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又到了一个紧要关头。官方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二季度中国GDP同比增长7.6%，创三年新低，尽管国家统计局数据的真实性一直不乏外界质疑，但这一“破八”的数据及其背后经济放缓的趋势却无人质疑。
事实上，仅从有限的经济现象中也可预知这一切，如为抑制房价上涨而采取的限购措施、为降低通胀而采取的紧缩政策、商品出口遭遇欧美经济疲软等等，但问题是，中国经济到底已经恶化到何种程度？
从今年3月起，中国实施新的统计制度，即由被统计对象直接向国家统计中心上报数据的改革，但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随后也指出，仍有个别基层政府机构干预企业独立上报统计数据。美国《外交政策》杂志认为，中国经济数据造假的问题将误导西方国家政府和金融界做出的决策。
在经济运行宏观数据缺位的背景下，再通过能源消耗和主要工业行业的运行指标，我们依然可以摸出中国经济下行趋势的脉动，同时也能通过能源消耗的结构来寻找到中国经济的病痛。
从产业结构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经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截至2011年，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例已经达到47%和43%。过去十年里，中国的第三产业比例增长缓慢（从40%增加到43%），这意味着中国的产业结构层次相对落后，转变过程较慢。同时，中国工业的电力消耗巨大。根据国家能源局的数据，按照产业分类核算，今年上半年，第二产业用电量占总额的74%（去年同期达到75.3%）。
在中国经济结构清晰的框架下，为了评测中国宏观经济的运行情况，早有一些更加专业的机构自行编制中国经济增长指数，其数据来源包括发电量、铁路货运量和房地产开工面积等。这些行业数据同国民经济紧密相关，受政治因素影响的程度相对较小。
中国发电主要依靠煤炭。尽管煤炭拥有前期投资费用较小、不受季节因素影响等优点，但也存在燃烧效率较低、污染大等劣势。由于中国煤炭储量大、成本较低，其他化石燃料开采量相对较小，煤炭成为中国发电的主力。目前，我国煤电装机占发电总装机容量的74%。燃煤电厂每年要消耗原煤约14亿吨。
从煤矿市场的动向来观察中国的发电量相对更加准确。首先煤炭在中国一次能源结构中的比例高达70%，煤炭对中国经济的意义，比天然气对俄罗斯、石油对美国（均为40%左右）的意义更为重要。其次，介于发电量和经济运行之间的敏感关联，官方公布的发电量数据的真实性也容易受到政治影响。相比电力市场的垄断而言，处于上游的煤炭市场化程度更高，相关数据也更加透明和准确。
今年以来，国内煤炭价格下跌和秦皇岛港煤炭积压已经不是新闻。上半年以来，动力煤的价格已下跌了大约30%，秦皇岛港的煤炭库存已经接近900万吨，超过了800万吨的警戒水平，这是2008年秋天经济危机最严重时也不曾出现过的。
煤价的下跌，一方面是由于国内外价格倒挂引起的进口大增（事实上，这部分比例在中国煤炭能源消耗的比例中依然很低），另一方面是因为价格高涨下产能急剧扩张的结果。归结到一点，煤炭大客户——发电厂的消费能力并没有出现与煤炭开采相对应的增长，煤炭市场明显供过于求。
由于煤炭开采地区和消费地区的差异，中国一直存在西煤东送的区域调运问题。煤炭运输和铁路有着相互依存的关系：在煤炭运输方式上，铁路占到70%以上；而在铁路货运分类中，煤炭的比例达到一半以上，铁路运煤紧张的情况曾出现过多次。
但今年以来，铁路运输同样萧条。铁道部称，受宏观经济形势影响，上半年全路货源减少，加上受施工、天气和设备故障等因素影响，全路货运形势严峻，全国铁路货运量增幅仅2.5%。铁道部7月初公布的数据显示，6月全国铁路货运总发送量完成3.13亿吨，较5月环比下降8.48%。铁道部称，由于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煤炭、冶炼等铁路主要货源明显减少。6月全国铁路煤炭运量完成1.76亿吨，环比降幅超过一成。
尽管，今年上半年南方雨水丰沛使得中国电力结构中第二大的水电部分有所增加，但依然难以掩饰中国发电量的总体下降。从中国五大发电的财报来看，也能看到这些迹象，例如最大的华能集团在中国境内各运行电厂的发电量减少了1.46%，售电量减少了1.45%。大唐集团的发电量有所增长，也仅为1.5%，国投电力的发电量则减少了4.77%。尽管如此，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发电量数据依然显示，上半年全国发电量同比增长3.7%。
我们需要思考一下“煤炭经济”背后的脆弱。事实上，“煤炭经济”有两大弱点，第一，效率奇低；第二，经济结构简单，容易导致国家成为投资拉动型的经济体。
首先看效率，在热能转换方面，同石油和天然气相比，煤炭是效率较低的化石燃料。而在中国，由于技术设备和管理的落后，效率低下和浪费严重的问题更加突出。同时，以燃煤为基础的能源结构引发了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碳排放国，而煤炭对中国碳排放的贡献高达70%以上。
无论是国际能源署发布的世界能源展望报告，还是英国石油公司的世界能源统计年鉴均认为，从2009年开始，中国的一次能源消费已经超过美国，居全球第一。尽管中国官方统计部门和能源主管部门曾对这一情况加以否认，但毫无争议的是，过度依赖煤炭已经造成了我国畸形的能源消费结构，而且难以在短期内改变。煤炭这一能源产品本身的低效，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中国经济体整体性的低效。
其次，以煤炭为主的经济往往是简单粗放型的，主要依靠投资拉动。从西方国家的发展史上看，都经历了以“煤炭-钢铁”为核心的工业发展初级阶段，但在工业社会的发达阶段，这种模式会逐渐被淘汰，转向使用效率更高的燃料，生产更加高端的核心产品，依靠消费拉动经济增长。
对于这种扩张性的，以煤炭和钢铁消耗带动经济增长的模式，在历史上已经被证明是不可持续的。苏联就是前车之鉴。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全球经济步入了迅速增长的阶段。西方和苏联官方统计都证明，从那时起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苏联经济一直在突飞猛进。但在这之后，苏联经济戏剧性地陷入了停滞。按照美国的看法，这一方面是由于苏联计划经济的体制性缺陷，另一方面是由于苏联在技术创新方面的速度放缓，未能从电子和计算机所带来的通信信息浪潮中获益，而恰恰是后者迅速的改变了西方经济。
但俄罗斯人提出了另一种观点，他们认为，苏联未能在其工业化的过程中将煤炭经济及时转变成石油经济。首先，石油作为燃料的燃烧效率高于煤炭。其次，作为一种多用途的原料，石油产品的加工和使用能够更加广泛的促进国民经济各个行业的发展，比如交通、汽车、化工、冶金乃至农业。最终，美国的技术进步和生活水平的大幅提高使经济出现了良性的循环增长。
在煤炭经济下，苏联政府将大量资金和人力投入到了军事工业之中，而决定武器生产规模的并非是军事需求，而是其生产能力。按照盖达尔的数据，70年代苏联生产的坦克比美国多19倍。苏军装备的坦克数量多达6万辆，超过美国及其盟国所拥有数量的许多倍。在这种情况下，苏联延误了加工业和民用工业部门的发展。
这不能不让我们想起中国的基础建设对钢材、水泥和劳动力的巨大消耗，以及所形成的产能和实际需求之间的落差。过去十年里（特别是2008年经济刺激措施实施后）中国对基础建设投资巨大，虽然这改善了部分贫困地区交通条件，但大部分投资并不是经济发展所需要的。
值得注意的是，和苏联相比，尽管中国同样是“煤炭经济”，但时下中国所处的外部环境更加凶险。
加入世贸组织以来，中国经济已经被全球化，成为全球资源、产品和劳动力市场中的一环。很可惜，在这几个市场之中，我们都处于低端的位置——中国是能源原料进口国、低级产品出口国和廉价劳动力市场，因此很少有话语权和影响力，时髦一点讲，就是没有核心竞争力。
过去十年里，在宽松的货币政策下，全球流动性泛滥，资产价格上涨，投机活动非常活跃，而中国等发展中市场依靠廉价的劳动力为全球市场提供的廉价商品从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全球通胀水平。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使这一经济增长周期走向终结。为了刺激经济增长，美国采取了更加宽松的政策，而中国的四万亿刺激措施在本质上也是如此。
与美国不同的是，中国无法将四万亿引发的通胀输出到世界其他国家。金融危机本应该成为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机遇，但调控的结果反而使结构问题更加突出，产能过剩的状况更加严重。“煤炭经济”带来的恶果也只能独自吞咽。
相比之下，苏联当时的外部环境要好一些，因为当时苏联是资源出口国，在割裂的外部经济环境下，即经互会的大圈子和苏联的小圈子里，苏联（及俄罗斯）还是高级产品的出口国和高价劳动力市场。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苏联的经济改革还是失败了。这也导致在新的全球一体化条件下，俄罗斯只能成为原料供应国——俄罗斯的军工和航天产品的出口并非完全依靠核心竞争力，而是地缘政治因素。
实际上，在产品低端和劳动力廉价的条件下，中国和俄罗斯一样，都只能从国际分工中获得小份额收入。而弥补财政收入短缺的方式，俄罗斯是征收高额的石油出口税，中国则是对内的土地财政。无论是石油还是土地，都属于不可再生的资源，也难以从中获得持续发展的动力。
温家宝总理2012年1月16日在第五届世界未来能源峰会上强调，中国将逐步改变目前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增加优质化石能源的比重，显著提高天然气、核能、可再生能源的供给能力。
但对于中国而言，要继续实现真正的经济增长，不仅仅是将能源燃料转换成为高效率能源，更重要的是让“煤炭经济”转型成为以石油、天然气为基础的消费型经济。而这一转型，必须在中国实现真正公正、平等、自由的市场经济，用市场去淘汰对落后能源产品以及其产业链条上的企业。而这一点，必须推动一系列的政治体制改革才能真正实现。
中国经济增长是以建立市场经济为目标，从早期的放松经济管制、解放劳动力、刺激私营经济发展完成原始积累，到政府驱动下的大规模建设投资、初步实现工业化的过程。
有意思的是，中国经济的发展是在抛弃了“苏联模式”的情况下进行的（尽管中国从未真正建成过苏联式的社会主义经济体系），但是，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在某些方面同苏联经济在50至70年代非常类似。在“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府主导思维的驱动下，创立和完善了工业体系。同时，还以激发民族和制度自豪感为目标，建设了无数以高大全为象征的公共设施。由于这种经济制度没有自身的动力和造血能力，苏联经济在70年代后期陷入了停滞。在中国，类似的迹象已经显现，必须对此有高度的警觉。
时至今日，中国依然没有建立起真正的市场经济，充其量只能被称为是“模拟市场经济”。因为上游生产资料始终通过国有垄断企业掌控在国家手中，例如“三桶油”把持着中国的石油、天然气，而“两网”把控着电力供需。
在“模拟市场经济”中，看似也是通过市场来调配资源（事实上还有相当一部分是通过权力），但事实上，只是对下游资源的调配。国家没有像计划经济时代那样，赤裸裸地调配生产行为，但是更加隐蔽地通过垄断国有企业来实现对生产行为的干涉。
一方面，垄断型的能源集团有愿望也有能力挟持国家的产业政策，另一方面，国家需要垄断集团来实现经济控制的资产增值（实际是国家对国民的剥削）。通过这种国家控制下的市场模式，中国过去三十年的高速发展过程中，每个特定的阶段都会有部分群体的利益被牺牲。在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同时，总会有另外一部分人的生存状况变得更差。
更可怕的是，在这种“模拟市场”条件下，无法形成“正激励”，市场信号被完全扭曲。一方面，政府投资的效率极度低下。在投资能力较低，项目意义非常重大的情况下，还可能指望有较为严谨的投资分析和回收核算。但在短时期内进行巨额政府投资时，拍脑袋就上马的情况屡见不鲜。有学者估算，过去10年里，政府投资的效率正在大幅下降——从2002年每增加1元GDP需要固定投资1.78元到2010年需要5.99元。另一方面，人的创造力被制度扼杀。尽管私营经济在中国的GDP中占有了相当大的比例，但没有人能否认，大大小小的私营企业正是在与政府的千丝万缕的联系下生存的。企业家们不是在努力提高效率或进行创新，而是紧紧贴着政府的鼻息，搞好与官员的关系，争当“红顶商人”。
面对如今的经济困境，中国经济的增长模式正面临着挑战，如果解决不好，所谓的中国模式就可能反而被称作“中国病”，就像高速增长之后陷入衰退的“日本病”，甚至更遭。
时至今日，当现有的经济发展模式难以持续下去的时候，就应该下决心进行系统性的变革，而不是简单的投资刺激。这种变革不只是宏观上的某些调整就能够奏效的，而是要在微观经济层面实现解体和重生。中国经济要从过分依赖投资和出口带动增长的模式转为消费、投资和出口均衡带动增长的模式；从主要依靠第二产业转变到依靠一、二、三产业协调带动的增长；从主要依靠资源消耗转变为主要依靠提高劳动力素质、企业创新能力来发展。
2008至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本是中国经济进行技术改造，实现产业升级和转型的绝佳契机。但在经济刺激政策下，依靠增加信贷规模、提高企业产能和全面铺开基础设施建设，市场的矛盾被表面的繁荣所掩盖。在一片欢呼声后，人们才发现通货膨胀居高不下，建设工程贷款难以收回，经济结构仍处于恶化之中。
从理性和现实教训而言，出现另一个四万亿的可能性并不大，但是，从政府思维惯性、政策本质、投资方式而言，我们却绝难杜绝再次出现又一个四万亿救市的可能。因为，这种以政府主导增加信贷规模，巨额投资“铁公基”项目的方式是直接和简单的，是能够短期见效的，对地方政府和国企是皆大欢喜的，虽然这样无异于“饮鸩止渴”。温家宝总理近期已经明确指出：“稳增长的政策措施包括促进消费、出口多元化等，但当前重要的是促进投资的合理增长”，这无疑是对过去“四万亿”模式某种程度上的否定。
“人染沉疴，当先用糜粥以饮之，和药以服之；待其腑脏调和，形体渐安，然后用肉食以补之，猛药以治之，则病根尽去，人得全生也。若不待气脉和缓，便投以猛药厚味，欲求安保，诚为难矣。”《三国演义》中诸葛亮在舌战群儒时曾这样说道，事实上医治经济体的病疾同样如此。
“中国病”是一种慢性病，必须通过体制改革慢慢调理，此外通过减税、利率市场化、反垄断、财政民主化、放权让利等多种政策来缓解病情，倘若企图以政府大手笔救市这副“猛药”来治疗慢性病是愚蠢的更是危险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