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官民关系已经被网络彻底改变

中国官民关系已经被网络彻底改变_颜昌海的博客

德国《时代周刊》近期通过吴法天微博约架事件，以“共产党的博客反击战”为题，分析了网络对中国舆论生态的影响，并认为中国政府与民众的关系已经被互联网所改变。该报指出：“约架事件上传的视频中，至少可以看出吴法天被鸡蛋击中，这已经很令人吃惊了。在中国，对政权持批评态度的人士生活在危险中，这点大家都知道；然而，在争论中站在党的立场上也会带来危险，这绝对是新鲜事。政府不仅仅拥有最强大的宣传机器，同时还具有最强大的审查机器。连吴法天都突然要面临皮肉之苦，可见互联网对公共舆论的影响有多大。”

该报认为，五亿多网民在同一个国家中使用同一种文字，这是全球最大规模的能够相互引起共鸣的群体。《时代周报》接着写道：“推特与Facebook在中国遭屏蔽，但是3年前就有了新浪微博。这个3亿多用户的网站意味着什么？中国政府在一年前有着深刻体会。当时，因信号系统故障，两列火车在温州市郊追尾，40人丧生。铁道部愚蠢地企图掩盖这起事故，但是他们掩埋残骸的画面被围观者纪录下来发布上网，引起了公愤，即便是传统的媒体也开始抵制当局的审查。不少报纸在头版开天窗，让读者知道，报社不被允许写自己想写的东西。此后又揭发出多起丑闻，微博用户开始留心前往事故现场官员手上佩戴的名贵手表，并且断定，只有用腐败赃款才能买得起这些手表。”

该报在文章末尾指出：“网络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政府与民众的关系。尽管老大哥依然在监视民众，但是现在民众也在充满批判地回望。中国的舆论生态已经变得更加复杂、也更加令人激动。无数的人都在为权益与言论自主而斗争。”

这种中国官民关系已经被网络彻底改变的现状，不仅德国媒体深有感触，中国官媒更是如临大敌。7月31日，《人民日报》海外版发表了一篇文章，称美国“以‘网络自由’为号召，以维权律师、地下宗教、异见人士、网络领袖、弱势人群为核心，以期通过’自下而上‘的方式渗透中国基层，为中国的’改变创造条件”。自然，这种说法也引起了舆论的广泛关注。

这篇文章的题目是“中国真正的挑战来自哪里”，作者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所美国所所长袁鹏。文章一开始就断言说中国“真正的难题不是国际和周边局势，而是内部的体制变革和社会生态；真正的威胁不是军事冲突，而是金融、社会、网络、外交等非军事麻烦。”应该说这个判断不无道理。接下来，作者却大谈美国的中国战略，指出美国会利用这些麻烦来阻止中国的崛起，似乎之所以中国会出现这样的现状，全都是美国人造成的，和直接统治者的大陆官方毫无瓜葛。

在提出被简称为“维教异网弱”的新“黑五类”人群之后，文章的结论是，“中国宜转变传统思维方式和战略观念，将国家安全防范的重心由局部的外在军事冲突风险转向全面的内部体制机制重塑。”在很多人看来，这无异于说，要严厉控制和打击新“黑五类”，防止他们被美国利用来颠覆中国政权。

以国家利益和政权稳定为名，将一部分人从民众中分离出来，作为防范和打击的对象，而且刚好是“五类人”，这自然让人想到“黑五类”。那是文革期间为一部分公民确立的政治身份，即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简称“地富反坏右”。被戴上这些帽子的人及其家庭成员，失去了大多政治权利，成为专政对象。他们随时可能被拉出来批斗、毒打和羞辱，在求学、求职、晋级、分房、医疗等各个方面的机会和福利都被剥夺，还被要求进行灵魂的自我改造。而与之相对的“红五类”，即政治身份为工人、农民、商人、学生 和革命军人的人（简称“工农兵学商”），则在社会资源占有和利益分配上公然拥有更多的特权。在文革高峰期，红卫兵变本加厉，私设刑堂和拘押场所，致使“黑五类”惨遭迫害。1979年，中国政府作出对"黑五类"摘帽的决定。

专制政权的惯用伎俩有两个，一是对外塑造敌人。煽动民族主义情绪，灌输仇恨意识，充分夸张和想像，制造一个或多个阴险狠毒的国际敌人。二是对内挑拨分裂，划分等级，挑起群众斗群众。袁鹏的这篇文章，体现的就是这种思维。仿佛恐怖的昔日重新降临，难怪网络一片唏嘘。

但是世易时移，新“黑五类”与老“黑五类”大不相同。老“黑五类”基于阶级立场，通过多数人对少数人实行专政，肆意剥夺他们的公民权利。新“黑五类”则是基于权利意识，是为自己和大多数人主张公民权利的人。尤其令人瞩目的是，一个政府不仅不能保护将弱势人群，还将之视为威胁国家崛起的障碍，正如网络人士评论的那样，是一种赤裸裸的纳粹思维，也把大多数人纳入了维稳范畴，变成了名副其实的“与人民为敌”。

事实上统治者不需要袁鹏的提醒，早已经将“国家安全防范”的重心，由外在的军事冲突转向全面的“内部体制和机制塑造”，这就是广为流传的“维稳经费高于军费”的统治状况。这种状况能持续多久，连统治者内部都日夜焦虑，更不用说接受袁先生的建议，继续“转向”和扩大“塑造”了。值得注意的是，新“黑五类”和袁鹏有着共同的判断和吁请，同样认为应该“转向全面的内部体制和机制塑造”，“为改变中国创造条件”。区别在于，前者是为了维护统治者利益，主张打压新“黑五类”；后者是为了维护公民权利，视新公民权利为社会的希望所在。也正如袁先生所说，新“黑五类”正在改变中国，将为中国带来更多的公平正义与财富，而不仅仅是维护新“红五类”统治利益的所谓“国家的崛起”。

如何有效地帮助低收入的社会群体，不仅是中国政府政府面临的急需解决的难题，而且是先富起来的部分国民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但由于政治体制瓶颈的局限和文化传统，宗教信仰等方面的因素，中国的两极分化已形成了很大的鸿沟，似乎富人还没有认识到关系个人财富和安全的这一问题的重要性，贫者更贫，富者更富，正在把社会推向激烈动荡的危险边缘，近期的中央政治局没有回避这方面的矛盾，但也没有使人看到切实有效的措施，为此不由人深感忧虑和激愤。