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大陆，对官员的腐败和奢侈，民愤越来越大。为了试图淡化公众的愤怒，北京宣布了一项削减政府接待、车辆和公务旅行“三公消费”的新规定。至10月1日，政府机构将被禁止购买奢侈品和其他价格超标的商品；违规官员将面临纪律处分。北京出台新规定，试图对“裸官们”或腐败官僚来硬的，但真的能减少这个根深蒂固的贪腐吗？
2011年财政部报告说，中央政府用于公务接待的费用约为2.2亿美元。这还不包括地方政府举办的贵宾宴会，该支出极度庞大，以致不得不从其他部门的财政预算里转账出来买单。现在，这辆肥缺的列车预计会戛然而止。取缔公务支出的行动，已经引发了公车拍卖上扬。在中国大陆，每五辆奥迪，就有一辆为由政府实体所有。在沿海城市温州，官员们现在必须把每人的宴会成本限制在60元人民币以内。对经常吃鱼翅、鲍鱼、海参，喝茅台，每人花费可达数千元的众多官员们而言，这些是戏剧性的限制。
这些措施是否能让公众的不满降温？最近，中央政府宣布：要在三年内在正式宴会上取消鱼翅（鱼翅价格昂贵，每9两是600美元，而且渔民们是在鲨鱼还活着的时候，残忍地切下鱼翅）。中国网民嘲笑这种姿态太胆小。“普通百姓吃粉条，当官的用人民的钱吃鱼翅”，一个中国的微博博主抱怨说，而另一网民预测：鲨鱼将在未来三年内以任何速度灭绝。
很多市民对此项新规定的有效性持怀疑态度。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星斗回忆说，此前也有旨在削减政府过度开支的运动，如规定官宴“三菜一汤”，结果是官员们充耳不闻。“我不认为当前这一运动能成功地限制官方开支”，胡星斗对《每日野兽》表示，“自从中央政府宣布限制公款购车，实际上，很多领导干部向国企开口，要国企为他们买车……国企已经成为当地政府官员的私人提款机。”
即使该新规定能成功地让公众对官员铺张浪费“静音”，仍可能不会减弱公众对“裸官”的愤怒。商业部估计，在1978年至2003年间，约有4000名腐败官员逃离中国，带走至少500亿美元；在过去10年里，已经见到了更多这样的案件。最近，薄熙来家族在伦敦购买豪华房地产的消息曝光后，令中国国民愤怒。《金融时报》报道说，其中在南肯辛顿购买的公寓，耗资73.6万英镑，被薄熙来的儿子薄瓜瓜用作上牛津时的“单身公寓”。当时，薄熙来的官方工资是每年仅2万美元。薄熙来在最后一次公开露面中，坚称其妻子已放弃了自己的律师生涯，甘做家庭主妇。虽然没有明确禁止大陆官场高层官员拥有重大的海外资产，但他们不高的政府薪水令人们怀疑，他们如何能买得起这样昂贵的房产。
“自从中央政府宣布限制公款购买汽车，实际上，有很多领导干部向国企开口，要国企为他们买车。”人民大学经济学教授陶然说：如果北京真的想要抑制腐败，当局必须接受经济改革，削减政府对很多关键性资源的垄断控制，并提高私营部门与国企的竞争能力。“我们还需要有一个透明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及适当的监督系统，这样我们在反腐上，才能有真正持久的进步。”如果没有这样的透明度，谁知道中国有多少“裸官”？谁知道他们暗地里在干什么？
香港经济学家郎咸平在评价中国经济时就说，中国大陆坏政策泛滥，缘于官员的无知和自私。他说，政策的社会价值本身没有更多的发言权，它唯一的发言权跟普通人一样，就是作为一个单个的人。一个政策是坏的，不是说经济学家不喜欢这个政策的结果，而是它的结果与政策制定者目标不一致甚至相反。比如说最低工资和限制雇工自由的政策，我们现在劳动合同法规定的政策不好，因为减少了就业机会增加了失业，其实是对年轻人的最不利。高税收政策不好，是因为抑制了工作的积极性，不利于创业，阻碍了经济发展。用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包括美国、中国，过去两年用扩张性的政策刺激经济不好，是因为它鼓励了企业家做错误的投资决策，最后一定会导致经济衰退、经济危机。计划经济不好不是说目标不善，而是说它根本不具有可行性。评价政策的第二个是达到同样的目标是不是成本更低、更好的替代方案，比如说北京市控制汽车为例现在用摇号。评价政策的第三个标准，企业家的决策一定基于对消费者的支付决策的预期，这样来看我们说政府搞的产业政策比如说不好，为什么？因为不是鼓励企业家怎么理解消费者，按照消费者的偏好来制定投资，而是鼓励企业家根据政府的偏好来决定投资，所以它也不是一个好的政策。
为什么政策结果很不理想而且不一致，用经济学的话来讲，是不满足激励。因为社会当中每个主体都有自己的利益偏好和自己的信息，每个人在追求自己利益的时候都在利用政策，而不是在执行政策，而很多的政策制定者是被动的，只要是这个就会按他的意图去做。以最低工资为例，最低工资想保护低收入的劳动者，但是企业可以执行最低工资但是仍然可以减少雇员，就是并不能强制我雇多少人，我原来可能雇一千人现在只能雇五百人，实际上是损害了最低收入阶层，总的结果是自由放任的没有政府强制干预的事权政策应该是最好的政策。
举个例子，任何一个政策如果限制了企业家创业和创新的政策都不是好政策，因为经济的增长需要企业家的判断力、冒险精神和创新精神，如果政策对企业家创新精神进行抑制一定不是好政策。任何限制自由竞争的政策，特别是不允许自由进入，那么它也不是一个好政策。我们每个人要幸福首先要使别人幸福，但是前提是有竞争，如果没有竞争你自己幸福就是不需要别人幸福。竞争对思想逻辑的运作是非常重要的，无论我们以什么样的方式竞争。所以国有企业，大量的不是在创造价值而是在耗费价值，所以赚的很多利润是来自财政的补贴，或者经济上讲的消费者剩余。
中国大陆官方诱导企业家寻租的政策都不是好政策。很多人包括美国人、海外的人都“羡慕”中国的产业政策，其实中国产业政策成功并不多，产业政策前提是政府官员比企业家更明白未来发展方向是什么。这个假设完全不成立。产业政策经常变成了寻租政策，也就是说政府官员利用产业政策分配资金，企业家怎么跟政府搞好关系，怎么编制可行的方案然后获得政府的补贴。任何增加政府控制能力的政策，包括财政的能力、资源的能力、土地能力等等，其实都不是好的政策。用行政的手段控制价格包括房价，都不是好政策，因为不能真正解决问题。
为什么这么多坏的政策总是在泛滥？大致两个原因，一个是基于无知或者坏知识的政策，比如计划经济的政策；追求计划经济的目标很高尚，但是因为官方的无知，不知道一个经济究竟怎么运作。这个也可以理解为什么很多政治家、政府官员通常不太喜欢经济学——真正的经济学。第二个坏的政策是基于利益的坏政策，也就是从自己的利益出发导致的坏政策。企业的问题出在哪？问题是按照市场的规则追求个人利益无可厚非，但必须要为别人创造价值。坏政策就是这些政策导致的后果，不是为别人创造价值获得收益，而是通过把别人的收入拿到自己的手里，所以是坏政策。现实中，大陆官方基于无知和利益的政策是互补关系的，很多情况下既得利益总是批着很强的理论外衣；包括计划生育，现在要改变计划生育政策为什么难？一是担心中国人口多了怎么办，再就是计划生育队伍本身是既得利益者。
凯恩斯主义本来是研究短期的经济波动的理论，现在变成了经济发展转型的理论，中国现在“十二五”制定的理论依据很多就是凯恩斯主义的公式。政府花的钱越多GDP增加的越快。我们本来创造GDP为了消费，但现在是为了GDP而创造消费。投资本来是为了提高效率，现在是为了增加需求；贸易本来是为了提高全世界的幸福水平，使得大家在更好的分工下所有国家都得到好处，现在贸易变成了只有出口大于进口才提高GDP，所以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就在这里找到了理论依据。这里的利益驱动在哪？首先看为什么政治家喜欢凯恩斯主义。两个原因，第一凯恩斯主义政策可以使政府大把的花钱，第二政治家通常喜欢短期的目标，因为现在的民主体制下，每个当官的不像过去皇帝考虑子子孙孙的利益，只考虑这一届政府的利益，所以凯恩斯主义为解决短期利益提供了借口。企业家也喜欢凯恩斯主义，因为很多企业家自己犯了错以后他不愿意忍受痛快，希望政府多发票子。经济学家为什么喜欢凯恩斯主义？因为凯恩斯主义创造了很多就业机会。普通大众为什么喜欢凯恩斯主义？因为普通大众不喜欢市场不喜欢竞争，凯恩斯主义意味着市场是失败的，所以有人来帮助他们纠正市场的失败。
由此看一下中国的未来。未来很大程度取决于我们理念，因为我们政策是根据理念制定的，如果我们相信市场经济我们的未来就会很好，否则像前两年或者目前的情况，对市场越来越多怀疑，对企业家精神越来越多的不信任，那么我们前途不会好。我们能不能靠理念战胜利益？改革前十年，1980年代是理念战胜利益，尽管有阻力也要推行，所以改革取得了进步。但看看现在的情况，基本上是利益战胜理念，没有多少人在谈理念，几乎所有的政策都出自各个部门自我利益的保护而制定的政策。如果这个情况不能得到扭转，那么未来我们不能太乐观。
因为现在，既得利益集团是非常强大的，很多既得利益一般都打着国家利益、民族利益的外衣，既得利益可以打着民族主义的旗帜来蛊惑人心。在中国，民族主义有很深的基础，一打着民族主义的基础，理念就不需要了，其实背后掩盖起来的是利益。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或许我们未来的改革只有在真正的危机出现之后才会发生。当然这是我们不大愿意看到的，但历史经验证明也许我们只能如此，我们只有等待。但大陆官场的画皮下，如今觉醒的民众都能认清其骸，官场已经回天无力；包括太多的官员都已对官场抛弃了幻想，选择欧美。
《环球时报》近日刊发《反腐败是中国社会发展的攻坚战》的评论，看这个题目，本以为是批评腐败、倡导反腐，可透过评论中那些浮在表面上关于反腐败的官话套话大话空话，却能发现不少让人目瞪口呆的谬论，比如“腐败在任何国家都无法‘根治’，关键要控制到民众允许的程度。”还有“民间也要在大道理上理解中国无法在现阶段彻底压制腐败的现实性和客观性，不举国一起坠入痛苦的迷茫”。显然是说，中国大陆彻底根治腐败的条件目前不具备。
剥去粉饰于其观点之表的文字游戏，究其实质所指，正是让人大跌眼镜的“宽容腐败论”：腐败无法根治，民众允许一定程度的腐败，现实必须要面对适度的腐败。这样反法治、反常识的论调，与当年臭名昭著的“腐败是经济发展的润滑剂”论如出一辙，无非是论证腐败存在的合理性与正当性。评论说：中国很可能是当前亚洲“腐败痛苦感”最突出的国家——作出这个判断后，原以为作者会延伸开来批评权力滥用，批评权力不受约束，可他竟然由此得出一个让人匪夷所思的结论：这跟中国“为人民服务”的官方政治道德在全社会深入人心有关。
这种论调与其核心主旨是完全契合。逻辑无非是：中国并不是腐败最严重的国家，而只是“腐败痛苦感”最突出的国家。为什么“腐败痛苦感”这么突出呢？并不是腐败问题真的很严重，而是“为人民服务”的官方政治道德，给了公众对官员太多不切实际的期待，可现实离宣传距离很远，于是就非常痛苦。按照这个逻辑，得出腐败有“民众允许的程度”就顺理成章了。因为，面对“腐败痛苦感”最突出，开出的药方不是以宪政之制约束权力，以法治将权力关进牢笼，而是一针自我欺骗的麻醉剂：降低对官德那些不切实际的期待，如果我们能降低期待，能容忍一定程度的腐败，水至清则无鱼，人至贱则无敌，能在心理上接受官员有适度的腐败，那么，我们在面对官员腐败的时候就不会那么痛苦了，就能够心安一些了。何其荒唐且无耻的观点！
如果我们的反腐败真的接受了这样的谬论，不是去致力于制度反腐，不是以零容忍的姿态去严打严控严治腐败，而是让民众在心理上降低期待，接受适度腐败，以此换得“皆大欢喜”，那我们的反腐根本就是脱裤子放屁多此一举。
这样荒唐的观点，不是真正爱护官员，不是真正地为这个国家的前途着想，而是祸国之论。在“腐败零容忍”的追求下，腐败都如此猖獗，如果力挺“腐败容忍”论，那么举国腐败的体制就有了理论支撑和借口，腐败又将猖獗到何种地步？！公众对腐败问题的痛苦感，是“为人民服务”的官德宣传传播了不切实际的期待吗？当然不是，“为人民服务”根本不是我们特别的要求，而是每个国家的公务员都应该有这样的担当。哪个国家的公仆不是为民服务的？尤其欧美，只是话语表述不同罢了，比如会表述为“为公共事务服务”、“为公共利益服务”等等，这是公务员的本体承诺和普世规范。公众对腐败问题的痛苦感，就是腐败带来的。消除痛苦感，惟有制度反腐，惟有以制度将权力驯服。
反腐败不容妥协。天真地以为将腐败控制到“民众允许的程度”的利益赎买和妥协让步，可以换得政治清明，可以用“容忍小腐败”换得“不去大腐败”，纯粹是痴人说梦自欺欺人。腐败问题也无法通过“发展”来解决——正如经济发展了，并不能带来社会文明和道德素养的全面提升，同样，经济发展也不能解决腐败问题。腐败不是经济发展的润滑剂，同样，发展也不是终结腐败的推进剂。
中国大陆的问题，舍民主制度之外，不仅反腐无解，任何问题都无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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