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来，大陆兴起一股“民国热”，尤其在民国诞生100周年之际。所谓“民国热”，不仅仅是对民国时期的人物与事物表示好奇或通常的怀旧，而且是肯定，是欣赏。
尤 其是文化人，尤其是对民国时期的文化界。画家陈丹青称之为“民国范儿”，那就是说，民国时代的文化人，多有一种特殊的精神气质，从胡适、傅斯年、徐志摩， 到钱钟书、陈寅恪，还有梅贻琦、俞大维，都有现在大陆人所没有的一股精气神。有人则进一步把“民国范儿”归结为自由的产物，是民国时期的自由使得文化人张 扬个性成为可能。
现在，越来越多的大陆人知道了，所谓共产党领导了八年抗战纯属谎言。抗日战争是国民政府领导的，国民党军队官兵付出了最大的牺牲，毛泽东则消极抗战，积极反国民党。
在经济上，民国时期有过辉煌的黄金十年（1927-37），成就很大，只是日本人的侵略才打断了这一发展。今年7月1日是中共建党90周年，当局推出大片《建党伟业》，然而网民们却解读到，民国时期要远比今天更自由，那时候人们可以办报，可以上街游行，可以组党；2008年 汶川地震，倒塌最多的建筑是学校。有人找出民国期间四川军阀刘文辉的话：政府楼修建得比学校还好，县长就该撤职；历史学家指出：早在民国时期，二战结束 后，中国政府就收回了一切租界，废除了一切不平等条约，并以五强之一的身份参与创建了联合国。倒是在大陆建政后的五十年代才有了向苏联的“一边倒”而沦为 苏联的附庸。……
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需 要说明的是，这股民国热，并不意味着对民国时期的一切都加以美化。人们同时知道民国时期的中国也有很多问提很多弊病。例如国民党的就应该批判。但是，毕竟 国民党从一开始就承认了宪政民主原则，孙中山提出军政、训政、宪政三段论，把一党专政视为阶段性措施，有时间表，而没有提出“一党专制”代代相传、江山永 固。蒋介石实行威权统治，只是把它当作非常时期的权宜之计。因此在国民党那里，专制总是不彻底的，一定的公共空间总是存在的。在国民党的专制下，要求实行 宪政民主的声音总是正当的，合法的；而随着经济的发展与内外环境的安定，国民党就越是无法抵制要求回归宪政的呼声。在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很快就民主立宪、 全国选举、地方自治；退守台湾后，民国在几十年中虽迫不得已“禁忌戡乱”，但实行自由经济，保障公民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平均地权，实行民治民有民享；蒋经 国时代，解除党禁报禁，实行民主、自由、平等、人权；至今，中华民国已经是经济繁荣、政治昌明、文化发达，人性解放和社会自由的全世界华人社区的民主灯塔 和典范。
大 陆却不同。毛泽东从来没有承认过宪政民主原则，把自己的一党专政看作天经地义，搞起专制来咄咄逼人，对人的钳制对人性的毁灭前无古人。特别是在个人崇拜时 代，社会完全被崇毛泽东压倒，异议声音没有任何空间。直到今天，斯大林体制仍一再宣称反对“西方式民主”，发誓要坚持党的领导，这不搞那不搞，只搞自己的 特权和对人民的桎梏。而大陆的经济越发展，权贵专制反而越是“理直气壮”。……
所以，实际上当今大陆的民国热，并不是立足于对民国的理想化，而是建立在对斯大林体制罪错的深切认识上。这就是民国热的本质。
民国，是孙中山创建的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是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的成果。在民国百年之际，中华民国在台湾就孙中山领导和指挥的辛亥革命，进行了很多热烈的纪念活动。其中，孙中山如何领导和指挥辛亥革命，有台湾学者解疑，引起广泛关注。台湾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权威学者张玉法，就在一个有关中华民国诞生始末的纪录片发布会上宣讲清末民初这段历史中，民国开国元勋孙中山如何指挥辛亥革命、终结满清王朝。
台湾总统府的直属单位“国史馆”新推出名为《鼎格之际》的历史回顾影片，以纪录片的形式阐述孙中山领导革命运动的最关键一战武昌起义，以及从1911年10月10日到翌年4月初南京临时参议院宣布迁往北京之间约6个月的中华民国诞生始末与历史转折。该片10月8日在全台湾播映。
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著名历史学者张玉法说，从广义上的辛亥革命解疑大陆学术界的说法。“有人说武昌革命爆发的时候，孙中山根本就在海外，他对武昌革命、辛亥革命没有什么贡献，我觉得这个完全是外行。”张玉法表示，广义上的辛亥革命开始于1894年孙中山成立兴中会，其后一直到推翻满清，时间有17、8年之久；而部分学者所持看法认为辛亥革命从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开始前后只有80天，这80天实际是经过17、8年 努力后的最后结果，属于狭义上的辛亥革命。张玉法说，“至于武昌革命爆发之后，孙中山在武昌这个地方有没有发生作用？是非常大的作用。第一个，武昌革命爆 发的时候，他们（革命军）就说，我们是受了孙文先生的命令，来起兵的。在武昌革命爆发之后，湖广总督瑞澄跑掉了，跑到军舰上去，去给汉口的领事团来交涉， 他说你们赶紧发炮来把他们消灭。领事团有一个人是法国领事，法国领事说，我知道孙中山不是义和团，他是一个改革中国的，你们绝对不要干涉，所以经过法国领 事的据理力争，所以领事团才决定维持中立，就是外国不干涉，不来打击革命军，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张玉法表示，1895年孙中山广州起义失败后，在列强压力下，被驱离香港、日本等地，也不允许进入越南等接近中国的亚洲国家，使得1911年 黄花岗战役和武昌起义，对革命军的指挥只能从海外以电报或信件传递，由黄兴代孙中山在国内传令。“所有孙中山在海外的一些构想，都随时以电报告诉黄兴，或 者写信，孙中山在海外筹到的钱，筹到的支援革命的款项，通通寄到香港，由黄兴来统筹使用，而且国内的革命发展，孙中山了若指掌，随时都会看到报告，而且随 时有训示。黄花岗之义失败后，革命党人想再继续发动（革命），那时黄兴想到云南去发动，刚好湖北一带的革命同志说，因为湖北新军很多都调到四川去镇压保路 运动去了，说湖北可以发动，说赶紧让孙中山先生在海外多筹一点款，因为革命需要钱的。可以说孙中山是一直对国内的革命是在指导当中，在掌控当中。”
张玉法说，武昌革命爆发后，当时在香港的黄兴紧急赶到武汉协助革命战争，到了武汉之后，便是以中华民国政府大总统孙文的名义，发了2个 布告，号召所有汉人推翻满清、建立共和国。“可以说孙中山虽然不在武昌的现场，但是他的声望，他的精神，实际上无所不在，当然也在武昌这个地方。所以最后 使各个省响应，华南各地都响应，然后跟袁世凯来议和，然后逼着满清政府退位，我想孙中山的精神，他的号召，大家不能忘记。”
根据台湾国史馆新制作的纪录片内容，1911年12月29日，孙中山获得17省代表中的16票 支持，当选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而南方迳自选举总统，让袁世凯至为不悦，立刻以唐绍仪逾越权限为藉口，准他辞去代表职务，并否认先前已答应的条件， 议和一时陷入僵局，于是孙中山在当选之日就致电袁世凯，说明他只是暂时当任大总统，并且明确承诺，只要袁世凯赞同共和，使清室退位，即推荐他为下一任大总 统。
纪录片显示，载着孙文一行的列车，在下午5点抵达南京下关车站，现场旗海飘扬，欢声震天，当天晚上，时年47岁的广东人孙文，在数百名观礼者的欢呼声中，于总统府内的西暖阁宣誓就职，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就此诞生。纪录片当中拍摄有上面写着“当选人孙文十六票”的文件档案，以及1912年1月1日孙中山与革命军众官兵在上海火车站合影的历史旧照。
纪录片显示，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的第一天，上午10点，护军官兵齐聚清末上海车站，擎枪肃立，枪上刺刀高挂五色旗，刚当选临时总统的孙文穿戴一身军服与军帽，在广东督都胡汉民等随员的促拥下，准备从这里搭乘专车前往南京就职。清宣统3年12月25日，即公元1912年、也就是民国元年的2月12日，隆裕太后在北京紫禁城内的养生殿颁布了宣统皇帝的退位诏书，正式终结清朝268年的统治。
对 于纪录片内容，国史馆馆长吕芳上指出，不同于近来中国大陆各地举办的辛亥革命纪念活动和讨论会，这部新推出的纪录片采用平实客观的方式叙述，不带意识型态 和政治宣传口号，可以禁得起历史考验。长期从事近现代史研究的吕芳上认为，大陆史学界在研究辛亥革命或民国史的课题，虽然表面已比过去更为开放，但因限制 框架太多，史学研究者往往写到一半，就要搬出马列思想，交待一下马克思的历史观，这种政治干扰史学研究的现象仍相当普遍。吕芳上还特别提到中国社科院今年 出版的36册《中华民国史》，“我们看到他们《中华民国史》是一个不完整的民国史，只写到1949年，写到1949年以后就不再写下去了，这基本上就是他们官方的意味很浓厚，民国史到1949年就结束掉。实际上中华民国还在，没有所谓的不见了的问题，中华民国史真的要写的话，那还是要必须客观地来描述。”
台湾国史馆从上个月开始，陆续举办民国史讲座，以及文物档案展览和发表会，期望在辛亥革命与中华民国建国百年之际，以重现历史的方式纪念历史。
而 大陆学界对这个问题的解读让人想起克罗齐的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中国是否应该告别革命、革命与改革的关系等饱含现实焦虑的议题，与辛亥革命的各 种话题一道成为讨论焦点。但辛亥革命正当性的标志物，即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中的民生主义，在这百年间落实的状态，反而缺位。然而，无论是民族主义还是民权主 义，都不是社会运动的目的，而是保证“民生”即人民安宁幸福生活的手段。无论是“革命”抑或“改良”，最后都得通向改善民生这条道路上去，否则就失去了目 标。
回首百年，被认为是阻碍中国进步的帝国主义外部势力的压迫，早在60多年前就已告结束，以解决农民问题为目标的社会改造之路更是走过多条：从温和的辛亥革命到“掉了几千万人头”的共产革命，从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再到邓小平的经济改革，全都走过了，历届政权都表示着意讲求的“民生”到底解决得怎样了？
从辛亥革命到现在的百年间，中国大陆的领土面积大体没变（该割让的此前已经割让了），人口从4亿增长到官方承认的14亿多，即百年间增长了3.5倍。这就汇出了一个中国大陆政府引以为豪的结论：“中国以7%的土地养活了25%的 世界人口，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如果中国大陆以追求“维持黎民不饥不寒”的维生经济为标准，认同“人权就是生存权”这一“中国特色‘人权论，也不考虑 目前这种掠夺性的资源使用方式是“吃子孙饭，断子孙粮”，咱们这代人死了之后哪怕洪水滔天，那倒也罢了。问题是，在对外开放中不同程度开了眼界的中国人， 早已不满足上述生活标准，早就知道人除了吃饱饭之外还得有精神层面的需求，知道人权包含着吃饭之外的各种权利，如言论自由、集会自由、选举权等各种政治权 利。更重要的是，国人正饱受30年以前还未发生的各种污染之害，已清晰地感受到生态灾难正在逼近，食品安全成了威胁国民健康的公害。如此情状，逼得国务院副总理王歧山只好在今年3月“两会”期间说“很惭愧啊，刚吃饱，就出现了食品安全的问题。”
目前中国大陆的状态是：占总人口60%多的农村人口其总体生活水准偏低。按世界银行人均日消费一美元的标准，农村贫困人口仍然高达1.5亿。而国人赖以生存的土地已发生各种非常严重的问题，除了可耕地面积迅速减少之外，土地的被污染，如重金属污染、沙化、盐硷化等都非常严重。生态支撑系统发生严重危机，这是辛亥时期直至改革开放之初的80年代初未曾面临之困局。且中国大陆的失业现象非常严重；即使在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鼎盛时期，城乡劳动力年龄人口中，仍然有超过28%的失业人口（2.5亿左右）。这一点，与晚清中国思想家陈炽所描绘的“内外穷民之失业无依者，尤如恒河之沙不可计算”相仿佛，只是那时中国还未引进统计学，国人计量概念模糊，只能用“恒河之沙”形容其多。
三 民主义的首倡者孙中山先生给民生主义下的定义是：“民生就是人民的生活、社会的生存、国民的生计、民众的生命。”说直白一些，民生的基本要义就是解决人民 的就业与吃饭。现阶段，失业问题依然严重，“吃饱饭”却有了食品安全问题，很难说是解决了吃饭问题，因为有害食品等于对人生命的慢性谋杀。
中国大陆必须正视的是：以前的“革命”与“改革”，除了辛亥革命之外，共产党主导的革命与改革，基本上是通过重组人与资源的关系来实现的。目前的困局在于重组的空间已经变得极其狭窄，几乎没有腾挪空间，即使重分田地，也不足以解决民生。
20世纪中国的历史主题变奏曲是以土地革命为主诉的农民革命，从孙中山的“平均地权”，到中共的“土地革命战争”（1927-1937）与土地改革，都是主张通过革命重组人地关系，解决民生。但20世纪是中国逐渐被卷入世界文明变迁的世纪，所以解决民生有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国内的人地关系，另一个层面则是社会结构的现代化，其标志是通过工业化与城市化，让小农阶级逐渐消失，因为只有一国人口的大多数在现代部门中就业，民生进步才有物质基础。
从世界现代化的进步历程来看，20世 纪人类经历的社会变革虽然相当多，但对人类生活产生久远影响、堪称最伟大的变革可以说只有两项：首先是民主政治制度成为人类政治制度当中带有普适性的形 式；其次当推小农阶级的萎缩乃至消亡，这一变革永远切断了人类与以往世代血脉相连的关系。二战以后，发达国家的小农阶级逐渐消失。到2005年，欧洲的农业人口已降至8.5%；亚洲国家平均已降至58.9%，其中日本农业人口降得最快，从1947年的52%降为2005年的2.2%，接近美国的1.9%。此时，全球只有中国、南亚及东南亚的大陆地带、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这三大地区的人口主体依旧是小农阶级，即世界银行所说的“低收入经济”地区。若认真观察，就会发现亚洲的两个巨型国家中国与印度没有完全享受到20世纪文明的伟大成就，小农阶级异常顽强、艰难地存活下来。
但2005年，中国大陆的农业人口仍然有63.7%，印度是51.3%。这就使得这两个国家与以往历史时代相连的历史脐带始终不曾完全断开。中国大陆的小农阶级没有消失，但可耕土地却大量消失了。中国大陆社会从农业社会进入工业化时代与后工业化时代，农民作为一个阶级，由自给自足变成了有农民身份、却已不能靠农业自足的一个阶级。
中国的辛亥革命、国民革命与共产革命，前两次革命时期的社会经济形态是土地私有，有一个“地主阶级”存在，所以中国共产党能号召无地农民“打土豪分田地”，让农民跟随自己。革命成功之后，毛泽东政府消灭了土地私有制，使政府成为了全国唯一的地主。
如果说以往革命当中的社会矛盾对立双方是地主与农民两大阶级（这是大陆教科书的经典说法），现在则成了政府与农民的对立。
自 大陆建政以来，中国大陆农村进入抗风险能力最差、最没有自卫能力的时期。任何来自外部的强力，都可以掠夺农村的资源（即农民生存所依赖的资源），比如森 林、沙洲、耕地、宅基地、山野、矿床、地下水、溪流、湖泊、古文物等等。而外部势力之所以能够肆意掠夺农村，是因为中国大陆政府将一切资源收归国有，全体 人民被剥夺了对国土上全部自然资源的所有权。
土地国有（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度成了地方政权伙同外部势力肆意掠夺农村资源的资源抽取管道。从上世纪末开始，土地出让金成为地方政府重要的财政收入来源。据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研究员管清友计算，政府所获得的土地出让金，从1989年的4.47亿元上升到2010年的30108.93亿元，21年间增幅达6732倍。政府大量征地开发房地产的结果，是造成1.2亿 左右的农民失去土地。由于就业在中国一直是个天字第一号难题，不少中国农民在城市化的名义下失去土地后，往往陷入“三无”境地：无业可就，无地可耕，无处 可去，以致于中国大陆今年创造了一个统计概念，即“居住在城镇的人口”，将大量生活在城市的户籍在农村的流民统计，以提高城镇人口比率。这种无就业机会的 “城市化”已经被斥之为“伪城市化”。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陈锡文早指出，这种政府意在夺取农民土地的大规模村庄撤并运动实为“古今中外，史无前 例”。
回顾辛亥百年以来中国民生的解决历程，不由得让人发出疑问：以农民为主体、以解决农民土地问题为主诉的共产革命，为何在这场革命成功之后，在以农民出身者为干部主体的政权统治之下，农民反而被剥夺得最彻底？！
辛 亥革命是小知识份子、市民与军人为主体的革命，按照中共的政治逻辑，这场革命不代表工农为主体的底层人民利益。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因为以农民 为主体成员，方能代表农民利益。但无论是辛亥革命后的北洋政府还是其后通过国民革命（比如北伐）建立的国民政府，都从未将农民变成一无所有的三无人员，也 从未限制过农民迁入城市。反而是共产革命之后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政权，不仅将农民剥夺成了一无所有的阶层，还严格限制农民进城，而提出剥夺农民迁徙自由的 人，正好是出身于农民的“伟大革命领袖”毛泽东。
这段历史正好证明，以当政者出身的阶级属性来断言他们将天然成为其出身阶级的利益代表的“阶级论”是多么荒谬。
一个世纪以来，大陆“民生”问题未获解决，在于民权未获解决。而解决民权，从来不是农民革命的要求，而是资产阶级革命的要求；1989年以后，则是各种以争取权利为核心诉求的颜色革命的要求。利比亚的花革命，不仅仅是“民生”问题——卡扎菲的“民生”在大陆官媒眼里是十倍强于中国大陆的，更重要的是民权问题！
辛 亥革命百年之际，人民比照百年前的清政府，比照孙中山创建的中华民国，在比照当今的大陆社会现状，不由得产生如火如荼的的民国热，这并非立足于对民国的理 想化，而是建立在对斯大林体制罪错的深切认识上。如今中华民国在台湾已经实现了自由经济，保障公民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平均地权，实行民治民有民享；没有了 党禁报禁，实行民主、自由、平等、人权；至今，中华民国已经是经济繁荣、政治昌明、文化发达，人性解放和社会自由的全世界华人社区的民主灯塔和典范。如果 有五毛还要强词夺理的话，笔者只有一句话问：至少台湾没有三聚氰胺和地沟油，而大陆呢？！生存权尚且不保，遑论其他权利和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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