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说一个从学经济的朋友处听来的冷笑话：
M国总统密告Z国首脑：“贵国若敢对菲开战，我只讲六条，不费一兵一卒，贵国即溃败，信不？”Z国首脑微微一笑：“反正我是不信。”M国总统哈哈大笑道：“1、公布Z国官员海外存款并冻结；2、公布有美国护照的Z国官员名单；3、公布在美国定居的Z国高官家属名单；4、下令清查洛杉矶Z国二奶村；5、把在美Z国官员家属送往关塔那摩基地；6、空投单兵武器给Z国下岗工人、失业学生、城市贫民、失地农民、股民、房奴以及在首都工作的非户籍学生家长。”Z国首脑愣了数秒，弱弱地说：“对菲战事，我们再研究研究……”。
这则冷笑话的M国和Z国是谁，笔者也不知道。然后，就聊开了经济。
朋友说，中国经济增速将下一个台阶已经没有太多疑问，原本在2008年就应该调整的步伐，被次贷危机所打乱，2009年中国经济如打了一针强心剂，但最终还是疲弱下来。因此，这轮经济结构调整可以看成是对过去十多年以房地产投资为主导的高增长的修正，应属于长周期的范畴。若从2010年第四季度GDP增速开始回落算起，则调整期可能覆盖整个10年代。从日美韩台等经济体的长周期调整案例看，十年的调整期也不算长，同时结构调整也不意味着经济会持续下滑，因为长周期中同时还包含中周期和短周期。中周期的见底时间最晚会在2014年，而短周期或库存周期，估计在今年下半年就应该见底了。
这意味着，今年中国经济增长的曲线应该是一个浅U型，悲观的情绪会在下半年有所转好，但这样一个补库存周期对经济拉升的力度也非常有限，未来几年中国增速波动的均值大约在7-8%之间。但中周期的见底回升还是值得期待，中周期主要指设备投资周期，中国经济需要发展的地方还有很多，投资机会也很多，如区域经济的发展、集约化生产、生产设备的更新换代、消费升级等还都需要大量的投资，但投资应该从过去由政府主导的模式向民间主导的模式转变。如果说中国人口红利已经所剩无几，但还有改革和创新红利，以及过去30多年经济高增长所积累并由政府掌控的巨额资源。
当然，要使中国当前的优势和潜力真正成为经济增长的动力，还需要把握好时机和改革节奏，因为经济周期的变化本身已经包含了政策推动力。而要改变企业主和投资者的悲观预期，减少老百姓对未来通胀的担忧，在推进改革的力度上就需要超预期。
不久前在北京的经济论坛上，仍有经济学家认为中国经济能够持续高速增长，今后还有二十年的高增长期。然而，知名的独立评论人袁剑在他的最新著作《大拐点》中提出警告：“中国可能已极其接近一个大型的经济拐点”。
袁剑是最早提出中国官僚资本、官僚阶层、官僚垄断的学者之一。他在接受亚洲週刊访问时表示，“中国改革的一个转捩点，是改革的精神发生严重巨变。早前的改革主要是全民参与，基层与上层良性互动构建出来的历史运动。而在八九年之后，中国改革变成了官僚利益集团发起，官僚推动、官僚控制，官僚解释、官僚利益集团成为主要受益者的改革。这种改革决定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基本模式，从而也决定了今天的拐点。可以大致判断，1989年就是中国大拐点的起点”。
袁剑认为﹐政府在社会发展中应该有成本，比如医疗、教育，甚至住房，需要有提供公共品的义务；但中国改革的结果不仅不提供公共品，还把早前提供的也甩掉了。中国有能力以逼迫拆迁、破坏环境增长等转嫁成本，也可以给企业更低廉的土地、水电和税收优惠。假设政府比较亲民，高价卖了土地，会以公共福利体现给民众。但输送给了个别企业，贫富差别也就这麼出来了。袁剑说，“权贵阶层就这样形成了。他们得以快速增长，是因为政府输送了很多利益”，造成中国出现投资虚假盈利的情况。
面对深度萧条的考验，袁剑认为，最脆弱的还是中国，中国的政治社会、经济体制完全是为高速增长服务的，不是为了应对危机。“为了高速经济增长，可以卖土地，我把你的房屋拆了，但不准你有话语权，这个体制完全是刚性的，没有设计要应付意想不到的危机来解决社会问题，来解决民怨及各种政治诉求的问题。用经济增长来摆平一切，这样的增长是没有道德支持的。最重要的更是它的价值理性失去了，增长就变成无源之水。”
1989年以后，共产党的执政合理性就是给大家分一块经济高速增长的饼，让社会怀抱希望。袁剑说：前十年还有这样的期望，有这样的感觉，后十年就没有这样的感觉了，再高速增长和老百姓也无关。老百姓在经济高速增长中没有看到执政的合法性，而看到的是，大量社会问题的产生，抢地、压缩公共品、各方面的压榨。“以前你可以画一个饼，十多年前还有效，现在根本没效，增长的是贪官污吏。老百姓不是可以在迷惑中做一辈子梦的。中国梦应该有一个兑现表，不能遥遥无期”。经济增长越快，剥夺的越多，社会民怨越大。袁剑提醒政府，中国是个刚性社会，如果经济危机萧条下，甚至长期萧条的话，脆弱的社会无法承受。
此外，在6月20日召开的FT青岛国际经济高峰论坛上，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军在发表主题演讲时表示，近年来在国内外广受关注的“中国模式”问题，现在已经变成了“中国困惑”问题，而对中国经济增速下滑的预期，是增强这种困惑的一个重要因素。业界和投行对今年中国经济增速比较悲观的预测是7.8%，乐观预测是8.4%－8.5%，但不论如何，增长步伐放慢的趋势已经显现，对中国如此大的一个经济体来说，即使是一个百分点的缩减，也影响重大。中国经济进入了一个减速区间，这是需求面还是供给面的原因导致的？在张军看来，这不仅关系到对现状的认识，还直接决定中国的政策方向和经济治理方向。
经济减速的趋势已明显可见，但对这一现象的解释仍然众说纷纭。张军把现有的解释总结为三种：一是认为这是中国与发达经济体差距缩小之后的一种“正常收敛”；二是将原因归结为“外部震荡”，即全球增长乏力和欧元区债务危机影响的持续发酵；第三种解释是内需不足，即货币收缩导致内部总需求不足，特别是固定资产投资需求不足。张军认为这三种解释未必完全合理。参照一些西方经济学家根据历史经验提供的模型，他认为，从目前中国在人均GDP方面与美国的差距来看，中国经济减速应该会在2023年左右发生，中国未来十年维持8%－9%增长率的可能性依然很大，这主要是因为中国人均收入、人均资本存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仍很大，有很大的追赶空间。
因此需要重新考虑中国经济减速的原因。“我想只有一个原因可以解释，就是劳动生产率在下降，”张军说。中国每年仍有巨大的固定资产投资，经济仍在减速，那一定不是因为投入的原因，而是生产率的原因。而中国过去30年的高速增长，在他看来，是因为很不错的全要素生产率，而全要素生产率高的主要原因，不是教育或者科技，而是生产要素可以在不同生产部门进行跨地区、跨行业的相对自由的流动，例如大量农民离开农业部门。
但这种情况正在发生改变，张军认为，这或许是中国经济减速的罪魁祸首。由于竞争性行业工资水平在持续上升，开始挤压非国有和中小企业，这导致总供给下降以及经济减速。大量的竞争性行业，面临着它们无法控制的成本不断上升的局面，而向高生产率行业流动的障碍越来越高。生产要素流动受阻的主要原因是国有经济集中到高附加值的垄断行业，而且采取托拉斯化的战略，压制了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的空间。
张军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还从需求角度思考对经济减速的应对策略，就可能出错，应该认识到，这是一个总供给减速的现象，背后因素是国有与非国有经济之间的通道受阻，甚至被关闭。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空间并不小，关键是要打破垄断，撤销管制，加大金融自由化，让更多银行改变风险管理模式，鼓励资源的跨行业流动。
张军援引美国里根时代“供应学派”革命创造经济繁荣的例子为中国“打气”:只要在这个关键时刻改变经济治理思路，打破结构性障碍，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未来还是可以期待的。
然而，据中国国内的经济学家提供的数字，中国制造业投资环境正进一步恶化，造成制造业的产能过剩从而引发各种危机。对于制造业各行业的生产过剩局面，该数据举例表示，钢铁生产能力过剩21%；汽车12%；水泥28%；电解铝35%；不锈钢60%；农药60%；光伏95%；玻璃93%。这么多产能过剩的行业必然使得中国经济陷入一个长期的萧条。这种状况和美国三十年代大萧条时期非常相似。有经济学专家指出，这种产能过剩的状况，加上国内各地竞相攀比建设摩天大楼的情况，都很像以前的各次经济危机，只是情况更加严重。光是已有的和在建的摩天大楼，就超过了美国的总数，而中国的的总收入和人均收入都比美国差得太远。这都说明中国的经济不仅仅是过热，而是畸形和疯狂。或者说，是激励方式不合理造成了这种畸形和疯狂。
为什么这样？首先是因为中国的经济不是市场经济，而是半市场经济。所以不是市场在自主的调节，而是市场和政府在各自为政乱调节，并且互相干扰，互相掣肘制造出了混乱。各自怀着不同的目的，越调节越乱，把本来市场自己都调节得不太好的市场秩序调节得更乱了。这就是所谓的半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的乱源。所谓的计划经济实质上也是一种半市场经济，它从来也没有离开过市场和货币，只是不尊重千百年来人类总结出的市场规律而已，和现在中国的半市场经济是五十步和百步的差别，没有本质的差别。
举例说明。现在的房地产和建筑业过热，已经不是一年半载的问题了，嚷嚷了很多年，为什么就是停不下来？国内的专家和老百姓都总结出了原因，就是政策导向。升官的指标要看GDP；地方政府花钱也要看房地产税；贪污腐败也是房地产为大头。所有利益都集中在了房地产上边，谁还能阻挡这股潮流！
有人说，中央不是三令五申了吗？问题是那个命令不和地方官员的利益相结合，就出不了中南海。这已经是个常识了。所谓的三令五申不过是做给老百姓看的，本来也不打算断了自己个人的财路。中央的大员们有几个不是巨贪的？正所谓老板动动嘴，伙计们跑断腿。老板的钱是伙计们汇总来的。断伙计们的财路就是断了老板自己的财路。所以，不要以为中央是好的只有地方官员坏。
又有人说，中央不是也采取了和西方一样的金融调控措施了吗？为什么在中国就水土不服呢？这也是胡耀邦三十年前就发过的感叹。他们不懂一个简单的道理，所谓政策当然是和政治有关的策划，更加和政治体制有关。西方的民主政治制约下，政治所出台的政策只能是顺应市场规律的，否则老百姓不答应，每四年一次就要合法地造反；因此，政治家们为自己的利益和为国家人民的利益考虑，都必须遵循市场规律。但专制政治就不一样，就象上面举的例子一样，官员们的私利和国家人民的利益是脱节的，甚至是相反的。“政策”不可能断了大小官员们贪污腐化的机会，不管这个机会是不是违反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只要符合贪官污吏的利益就行。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如滚滚洪流不可阻挡，造就了中国的经济不是为了国民利益，而是为了少数贪官和奸商的利益而运作的畸形状态。
有些御用学者马屁文人还在努力地论证，这个所谓的中国模式只要修修补补，就能够可持续地运转下去。不少心存侥幸的中产精英们也眼巴巴地等待着，希望着这个预言应验。遗憾的是，比他们更精明的高层人士已经看到了世界的末日，就象破船上的老鼠一样纷纷逃离，把人生的三宝——老婆、孩子和钱包转移到了安全地带。这说明他们非常清楚这个政治是个没希望的政治——病根就是决策层的私利和国家人民的公共利益脱节。
我们有时候会骂那些专家学者们无能，这不是很公平。大多数专家学者们的局部建议都是可行和有效的。之所以实际上无效不是他们的责任，而是那些在别的地方和国家行之有效的措施和政策，在中国的政治环境下就变了味儿了。胡耀邦在1980年代就醒过味儿来了；同样怀有赤子之心的专家学者们现在也醒过味儿来了。胆儿大的已经在大声疾呼：不改革掉专制政治，什么改革都没用了。
但是专制政治的特点就是让说真话的人闭嘴，只能小改小革，不许革命性的变化。已经这样维持了三十多年，他们认为经验说明维持下去不是问题。他们的理论前提就是精英们常说的中国人素质低。可是他们忘记了，经验同时说明古今中外素质更低的老百姓照样会造反。继续维持下去的结果，就是经济和社会矛盾的总爆发，那就是天下大乱，不革命也是革命了。
是和平的革命牺牲一小部分人好呢？还是天下大乱谁也躲不过去好呢？所有中国人都在权衡这个问题。更大的问题是有没有人愿意冒这个风险，而且有能力冒这个风险。不管有没有，能不能，反正所谓的中国模式已经熬到了头。
大家都知道中国的出路有两种可能，改革不成就只能是革命了。维持现状和小改小革已经不能够满足社会和人民的要求了。如果继续用小改小革来欺骗人民，这个政权马上就面临着崩溃。正是在这个背景之下，最近温家宝总理不断提出激进改革的呼声，并且准备从最容易着手之处开始行动。这就是打破银行垄断。
30年来的经济体制改革都有一个前提，就是确保共产党一党专政的政治能够有效的控制经济。在利用市场经济的效率和灵活性的同时，保证共产党对经济活动的绝对控制权，以此作为一党专政的经济基础。从邓小平、胡耀邦直至胡锦涛、温家宝的30年经济体制改革，都严格地遵循着这条基本原则。
特别是在没有人还相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环境中，唯一能够控制人们行为的有效手段，就是控制人们的生活来源。换句话说，就是控制经济，控制钱。用一位笑星简单扼要的总结来说，就是钱不是万能的，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当全社会的钱都控制在少数人手里的时候，控制政治、司法、文化和媒体等等就都是可能操作的了。这是后共产主义体制生存的基本原理。
一般的市场经济体制，是从分散的、小的经济实体逐渐发展到大的、垄断的经济实体。当垄断的经济占有的比例高于某个临界值的时候，市场经济的本质就发生了变化，或者说不再是自由的市场经济，而是垄断的计划经济制度了。它的极端表现，就是上个世纪流行的共产主义的计划经济。计划经济的实质，是把所有的经济活动都垄断到一家公司的手里。这家公司和国家政治相结合，既保证了经济活动的绝对垄断；也保证了政治权力的绝对垄断。这就是上个世纪的共产主义设计者们所依靠的逻辑合理性。
遗憾的是，这个逻辑合理性仅仅是从资本家和统治者的立场出发的合理性，它忽略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分配是平均了，工作的积极性却下降了，也就是说效率下降了。没有出现马克思许诺的那个社会产品充分涌流的美景，反倒是在和市场经济的民主国家的竞赛中败下阵来。
从农奴制社会进入共产主义封建制的苏联，维持了70多年终于坚持不住，和它的卫星国一起解体了。已经维持了两千多年市场经济的中国，更难接受这种倒退的社会制度，仅仅维持了30年，就明显地难以为继，而且是半苏联的体制，就造成了超过苏联的后果。就是创造出一个神，也无法制止老百姓的不满和造反的冲动。怎么办？设计师想出了一个简单的办法，就是恢复中国传统的那种既有市场经济；也有中央集权的社会结构。也就使用政府垄断的方法控制社会的经济；小的生意放开；大的生意垄断。用保证对社会经济活动的控制权，来保证中央集权的政治。在西方还是封建社会的时代，这种模式还是最有竞争力的模式。这就是中国两千年来，在经济和科技方面一直领先于西方的根本原因。但是他的自由度显然不够，稳定性也远远不如后起的民主制度。所以中国的发展史是一半时间缓慢地发展；另一半时间陷入战乱，然后改朝换代重新开始。
在西方的民主市场制度出现之后，中国的专制市场经济就不再拥有优势了。这才是从两百年前开始，中国不断落后挨打的根本原因，也是急功近利的知识精英们推荐所谓更先进的共产主义制度的重要原因。
邓小平恢复传统的半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确实比共产主义计划经济先进了许多。随着时间的推移，它落后于民主的市场经济，就突出的显露了出来。现在不但是穷困的老百姓不满；就连共产统治的基础——官僚资产阶级也看出了问题。这就是一批党内改革派试图突破垄断经济的动机。
当金融垄断被突破之后，不依附于官僚的、新生的资产阶级才开始出现。随着经济垄断程度的下降，一党专政的基础也将迅速的松动。这才是政治民主制度建立的基础，也是党内改革派的新设计。
现在的问题有两个：一个是在这个漫长的改革过程中，官僚资产阶级是否会放弃继续垄断经济的愿望。任何资本家都有垄断的欲望，没有适当的制度限制，他们不会主动放弃自己的欲望。另一个问题是，老百姓是否信任和等待着他们主动放弃垄断经济和政治。农奴制时代的老百姓会信任和等待，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建立在经济垄断基础上的政治垄断。现在从两个垄断进步到消灭垄断，比从一个垄断的封建制度进步到消灭垄断还困难。不但官僚资产阶级很痛苦，老百姓也会很痛苦。建立民主的市场经济体制，不是一些人想象的那么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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