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卓志，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原盟委书记，在任期间，他86次收受贿赂817.036万元，其中卖官收入占了大部分，法院认定证据表明他卖官共13次，卖官价目表中最高金额65万元。
还未受审的山东省副省长黄胜自从2001年接任德州市委书记后，德州的干部们发现单纯靠政绩很难得到提拔了，得靠送钱。发展到后期，德州的官位差不多是明码标价了，比如县委书记30万，县里某个局的局长10万，最低价码是副镇长，5万。德州本不是个富庶之地，那些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和繁华的城市，官位的价码实际上更高！买官卖官的歪风现在已漫延成为官场的常态，小到工作调动要送钱，科员升副科要送钱，当科局级一把手送的就更多，一个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县委书记，过年过节光收的礼金就会超过百万，更可怕的是这种买官卖官的歪风不仅在党政部门成为普遍现象，在军队武警特别是政法队伍中更为严重。
日前，原广东茂名市公安局长倪俊雄、化州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公安局局长黄鸿以行贿、受贿罪分别被轻判有期徒刑15年和13年，理由是他们积极退还了巨额赃款。他们主要的赃款都来自公安系统内部，“卖出去”的职位上至县级市公安局局长、区公安局局长，下到副科长，“价位”从人民币30万元到人民币2万元不等。春节、中秋节以及其他小的节日也都是他们“收获的季节”，甚至连“家人生病住院”也都是一些下属奉上行贿款的时机，目的是为了“拉近关系”、“希望支持工作开展”。……
这些公开的报导，不过只是买官卖官冰山之一角，在全国许多地方许多行业，官位的价码早己超出常人的想像，要谋得一份有权有势的官职，有人甚至不惜花数百万上千万来赌，多少人是靠钱开路谋上了官位，执政党内部恐怕都不完全清楚。2011年，落马的铁道部长刘志军把贪污的20多亿留着准备买个副总理当。其实大陆官场内“买官卖官”现象早已普遍存在，不光包括省、市、县三级，连中央也在内。《财经》杂志称“卖官行为”已形成体系化、程序化的链状结构，上游形成卖官保护伞，下游形成可持续的卖官现金流。
一位署名景克功，自称是“在郴州官场打拼近二十年还是个小科长的人”，在网上揭露：“把中外媒体还没有揭露的有关郴州官场黑幕爆爆料，为纪检监察机关提供些线索。”他说：在郴州，县处级领导没有一个不是花大价钱买的官。李大伦（市委书记）、宋甲武（副书记）和曾锦春（纪委书记）三人合伙批发“乌纱帽”。最高是县委书记职位价200万元，最低的县政府办主任价不少于20万元。其中李大伦占50%；曾锦春占30%；宋甲武占20%。
此前大陆官方媒体报导，山西省长治县原县委书记王虎林在离任前大肆卖官，从“零售”到“批发”，不到两个月时间内，突击“批发”官帽432顶，致使该县许多单位官多兵少，甚至有官无兵。整个县委机关只有打字员等6人是兵，其余全是官，全是领导。有个会计竟升为法院副院长，有个司机当上县委办副主任。
另外，淮安市洪泽县原政协主席周长林在任职期间，不仅大量收取贿赂，甚至还公开说：“现在谁的官不是买的，买官是投资，卖官是回报。这是官场的明道理。何况，我心不黑，给钱就不让你空着。不掏钱就想当官的，那太不义气，太不人道，太不通情理，不算人类了。”
南方网讯报导说，新中国最大卖官案，牵涉官员260余人，仅黑龙江绥化市各部门一把手就有50多人，涉案总额达603万元。其向下出售的县处级官位最高金额为50万，最低为2万人民币。
民众称中国大陆官场的潜规则是，“不跑不送，停职留用；只跑不送，原职不动；既跑又送，破格升用”；不腐败，当不了官，更升不了官。一纪委书记对河南作家郭一平说，一个县委书记在一个穷县还能收钱上千万，一个县里能有几个破单位，由此可见买官的人有多少。“我敢肯定，在地方，官都是买的，大部份是用钱，也有人是用女人买，如果是女官员，就用身子换。你对人家没有好处，这官要能让你干，那就翻天了！”
“为啥腐败分子边腐败边升官，许多人不明白，其实很简单——你不腐败不让你升。你腐败贪钱了，再去给上级送钱，你自己也能得钱。上级就提拔你了。现在地方官场，之所以禽兽多，拿老百姓不当人，其原因也在于此。”
在《领导信息》网站在“近年来查处买官卖官典型案例及数据透视”一文中，给出了各地买官卖官的具体价位。一般省级受贿金额在1000万元级，地厅级在百万级，县处级受贿金额在十万级，依次递减，接近一个等差数列。
大陆官方的改朝换代世纪大喜上演，地方领导层更替战如火如荼，多少省、市、县与乡镇的党委书记都大换班。奇怪的是，素来歌功颂德的国内传媒的焦点不是吹嘘有多少“新雷锋”或“二十一世纪焦裕禄形”干部履新，而是警告众多党棍不可买官卖官。新华社以《中组部首用“战斗”一词向用人不正之风开炮》为题，强调中央将用“铁的纪律保证换届风清气正”，地方的组织部先后公布了“五个严禁”与“十七个不准”来杜绝贪污与用人唯亲。五个严禁即“严禁拉票贿选、严禁买官卖官、严禁跑官要官、严禁违规用人、严禁干扰换届”。而十七个不准，则包括“不准贿赂代表”；“不准封官许愿”；“不准突击提拔调整干部”；“不准任人唯亲”等等。但据媒体报道，买卖官位的情况有增无减。
大陆官方的组织与人事制度千疮百孔的原因可归纳两条。第一，领导人虽然多年提倡“党内民主”，但十年前尝试过的“一党员一票普选乡镇书记”的实验原地踏步。近年中央以“公推直选”代替“普选”，民主程度被大大削弱。在一切向钱看的氛围下，“公推”变成用钱拉票与其他形式贿选的温床。据说购买什么官职，包括市委书记、县长以及法官、检察官等都有明码实价！第二，上梁不正下梁歪。官方高层的“分猪肉”过程就是尔虞我诈、利益输送与“造马”的黑箱勾当。更重要的是，买官卖官充份表露了大陆官方几十年来摆脱不了“人治”的治党、治国思维，执政的关键是“选好接班人”。中组部的主要任务是挑选“又红又专”，或“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即政治信得过，业务又过关的模范干部。大陆官方拒绝参考所谓西方那套三权分立、互相制衡的现代法治行政模式，一味迷信封建的“找包公”、选好“父母官”的人治哲学。
找党性强、信得过的干部接班的另一个后遗症，是大陆官方错过了吸收海归派精英的机会。近十年虽已有三、四位在外国拿到博士的海归派当上部长，但他们因为“有才无德”，政治上不及格，永远进不了政治权力核心。最有机会晋升政治局的第五、第六代代表没有一个是饮过咸水、掌握国际惯例的现代化干部。但这种政治性性强的雷锋式标兵真的是今天中国大陆需要的舵手吗？！
从公开的新闻报导中，人们看到网上盛传的买官卖官价码一一得到证实，这种赤裸裸的行为，将官“卖”到了极致，没有羞怯，没有耻感，没有畏惧。而买官卖官成为公开的秘密，更是印证了官场已将此举视为正常，或没有人认为不正常，但却又无能为力，只能闭上眼睛或捂住良心当正常。
党政干部选拔任用，据官方说有一套完备细致甚至堪称严格的工作程序图，包括民主推荐、组织推荐、考察、讨论决定、依法推荐提名和民主协商直到任职。但这一完备的流程，在大权在握的官员手中，就成了浮云。明明是需要过五关斩六将多道关卡负责的选拔，到最后沦为一把手一句话一个批条甚至一个眼神就灰飞烟灭的形式和过场，这种例子，在揭发出来的买官卖官案中，几乎就成了不二法门。正是有了这种弱不禁风的选拔和监管过程，才使得官场买官卖官歪风愈演愈烈，而花钱买官的官员，又以几乎相同的手法，向下级官员继续转卖或搜刮民财贪污公款，并以快捷的方式收回“成本”。所谓完备的规章制度，在官场早已被视之为无物，官场的价值观和善恶观严重倒挂，无论是对执政党抑或是对社会大众都构成了严重的威胁，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
一个正常社会，官位的补缺本应该是通过各种考核及多层关卡公平竞争，可是自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官场任人唯贤的规则被金钱所彻底摧毁，官员的提拔变成了简单有效的权钱交易，这是政权的耻辱也是国民的悲哀。我们如今所看到的官职明码标价，买官卖官成风被查处只是几例个案，真正的大案要案还隐藏保护得很好。权力一旦堕落，成为谋取私利敛财的工具，就意味着权力在自掘坟墓。任何缺乏有效监督和约束的权力，必然导致绝对的腐败也必然导致绝对的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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