼职收入以及灰色收入并没有统计在案，另一方面则是各种隐性福利分房政策的存在扭曲了市场信号，譬如各地开花的公务员小区。
平心而论，中国房价上涨，是一连串因素的结果，与城市化、人口结构、经济发展、自有住房率偏高乃至货币供给等等因素都息息相关。也正因此，无论从什么水准衡量，中国房价目前确实过高，但并非高得完全没有道理，频频出现高价地王及天价楼盘的消息揭示了“楼市泡沫”的另一面：存在即合理，这看似不合理的价格背后，有其一定合理性的存在根基。
回顾最近十余年的房价变化，粗略地看，其中2004与2009年可谓房价起飞的两个加速点，时间点上刚好对应着土地招投标制度铺开与四万亿推出，谁是最大的获益者，谁在推动房价答案昭然若揭。
在房价本应正常上涨的周期之中，不当的政策加剧了市场扭曲，不仅促成了房价的狂飙，也透支了中国房地产业的未来空间：2003年以来土地出让政策，使得地方政府高度依赖土地出让金，土地财政模式得以固化，2010年土地出让金占地方财政收入的比例高达76.6%；而2009年的四万亿刺激政策，导致随后的信贷狂欢，汹涌的货币缺乏投资渠道，大举流入房市，不是房子贵了，只是钱更不值钱了。
如此一来，在房价只涨不跌甚至越调越涨的预期之下，买房成为过去十年的最好投资，而“拆”字更是走红大江南北。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发布的数据，2010年中国家庭净资产总值高达69.1万亿美元，高出同年美国家庭净资产总值（57.1万亿美元）21%之多——其中，高房价居功至伟。
换言之，高房价不仅是分配机制不合理的直接产物，更是中国贫富不均的生动写照。在这场财富盛宴中，接近权力与资本一方，往往可以先知先觉地巩固自身先发优势，拿走蛋糕上最丰厚的一层奶油；而一般民众，最多不过是追随者而已，即使奋力赶上了这几轮房价上涨顺风车，却同样要承受因房价上涨而带来的全面生活成本上涨。高房价对每个人都是一种隐形的“税收”，从钟点工到高端白领，概莫能外——无论是否买房，财富的“马太效应”都在那里。
中国房价高企，却被认为风险不高，原因之一就在于居民债务杠杆不高，但这并不意味着没有风险。中国长期处于金融抑制状态，社会福利缺失，导致储蓄率一直居高不下，2012年5月末居民储蓄余额已经突破了36.7万亿元，储蓄率在全世界排名第一，人均储蓄接近3万元。
金融体制不健全之下，居民高储蓄与长期负利率并存，事实上造成了双重剥削，一方面储户为政府以及企业部门提供不少廉价资金，另一方面也使得利用按揭买房的人群间接剥削了储蓄的人群。反过来看，风险通过杠杆事实上传递到政府以及企业部门，一旦经济下行，房地产的风险不会过多体现在居民部门，而会体现为政府以及企业部门面临痛苦“去杠杆”过程。
也正因此，审视中国房地产业，一方面需要正视其高房价存在的合理性，另一方面对于其风险不能掉以轻心。身处现代经济之中，房地产的消费性与投资性俱备，须知大部分交易应该留给市场去做决策。
房地产价格随经济增长而增长，具有其内在经济规律，政府行为只是影响房地产市场的力量之一，过分干预往往是自咽恶果。在房地产市场之中，政府的功能应该定位明确：第一，防止房地产泡沫对整体经济安全的威胁；第二，防止房价过高带来的社会问题。当下政策（限购与直接打压），不过是以过高的代价部分达到第一个目标，对于第二个目标用处不大：房价仍旧在上扬、房屋销售面积却在下降，也就是更少的人被解决了房屋问题。
政府对房地产市场的深度介入，往往会导致了边界与权限的模糊，不仅使得自身深陷普通商品房、限价商品房、经济适用房、公共租赁房种种泥淖中等无法自拔，而且使得市场正常运行受到干扰，这也就是为何这一轮调控始终无法撼动“房价回归”的根本原因。
高房价的存在，诚然加大中下阶层痛苦指数，也透支了不少年轻人的梦想，但高房价并非依赖行政手段就可以打压，屡次调控不利反而近乎一种“饥饿营销”。反观中国人固有的“居者有其屋”梦想，往往反映在过早买房以及过高的自有住房率上，这一方面源自民间对日益高涨房价的集体焦虑，另一方面也折射出产权稀缺环境下的无奈应对。
如果高房价已经成为一个严峻社会问题，政府应该有所作为，应更看好廉租房而不是经济适用房。不过，廉租房这一模式的运行，同样应该以市场化的方式来组织，否则其间的腐败与浪费将必然难以避免：供应端由政府组织市场内企业来招拍卖建设，需求端由政府直接对低收入租户进行房租券补贴，廉租房管理也应采取市场化方式。于此同时，政府应该鼓励市场以市场的方式，探讨解决房价过高带来的社会问题，例如推进租赁市场的积极发展、解决小产权房、探索土地私有化问题等；更进一步看，不仅从限购还是土地供给都应该考虑适时放开，抛去诸多计划主导市场的意识形态束缚，至关重要。
目前，中国经济持续放缓引起外媒的广泛关注。美国《外交政策》杂志近日发表驻香港记者莫斯的文章《中国经济灾难的五个迹象》警告说：中国或已经进入经济衰退，实际上，中国可能陷入五个巨大的经济灾难。莫斯在他的文章中说，如下数据显示中国广为传颂的经济增长引擎已经熄火：企业借款减少；制造业产出下降；利率意外削减；进口增长停滞；GDP增速预期已经下调。温家宝对2012年增长目标的预测是7.5%，如果实际增长率如此，那么就是中国从1990年以来的最低年度增长率。莫斯据此进一步深究，列出了他文中所说的五大灾难。
警讯一：地方政府正被债务淹没
全球金融危机期间，中国中央政府把5860亿美元的刺激款项给了地方政府。这减轻了2009年全球经济困难时期的疼痛，但刺激只是推迟了痛苦。现在到了地方政府还债的时候了，这意味着地方政府必须紧缩财政。这很像欧元区的状况。在繁荣时期，中国很多地方政府像美国养老基金一样陷入癫狂，大量买进豪华汽车。然而现在温州正打算拍卖掉80%的汽车共1300辆，全国其它地方也出现了类似亏本甩卖的现象。此外，中央政府决定给过热的房地产市场降温。房屋销售量和销售额随之下滑，造成现金短缺和潜在买家信心不足。中国经济增速在放缓。实际上，中国很可能已经陷入衰退，并且将把衰退输出到美国。
警讯二：中国经济危机将引发社会动荡
莫斯警告说，随着多年来第一次出现低于8%的GDP增速，中国的社会结构可能受压，特别是在成千上万的外来务工人员发现自己的工作面临危险的时候。中国对欧洲、美国和巴西的出口增长也开始放缓。实际上，出口企业正接二连三地倒闭，一些仍开工的工厂已经从三班倒减到了一个班次。与此同时，外来务工人员开始制造群体性事件，而随着经济持续放缓，这类群体性事件可能激烈升级。中国专家警告说，经济放缓可能造成社会不稳定。这也有前车之鉴，想想阿拉伯之春、占领华尔街运动和希腊的骚乱就知道了。
警讯三：中国超级富豪们开始“输出”资本
尽管美国的亿万富翁固执地认为“多多益善”，并且竭尽全力用中国官方的方式管理美国政府，中国的超级富豪却抱着这样的想法：一旦大事不好，抓紧时间跑路。奢侈品在中国销售强劲，但去年底很多中国有钱人开始对国内市场失去信心，他们开始投资外汇等易于转换的资产，而不是像中国房地产之类的固定资产。无可置疑的是，中国亿万富翁不信任自己的政府，所以他们开始转向海外投资高档房产，制造了一波中国有钱人海外购房热。因为国外有好买卖，且不像国内那样有太多的限制。此外，这也是防范国内政治和经济不确定性的一种手段。自2000年以来，中国检察机关已经查处了1.9万名贪官：中共治下，官商亲如一家，一旦中国经济真的陷入衰退，有钱人多会弃船而逃。
警讯四：经济发展带来环境危机
中国经济的发展给“中央计划者”中国环境带来了巨大的挑战。例如，为满足日益增长的能源需求，中国早就已经开始进口能源。但现在，中国码头的煤炭堆积如山，而这些煤本该在中国的发电厂里发挥作用。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因为制造业产出较低。去年，中央计划者认为应该囤煤，以备急需。现在电力需求不断下降，因为民众、企业和工厂迫于经济压力都在削减用电量以减少开支。很明显，中共在调和中央计划与自由市场资本主义方面遇到了真正的难题。在全球市场中，大家都在争抢相同的稀缺资源。中国吸取这些经验教训的方式是惨痛的。过去一年，煤价降了10%。煤价下降可能会进一步削弱全球经济，减少对出口的需求。
警讯五：棘手的通胀问题
随着经济增长，中国人的生活标准提高、特别是富裕阶层对奢侈品需求的增加，中国经济的微小变化都会增加全球市场的价格压力。中国消耗的肉产品越来越多，禽类和牛肉价格也在上涨，这使得通胀成为中国决策者需首要解决的问题。但中国市场也在努力进行自我修正：价格上涨，需求下降，然后供过于求，中国政府就会介入，买进猪肉以稳定物价。但到那时，蛋类价格已经飙升了。
世界银行在最新报告中指出，全球经济或将面临数年的动荡，中国经济放缓速度超过预期。发展中的国家必须做好准备，各国政府需要尽早拟定应对措施，才能在形势急转直下时幸免于难。这些政策包括削减预算赤字、回归中性货币政策等。世行表示，随着欧元区债务危机升级及投资者信心下滑，全球经济震荡将持续，或长达数年，世界恐将又一次陷入经济衰退。世行预计2012年全球经济增长速度仅为2.5%，将创10年以来最低。发展中国家今年GDP增长率将放缓至相对乏力的5.3%，低于2011年6.1%和2010年7.4%的增幅。发达国家GDP增长率为1.4%，其中欧元区则将下降0.3%。
中国经济放缓比想像中更严重，2012年第一季度GDP增长率仅为8.1%，是近三年最低增长率。世行下调中国2012年的GDP增长率至8.2%，并表示中国经济很可能会软着陆，但是也不能排除更糟糕的可能性，尤其考虑到2012年是中国政治转变的关键性一年。
发达国家已经成为全球经济一个长期风险因素。从5月开始，市场恐慌情绪复苏并蔓延，发达国家及发展中国家股市下跌7%，损失了此前四月收益的三分之二，工业原料价格下跌，原油和铜的价格分别下跌19%和14%。欧洲金融危机以影响市场情绪、减少资本流动等方式危及发展中国家，世行预计发展中国家前路坎坷。世行经济发展预测部主管狄默在记者会上指出：“万一发生严重金融危机，没有任何发展中国家可幸免于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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