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美国政府统计，中国大陆部级以上官员（包含已退位）的儿子辈拥有美国绿卡或公民身份的占74.5%，孙辈则达到91%或以上。他们在身份上早已经是美国人了。美国政府的统计，我们可以不相信，可以怀疑；那么，且看中国政府自己的调查报告：2010年4月初，国务院研究室、中纪委办、中国社会科学院，完成了《全国地方党政部门、国家机关公职人员薪酬和家庭财产调查报告》，该报告披露：地厅级以上官员已形成官僚特权阶层——
官僚特权阶层，年收入是当地城市人均收入的8～25倍，是当地农民年均收入的25～85倍。131万中国县团级以上官员及其家占有全民财富的80%，1996～2003年外逃资金流入境外的中高级官员及其家属帐户2万2千亿人民币。至2010年6月底，全国个人储蓄存款达7万5千2百亿元，其中县、团、处级以上官员（包括离退休）及其家属的个人储蓄高于4万亿元。中国资改以来，到1999年，全国每年的“储蓄增加额”都相当高，大约等于“工资总额”的80～90%，在1995年，“居民储蓄增加额”居然比该年的“工资总额”多出了44亿元。2002年工资总额大约是1.2万亿，而居民储蓄却增长了1.5万亿。“新增居民储蓄”超出了“工资总额”3000亿元。这就是说，当年发出的工资，不仅没有被拿工资的人吃掉用掉一分钱，全部存进银行之外，还不知从何处增生了3千亿元（约相当于一年全国教育总经费）也存进了银行。
这种全世界罕见的怪事，只能有一种解释：财富被以非工资方式集中在少数先富者手中了。因为中国公众除工薪之外极难有其他收入，只有权商精英和贪官污吏才有非法收入。所以，全国的权商精英和贪官污吏在加速贪钱，使全国银行的个人存款总额年年大大超过了全国工资总额。中国股市证券市场中的6万亿元，干部及其家属占了4万5千亿元，占75%。十多年来中国7千万股民投入股市的3万亿现金，还剩1万亿，其余2万亿巨资已被官商联盟所侵夺和消耗。2007年深圳市城市人均年收入是32650元，地厅级以上官员财产在700万至1200万。这些官员的平均财产相当于一个普通市民250至300年的工资总和。2009年11月份仅一个月，各级官员家属抢购黄金金条、金币及黄金饰物的重量达50多吨！
据该报告披露：全国有7省市地厅级及以上官员个人及配偶拥有财产超700万，概况如下：
广东省，平均800万至2,200万；
上海市，平均800万至2,500万；
浙江省，平均700万至2,000万；
江苏省，平均700万至1,800万；
福建省，平均700万至1,600万；
山东省，平均700万至1,500万；
辽宁省，平均700万至1,400万。（北京未列入）
7省市地厅级及以上干部及配偶拥有住宅数及平均面积如下：
广东省，平均3.5幢，面积600平米至900平米；
上海市，平均2.5幢，面积450平米至850平米；
江苏省，平均3.5幢，面积600平米至800平米；……。
以上7省市地厅级及以上官员的子女87%～95%在金融、地产、经贸领域工作。可见，“让一部份人先富起来”、“发展是硬道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结果，是垄断了政治权力、政策权力的党政官员先富起来了。
另外，可参考的是：在2010年中国财富管理论坛上，美林集团发表了最新的年度全球财富报告，2010年中国百万美元的富豪达到24万人，所掌握的财富总额达到9,690亿美元，相当于其余13亿中国人创造的社会财富的总和。
据《远东经济评论》2010年第4期报导：至2010年3月底，内地私人拥有财产（不包括在境外、外国的财产）超过1亿元的有3220人。其中，有2932人（超过90%）是高干官员子女，他们拥有资产达20450余亿元，平均每人6.7亿元。2932人中：广东1566人；浙江462人；上海225人；北京195人；江苏172人；山东141人；福建92人；辽宁79人。5个最重要的领域-——金融、外贸、地产等行业中，85%～90%的核心职位掌握在高干官员子女的手中。
截至2005年底，仅海外高干官员子女亲属经营的中国进出口贸易每年就达1千多亿美元，拥有财产6千亿美元以上，海外定居的高干官员亲属超过100万，其中高干官员配偶子女20多万人。
亿万富豪主要靠以下途径致富：
1.引进外资（包括驻外中资到内地投资）从中获取回佣。
2.进口、引进成套设备，一般价格比国际市场高出60%-300%。例如一套年产50万吨化肥成套设备，国际市场价2.2亿美元，山东、辽宁以4亿美元引进。
3.操控国内资源、商品，出口获利。
4.国土开发、地产倒卖，靠银行借贷，无本获暴利。
5.走私、逃税，每年走私轿车3万至4万辆。
6.金融机构无抵押信贷，资金外流到个人口袋，这也是金融机构坏帐的主要因素之一。
7.独家或霸占大型工程承包。高速公路85%由私企（当地高干亲属）承包，一公里程的高速公路，能获利700万～1,100万。
8.抽逃资金到个人帐户。
9.操控证券市场，制造假信息勾结金融、传媒造市，从中获利。
2010年世界银行报告称，中国0.4% 的人口掌握70%的财富，美国是5% 的人口掌握60%的财富。中国的财富集中度世界第一，成为世界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中国官僚、买办、权商、新贵家庭（即拥有百万美元金融资产的）数量仅占中国家庭总量的十万分之一，但是却掌控全国半数以上的财富。
据推算，中国的贫富差距，和全世界的贫富差距相比，大约为100:1。资本主义国家社会制度的基础是私有制，国家只能通过政策措施来调节经济，没有自己的财产，国库全靠纳税人出钱来充实。政府官员花钱有严格的程序，政府官员要受全国公民和纳税人监督，贪污受贿谈何容易。
一位在中国居住了20多年的美国官员，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的问题，其实很简单，就是那么大约500 个特权家庭的问题。这500个家庭，加上他们的儿孙、亲友及身边工作人员，构成了约5,000人的核心体系。他们之间还存在着普遍的通婚联姻的关系。他们垄断政治权力、经济权力、社会权力、舆论宣传权力和教育文化权力，形成既得利益集团。
据商务部发布的调查报告显示，近三十年来，中国外逃官员数量约为四千人，卷走资金约五百多亿美元。而且这些外逃官员绝大多数是有权有势的“一把手”和在银行工作的“近水楼台”官员。他们中有国企的董事长、总经理，有中共机关的副市长、厅长、甚至部长级官员，有银行支行行长、分理处主任等。更令人惊叹的是，这些官员绝大部份在外逃前都已经是在位的“裸官”，即配偶子女都早已移居海外，自己一人留在国内做官。等到找到合适的时机，这些官员或采用真证件堂而皇之的出境，或使用假身份证办理真护照，透过旅行团出境再转往第三国。而最受这些外逃官员欢迎的是那些有独立司法体系的国家，如美国、欧洲、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因为这些国家通常不会因中国施压而把他们引渡回国。
另据中组部调查，几年来中共高干家属、高干子弟移民海外，包括香港和澳门在内的一共有108万人。移民出去的高干子弟、家属生活奢侈，甚至用现金买房、买豪宅、买跑车。如果按照抚养每个孩子最低花费为1万元算，移居海外的这些高干家属每人掠走的钱财至少可以培养1000个儿童长大成人；那么108万人就可以养活中国所有的孩子。由此可见，他们掠走的是何等惊人的钱财。
对此，当局既无力劝阻高干家属、子弟“合法”移民，也根本没有办法制止党内各级官员的外逃。目前，当局防范官员外逃的主要措施是将官员的出境通行证、出境护照交由组织部门统一保管，但问题是，如果官员拥有好几本护照，只交出一本交给党又有何用？而在腐败成风的体制内部，建立真正有效的财产申报制也是天方夜谭。此外，当局与诸多发达国家并没有签署引渡协议，将外逃官员引渡回国也难以实行。而在坚持一党专政、缺乏独立司法和独立媒体监督的情况下，当局要想制止官员贪腐绝非易事。当局只能为此大加恼火。不过令当局真正恼火的并非是外逃官员卷走了多少巨额资金，毕竟尚在国内的诸多官员贪腐的数字远远超出了500亿美金；而是在于为何在经济飞速发展、形势一片大好的宣传声中，高官们及其家属却选择了抛弃我党。这是我党不愿面对也不敢面对的问题。
有人说，是西方发达的物质生活吸引了这些高官们。但是高官们在国内的吃喝享乐甚至远超西方。如果说，西方真有什么吸引他们的，那应该不是物质上的，而是简单的人际关系，公正的社会制度，良好自由的生活环境方面等。也有人说，是因为贪污之事东窗事发所以才选择逃跑；然而不少外逃官员是突然神秘失踪很长时间之后，才透过单位报案发现其涉及经济问题的。还有人说，那是因为害怕贪污之事有一天被披露而受到严惩，因此选择提前出逃。这的确有些道理，趋利避害是人之常情，但问题是，他们为何舍得抛下辛苦挣来的高位而选择在异国他乡终老？特别是仍在国内的高官，却让家属和子女早早地转换了国籍。为什么？！
事实上，这是个当局不愿触碰的原因，即：那些外逃的高官们因为身处高位，资讯通畅，亦经历过党内你死我活的斗争，所以对体制的老底一清二楚，对暴力和谎言一清二楚，正因为如此，他们才尽可能大量积聚财富，脱离表面上似乎还很风光、还很强大的“盛世”。这不禁想起了柏林墙倒塌前的东德人的大逃亡，而这逃亡西德的人流中就有一些东德官员。
有个成语叫“鱼烂而亡”，意思是鱼腐烂从内脏开始。唐代的韩愈亦说过，“善医者，不视人之瘠肥，察其脉之病否而已矣；善计天下者，不视天下之安危，察其纪纲之理乱而已矣。”意思是：精通医术的医生，不看人外表的胖瘦，而是通过诊脉看他是否生病；善于谋略天下的人，不看天下是否安定或动荡，而是看其纲纪是否混乱。谋略天下的人就像医生一样，而纲纪就像人的脉一样。脉象平稳，即使人很瘦也没有什么大碍，但是脉象有问题而人表面上看起来很健康，人也会面临着死亡。大量高官们“前仆后继”地逃往国外、抛弃共产体制，正预示着其内部的腐烂正在大面积地蔓延，纲纪已然荡然无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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