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天，一般人公认的权力合法性来源只有一种，那就是民主，所以党内民主的问题益发显得迫切，所以有越来越多的人谈论党内民主。一直有人主张，在一党专制的前提下实行党内民主，并希望它能成为多党民主或曰全民民主的替代物；有人则希望它成为从一党专制到多党民主的过渡。由于强人远去，指定接班人的办法已经走到尽头，恢复世袭制又绝无可能，于是党内最高权力的交接就成了棘手的问题。然而在这个世界上，果真有一种在一党专制下的党内民主吗？！
人们知道，早先的苏东各国，早就有人积极主张党内民主，但是直到那里的一党专制终结，也没见有谁搞起过党内民主。按理说，如果世间真有一种叫一党专制下的党内民主这种东西，早就该有人搞出个样子来了；但是迄今为止，没有谁见过这种党内民主。其实，世间根本不存在一党专制下的党内民主，好比世间不存在圆形的方，因为一党专制和党内民主是互相矛盾的。
也许有人会问，为什么不能有一党专制下的党内民主？既然在经济改革上，可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那么在政治改革上，为什么不能让“一部分人先民主起来”，让执政党员先民主起来，让党内先民主起来？在民主的西方，早期的民主不也都是少数人的民主，一部分人的民主吗？答案很简单，因为党内民主在事实上不成立。一党专制就是一党专制，一党专制不但意味着执政党以专制的方式治国，首先在于执政党以专制的方式治党，因此，一党专制下不可能有党内民主；一旦有了党内民主，一党专制就不复存在，马上就变成了多党民主或曰全民民主。
一般来说，所谓党内民主应该是指党员在党内确实享有自由表达意见的权利和投票选举的权利，党内允许存在不同的派别，各派人物可以通过竞取党员的选票而得到作出决定的权力。如果中国大陆的执政党宣布只有党员才有参政权，那么，所有想参政的人就可能都会要求加入执政党；既然在这时党内派别已经合法存在，那么，党内各派都可能为了壮大自己一派的实力而拼命将党外人士拉入党内，而社会上的各种人都不难在党的这一派或那一派中找到自己的认同，于是，党内民主马上就变得和全民民主没有两样了。
想入党的人总得承认党的纲领，所以执政党总是能使自己保持自己的同一性。因为对同样一套党纲，总是可以给出很不相同的解释，因此，在抽象地认同党纲的前提下，党内派别的多样性完全可以达到和社会本身的多样性不相上下的程度。更何况，事到如今，“共产”二字早已声名狼藉，而如今的执政党也早就是名不符实，原先那套执政党党纲几乎没有任何实际的约束力。也就是说，如果执政党想限制党的开放性，以意识形态的理由开除或剥夺党内不同观点、不同派别的人士，在实行党内民主的情况下根本办不到。如果硬要那么做，就势必就要压制党内民主，势必就又回到专制党了。
一党专制不但意味着执政党用暴力禁止不同政党的出现并与之和平竞争，而且还意味着执政党最高权力用暴力禁止党内不同派别的出现并与之竞争党的权力。执政党用专制的办法治国，首先是它用专制的办法治党。所谓一党专制，绝不是说整个执政党在对全国实行专制，而是说党内一小批领袖在对全国实行专制，包括对全党实行专制。维护一党专制，就是要维护党的领袖们对全党的专制；而实行党内民主，就等于是实行全民民主。
从党内民主入手，进而带动党外民主、社会民主，这种思路很诱人，但是不实际。如果人们懂得了所谓“坚持党的领导”，无非是坚持党的领袖们的领导，坚持党的领袖们对权力的垄断，那么就该知道，对于这个“党的领导”而言，来自党内的反对力量并不比来自党外的反对力量更容易接受。换言之，党内的反对派要争得自己的正当存在权利，并不比党外的反对派更轻松。
对中国大陆需要什么样的民主改革。老百姓里边的意见比较一致，就是希望有美国或者欧洲那种议会民主。因为这种民主比较能够保障平头百姓的利益和权利。因为中国大陆的特殊国情，老百姓不但不能直接表达自己的意见,而且没有选择的权利。所以问他们是什么意见，回答是千奇百怪的。
听见一些支持毛左派的老百姓的言论后,感觉他们支持毛左派是一种无奈的选择。两害相权取其轻，在他们对民主的前途感到渺茫的时候,即使人们一起贫穷的毛泽东时代，也好过现在的大资本统治下没有基本的保障。这就是孔夫子的基本定理所说明的：不患寡而患不均。一个社会的大部分人并不想成为富翁。生活的基本保障是他们所首先需要的。特别是当一个社会曾经有过的一点点保障出现倒退，很多曾经有过的保障消失之后,人们的不满情绪就会迅速高涨起来，进而发展成为愤怒，成为政治崩溃的火药桶。
文革后期，当人们发现执政党的领导使中国大陆迅速走向落后的时候，这种相对于发达国家的落差造成的不满，是毛泽东集团崩溃的根本原因。邓小平许诺会使国家富裕起来，老百姓拥护了邓小平；因为毛泽东时代的平均主义，使老百姓误以为国家富裕了就是老百姓富裕了。现在绝大部分人都知道，官僚资本主义模式，不是共同享受富裕的模式,反倒是一种牺牲穷人，让一部分人富起来的模式。一方面是少数人暴富,另一方面是大多数人的实际购买力收入没有明显的增加，同时丢掉了曾经享有的社会保障。医疗、教育、住房和养老的保障，都在改革的旗帜下消失了。这就是为什么富人包括所谓的中产阶级，他们和占大多数的穷人对“改革开放”有着不同感受的原因。如何改变这种不公平的模式，已是中国大陆人讨论和思考了多年的问题。唯一比较一致的结论，是只有民主制可以保障大多数人的公平。即使统治阶级内部，也不得不向民主的意识形态作出妥协。
但中国大陆人没见过真正的民主,只见过文化大革命时期的那种所谓的大民主。那种大民主是和平均主义同时出现的。一些人就自然而然地把他们结合到了一起,认为民主就是回复到毛泽东时代，而且需要一个毛泽东式的强人来领导。这就是毛左派在群众中有一定基础的原因。毛左派的群众大多数是社会最底层的人，他们在毛泽东时代比现在的处境好一些，是他们支持毛左派的原因之一；另一个原因是他们不理解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只能带来共同贫穷，而不能带来共同富裕。这也是大多数人并不支持毛左派的原因。所以，刘少奇的儿子为代表的一些人就推出了几十年前就失败了的新民主主义。当然，现在所说的新民主主义不可能是几十年前的内容，但和几十年前有相似之处，这就是一党独大，多党并存。按照他们的理想，就是日本自民党的所谓民主模式。其他小党只是一种民主的装饰品。一党独大，党内有派，也就是党内民主也是一种有监督的政治，比现在的一党专政好一些，也能解决很多紧迫的社会问题。
但是六十年前的新民主主义为什么演变成了一党专政呢？再扩大一些范围，曾经的苏联共产党也是有党内民主，为什么迅速演变成了一党专政和专制呢？除了执政党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之外，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国家垄断的资本主义，或者也可以叫做社会主义。物质资源的垄断，往往就是政治垄断的基础。近代的共产主义政权，就是最好的例子。而另一个一党独大的例子，就是日本。其一党独大之所以没有演变成专制，除了经济垄断的财阀制度在美国的压力下逐渐分散成为市场经济之外，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逐渐成熟的社会意识，越来越不能接受政治上的门阀制度。党内有派演变成了党的分裂，配角党也开始争夺领导权。这就是近年来日本政治民主化的动力来源。
中国大陆几千年来的自由市场经济，使人们不太容易接受门阀制度。现在社会上对所谓的红色贵族的反感就是证据。多年来民主理论的宣传，也使得中国大陆老百姓认识到了民主制度的重要性。日本式的门阀制度在中国大陆根本就没有市场。一党独大如果再次演变成为一党专制，其阻力比中国共产党刚刚执政时要大得多。所以新民主主义的设计，和毛泽东主义左派的设计，是五十步笑百步。
以中国大陆社会当前认识水平的成熟度来看，大多数人能够接受的只有所谓西方式的民主，也就是真正的民主制度。这种民主制度建立在自由市场经济的基础上，有独立的司法制度辅助。是对人民的权利和利益构成实际保障的一种制度。在对执政党的政治制度进行革命性改变的同时，现有的垄断性的官僚资本主义制度也必须进行革命性的改革。
民主从党内开始的说法和主张，纯粹是专制思维，并且是专制思维的空想胡话。没有哪个国家民主是从执政党内寡头竞选开始的。世界上所有民主的独立，尤其是民主大国，都没有这种民主从党内开始的先例。中国大陆人尤其是伪精英们，总是自觉不自觉继承马列共产主义专制思维，把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等同起来，党政不分，把公共领域的国家权力，混同于政党的私域权力。一说到民主，马上就说企业或单位管理要民主，搞经济要民主，搞家庭内部事务也要民主。他们把公共事务与私人事务混淆起来，要把私人领域公有化民主化。其实，根据“公共领域公有化、民主化，私人领域私有化、自由化”的原则，一个单位，一个企业，一个家庭，一个教会，一个社会团体，一个政党，它内部实行什么制度，只要不违反国家法律，是他们自己的事情，国家和民主政权不能干涉。如果一定要在这些私人领域搞民主，那就侵犯了私人领域的私有制和自由，变成马列共产主义的全盘公有化了。
民主是公共领域的事情。法律保证的是公共国家事务领域的民主，国家不能干涉私人领域的自由。这些私人领域只要不反对国家的自由民主制度，不违反国家法律，任何单位，企业，家庭，教会，社会团体，政党，都可以自行决定自己内部的制度，包括绝大多数私营企业内部企业主的专制权力，是合法的。当然，竞争国家权力的政党，民众一般希望他们实行党内自由民主制度，那样，国家的自由民主就多一份保障。但这不是法律的强制规定，那些民间自行组织的政党或组织完全有权自我决定是否实行定期选举或实行只由一人做长期领袖的组织形式。任何企业，单位，家庭，教会，社会团体，政党，内部或者外部搞歧视迫害，甚至搞血腥权斗和屠杀，都是非法的犯罪行为，必须依法惩戒。
现代民主社会的真谛，就是“公共领域公有化、民主化，私人领域私有化、自由化”。解决社会问题，必须走以人为本，以人和人的发展为中心的人本道路，用向人本社会的前进的办法来解决，用“公共领域公有化、民主化，私人领域私有化、自由化”等基本原则来解决，既反对全盘公有化，也反对全盘私有化。更反对现行“私人领域公有化，公共领域私有化，两个领域都专制化”的模式。
民主从党内开始的思维，正是“私人领域公有化，公共领域私有化，两个领域都专制化”的典型表现之一。
权力的削弱有如磁力的削弱，首先摆脱其控制的是在其外围而不是在核心。例如台湾的蒋经国时期和苏联的戈尔巴乔夫时期，党外的、社会的反对力量，包括反对党，也都是先于执政党的党内民主而出现而取得合法存在的。因此之故，在中国大陆推动民主，最重要的是发展和加强民间的力量。对于中国大陆官方党内的有识之士来说，所谓推动政改，最重要的还不是要执政党去做什么，而是要党不去做什么，要求执政党停止对人权的侵犯，首先从言论自由做起。
哈佛大学历史学家、《文明，西方与其它》一书作者尼尔·弗格森认为，中国大陆的崛起是这个时代最为重大的事件，然而没有民主的国家资本主义没有前景，因为没有法治国家，中国大陆的制度结构不可能长期稳定。尼尔·弗格森明确表示：我并不认为中国解决了什么问题，也不觉得中国大陆的制度结构会长期稳定，因为它不是法治国家。所以，每个中国富人都会在温哥华或香港购房，人们害怕未来。在回答专制的国家资本主义结构是否比民主制更有效率的问题时，弗格森强调，专制的国家资本主义并非亚洲的产物，欧洲过去就反复试验过没有民主的资本主义，德国甚于其它国家，结果都失败了，“没有'制约与平衡'的中央集权的政治决策会犯错误。请不要爱上专制！我们必须提醒人们是什么将西方与其它地方区别开来，那就是保障自由的制度。自由、坦诚和宽容，胜过任何美妙的言辞，这些是在社会演化过程中通过艰苦努力得来的，并非人们遗传基因的一部分。用了几个世纪，才让个人自由权利和所有权连在一起。” ……
在中国，7月15日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25年前的这一天，中华民国总统蒋经国下达解严令，解除在台湾实施了长达38年的戒严，随后开放党禁，开放报禁，从此开启了台湾民主宪政的大门。回顾那个历史时刻，对正处在十字路口的中国大陆，有特殊的现实意义。而蒋经国从专制者蜕变为民主的“开闸者”，也为中国大陆官方提供了重要的借镜作用。
蒋经国解严和台湾经验对大陆的启示，至少有以下几点：第一，西方能实施民主，东方同样能实施民主。台湾经验证明，那种所谓“中国大陆人不适合西方民主” 的说法是荒诞的、毫无根据的。关于这一点，除了中国大陆官方和一些素来为官方涂脂抹粉、吹喇叭抬轿子的无良文人之外，绝大多数中国大陆老百姓都认同。2012年3月，《环球时报》曾罕见地公布了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在1000余名受访者中，63%的人希望中国大陆实行西方式民主。
第二，用专制结束专制，用专制结束专制，是成本最低的一种制度转型方式。然而，站在权力的顶峰，愿意放弃权力并结束专制的专制者，在人类历史上少之又少。因此，蒋经国先生的身体力行“我知道自己是专制者，但我会以专制手段来结束专制制度”，对当今世界的专制者，便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对中国大陆的专制政权，更是一面特殊的镜子。
《金融时报》专栏作家魏城在他的“蒋经国：台湾民主‘开闸者’”中指出，24年前蒋经国在弥留之际强撑病体、开闸放水之举，不仅为国民党避免了一场灭顶之灾、为台湾避免了一场决堤革命、为华人社会创立了一个和平民主过渡的先例，也为全世界的专制者留出了一个体面退让的后路。中国大陆目前面临的执政危机同解严前的台湾极为相似，若想避免“灭顶之灾”和“决堤革命”，除了采取“以专制结束专制”的举措，没有其他的“体面退让” 的选择。
第三，终结专制的专制者个人特质很重要。首先他必须顺应历史潮流。蒋经国开放党禁和报禁便是顺应潮流之举。1986年9月30 日，反对派人士在圆山饭店宣布成立民进党，国民党保守派闻之色变，主张取缔该党，并逮捕相关人员，但蒋经国不同意，他说：“时代在变，环境在变，潮流也在变。因应这些变迁，执政党必须以新的观念、新的做法，在民主宪政的基础上，推动革新措施。唯有如此，才能与时代潮流相结合，才能和民众永远在一起。”
蒋经国破除老子打天下儿子坐天下、永远执政的江山意识。蒋经国在决定开放党禁报禁时，就已经意识到，一定会遭到党内一些势力的抵制，一定会有人担心此举会导致天下大乱，担心会丢掉政权，会就此亡党。党内大佬沈昌焕就曾警告蒋经国：“你这样做，国民党将来可能失去政权的！”蒋经国坦然回答：“世上没有永远的执政党！“
蒋经国是个看起来集金正日、贝利亚、苏哈托于一身的蒋家第二代专制者，但却在临终前不久打开了台湾民主化进程的“闸门”。为什么？原因很复杂。蒋经国解严既不是简单的“被迫解严”，也并非是他先天便有民主DNA。人称“草根才子”的杜君立在共识网载文“作为历史终结者的蒋经国”，文中谈到的几个因素，错综复杂，相互作用，方交织出这样一个结果。
这几个因素是：国际民主潮流的影响、“江南事件”发生后美国的压力、台湾经济发展的推动和美丽岛事件等民间运动的持续抗争、长期形成的威权高压，还有中国大陆改革开放的冲击，等等。但是杜文说“有一点不能否认，那就是蒋经国个人主观上的诚意和努力。他的胸怀、眼光和气度，他身上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所给予他的重新创造历史的勇气。”
从专制者蜕变为民主的“开闸者”，蒋经国成就了中华民族第一番民主伟业，而这番伟业反过来成就了中国大陆历史上第一个真正的政治家。
No comments:
Post a Com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